如是，我们才能发现非常多的非婚同居实际上与婚姻并无区别；才能使用关于婚姻的一般理论去解释它们，而不至于另外发明出一些奇谈怪论。如是，我们才能明白“一夫一妻制”这个惯用词汇在社会现实中的荒谬；[4]才能解释“性－－爱情－－婚姻”这个实体存在系统的社会化、社会运行与历史命运。
3.应该用个体的细小社会行为对理论进行证伪
按照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人总是在权衡了投入与产出之后才行动的。社会学则认为，原因远比这复杂和广阔得多。我们拥有文化脚本、社会结构、交换、互动、戏剧等一大批成熟的理论。可是预防艾滋病的工作却总是遇到一些“小”问题。例如，国际上在推广“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避孕套）”时，总是有些人没有达到百分之百，而且确实可以归结为种种小概率的、离散的、细微的主客观原因，诸如安全套的包装打不开、时间来不及等等。那么，社会学认为这些“小事”是不是社会行为，应该不应该、能不能运用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呢？尽管社会学不想也不能解释个体的100％的细小的社会行为，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去提高“解释率”的托辞。
反过来看，更重要的是艾滋病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新视角：尽管社会学不一定非要深化和细化到行为学的地步，但是我们的一切宏大理论，都应该在个体的细小行为中进行证伪，否则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例如：某个防病意识极强的人，如果仅仅由于打不开而不使用安全套，那么文化脚本理论就必须补充或者修改；至少也应该把文化对人的行为的作用加上诸多的、甚至是繁琐的前提条件。再如，无论我们运用哪种理论来解释性伴侣的行为，如果他们仅仅由于来不及而不使用安全套，那么我们所运用的那种理论就不得不在解释这种“例外”的过程中修正自己，而不应该靠马上换用另外一种理论来回避挑战。
总之：理论虽然常常在阐述着行为是什么，但是许许多多细小的社会行为却可以说明理论不是什么，至少也是不适用于什么。这对发展我们的理论实在是大好事。
4.在实证方法上，艾滋病推了我们一把
众所周知，艾滋病的性传播和吸毒传播都极度隐秘。尽管任何一本社会学教科书里都列举了齐全的社会调查方法，但是防病工作仍然觉得不解渴，仍然在向我们呼唤着：方法、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
对社会学来说，这恐怕还是一个视角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常常只是把各种调查方法并列，至多提倡“相结合”；另一方面，我们又常常陷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争的思路里。
其实，要想实证地了解人的社会行为，恐怕只有3种方法：第一是“监测”，就是几乎一切自然科学所采用的那种方法论原则：通过实地的查验和计量来发现和确认行为；第二种方法是“证实”，就是司法界所采用的那种方法：使用证据来证明行为，哪怕没有现场监测也可以。第三种方法是“询问”，就是我们社会学最经常使用的方法：依据被调查者的主诉来确定行为。
无疑，这3种方法绝不是并列的，它们本身的真实程度就在递减，而不在于收集到的资料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也就是说，即便使用了最好的量化问卷，只要采取的是第二种方法（证实）或者第三种方法（询问），那么所获得的资料的真实程度，肯定仍然低于采取第一种方法（监测）所获得的、哪怕是定性的资料。
因此，仅就社会行为的确定而言，我国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发展方向，既不是继续定性与定量之争，也不是仅仅平面地拼接多种方法，而是应该设法从询问走向证实，再走向监测。
好在艾滋病迫使一些研究者发明了高招，可以供我们借鉴。例如：性产业参与双方使用安全套的频率，是防病工作中至关重要的数据。在“询问”了多年却依然莫名其糊涂之后，有的研究者终于开始向“性服务小姐”收购使用过的安全套，（Tabrizi，2000）于是“询问”就走向了“证实”。再如，“小姐”每天平均的接客人次，也是至关重要的数据。有的研究者开始时是把“小姐”的主诉情况与“妈咪”（老鸨）进行核对，从“询问”走向“证实”；然后又观测和记录所有客人的进出情况，（潘绥铭：1999）于是又走向“监测”。
当然，仅仅研究行为远远不够，而大多数非行为的现象往往又无法监测，甚至无法像司法界那样加以证实。那么，就请在“询问”中高度地强调测谎，因为虽然一切测谎手段都不能使我们知道“真实”究竟是什么，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把虚假剔除出去。我们也就走在从“询问”到“证实”的半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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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所引用的关于艾滋病传播的概率，均引自《美国人的性生活》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该书的美国作者已经在书中论述了，只有这些传播概率才是真正经过科学验证的。其它一切关于容易传播的说法，都是人们的想象，或者是个别情况。
[2]国际上对预防艾滋病的资金投入，其大无比。（仅就笔者所知，最近5年里已经或者将要投入中国的总经费就超过3000万美元。）因此许多其他学科的、原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都认为：只要与艾滋病挂钩，就可以获得空前数额的资助，故而戏称为“搭乘艾滋病列车”。
[3]例如，某份在北京各大学里广为散发的宣传材料，就堂而皇之地把“婚前同居”列为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之一；而一些婚姻社会学的专家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再婚也可能传播艾滋病。
[4]夫或妻，必法定者方可称之。若某人有多个性伴侣，但其中的法定的夫或妻却只有一个；另一人有性伴侣无数，却连一个法定的夫或妻也没有。他们违背“一夫一妻制”乎？
17_性革命分析：中国人“初级生活圈”的变革
中国的性存在[1]之变：是进化还是革命？
按照国际学术界的通常说法，性存在的变化一般表现在5个方面：性的公开程度、女性之性、性行为、性关系、性的主流价值观。[2]但是，这些变化怎样才算是已经达到“性革命”的程度，学者们却众说纷纭。这也是本文试图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首先请看对于一些最主要的例证的描述。其中的一些指标为了便于理解，已经转化为百分制的得分（100分为最高）。
这里要强调的是：大多数性活动都与人的年龄显著相关，如果我们仅仅考察人们现在正在做什么，那么年轻人的性活动肯定比老年人更多，结果也就无法论证是否发生了历史的变化。因此，笔者下面所列出的各种百分比，基本上是“个人生活史中的累计发生率”。也就是说，在迄今为止的一辈子里，只要有过一次就算“有”。这是因为。按理说人越老，从事某种性活动的机会就会越累计越多；如果年轻人在短短的生命中也达到或者超过老人，那么变化就肯定存在，而且变化的幅度也就反映出来了。（见表17－1）
表17－1：性存在之变的描述总结
变化
内容
调查中的指标
或者具体提问
性
别
40岁以上全体
40岁
以下
全体
其中的城市人
其中最多的年龄段
具体
数字
性的
公开化
知道男女性高潮和阴蒂位置的百分制得分
男
54.2
65.1
67.2
25-29岁
68.1
女
32.9
47.2
59.6
20-24岁
66.7
婚内
性行为
在3种性爱抚方式中自己采用过几种
1.81种
2.55种
2.71种
25-29岁
2.80种
在4种其他性交方式[3]中自己采用过几种
0.81种
1.33种
1.69种
30-34岁
1.94种
性关系：
婚前
有过任何一种婚前性行为[4]
男
45.7%
55.2%
62.9%
25-29岁
72.2%
女
24.1%
32.4%
37.6%
25-29岁
46.2%
婚前与别人有过性行为
男
13.6%
17.2%
23.1%
30-34岁
34.9%
女
4.7%
5.4%
8.6%
30-34岁
15.9%
性关系：
多伴侣
所有人一生中有过一个以上性伴侣[5]
男
20.8%
28.1%
39.0%
30-34岁
45.8%
女
5.5%
7.1%
8.9%
30-34岁
17.7%
在婚者[6]一生中有过婚外性伴侣
男
15.1%
18.6%
23.9%
30-34
36.0%
女
6.3%
8.4%
12.1%
30-34
19.4%
性交易
男人曾经以钱或重礼换性
7.6%
12.5%
15.1%
25-29岁
20.6%
男人嫖过娼
6.4%
11.3%
12.3%
25-29岁
16.7%
如表17－1所示，随着时代的进展，除了女性婚前与别人的性行为这个指标之外，上面所列举的全部指标都出现了显著的增加，而且即使在40岁以下的城市男性中，代际增加也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