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这，足以称之为“性革命”。[8]
不过，上述各项指标的城乡差异、性别差异和文化程度的差异也都显著，说明性革命主要发生在城市较年轻和较有文化的男性人口中。
但是，光有这些单一的发生百分比还不够，需要有一些更加全面的综合指标来说明性革命的状况。因此笔者按照性革命的主要内容，依次派生出如下指标。它们将作为本文后面分析与论述的“靶”（目标变量）。
1．性信息接受程度。它是社会上的性的公开化在个体身上的反映，包括“知晓性高潮与阴蒂位置”这两个最基本的性知识，通过因子分析生成（图17－2）。
图17－2
2．婚内性行为开放度。它是对“爱抚方式、性交方式使用数”进行因子分析所产生（图17－3）。
图17－3
3．婚前性行为的综合开放度。笔者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把3个因素加入婚前性行为：发生在登记前还是婚礼前、与配偶还是与别人发生、与几个人发生过；形成了这样一个可以反映更多内容的指标。其代际差异很明显（图17－4）：
图17－4
4．多伴侣性行为开放度。笔者通过因子分析，把“与多少人有过”这个因素加进“是否发生过”。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男性中的代际差异要比女性更大一些，因为女性即使有多伴侣，人数上的差别也不大（图17－5）。
图17－5
5．性交易综合程度。由于男人的性交易和嫖娼行为的比例不很高而且有重叠，因此笔者把两者合并起来考察，[9]加入了“多久以前有过”和“与多少人有过”这样两个因素。结果情况就变了：性交易和嫖娼的发生率都最多的，是25－29岁的男人们；可是在性交易的综合开放程度方面，他们反而成为最低的；而35－44岁之间的男性却成为综合开放程度最高的。这是因为前者“尝鲜”的可能性更大，而后者的性交易则更加倾向于时间长、人数多（图17－6）。
图17－6
问题与立论
既然是讨论性革命问题，那么性存在当然就是中心与根本。
西方的许多著名社会思想家，往往把性存在作为一个实体的和本体的概念来使用，倾向于认为性存在可以独立地、直接地起作用和被作用。因此，从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1972）到福柯的《性史》（1981）再到吉登斯的《亲密关系的变革》（1997），虽然相互间的区别与争论都很大，但是在这一点上最多也只是殊途同归。
这在20世纪的西方情境中，可能是不言自明的公理。可是在当今的中国，虽然“性”这个字已经很常见了，但是“性存在”这个概念却连一个统一的译名都很难有。尤其在中国古代，别说性存在，就连“性”这样一个唯生物学意义上的独立概念也根本没有。最相近的词汇是“情”与“色”，或者是动作化的“敦伦”等等。
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传统中国，就象“人”从来也不是指个体，而且从来是被包含在“家”里一样；“性”也一直不是独立的主体，而是被淹没在某种更大更综合的实体之中？
例如，我们可以把1919年之前中国的“性规范”总结为：
以生殖为首要目标（性的唯生殖目的论）；
以“女为男用”为根本的性别角色规范；
以婚姻为主宰；
以“恩爱”贬斥浪漫爱情来调节性关系；
以反对“寻欢作乐”作为性活动的质的标准；
以男人的“劳色伤身”为性活动的量的极限；
以“许做不许说”为社会传播的禁忌；
以“防患于未然”和“各人自扫门前雪，专管他人床上事”为社会控制手段；
以排斥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任何性表现为年龄界限。
可是从这些规范来看，每一条都是分别针对某一个与“性”有关的方面或者活动，却没有一个分明的“性”的实体与概念。所以，我们恐怕无法讨论一个说不清是什么的事物为什么会革命。
从这样一种国情出发，笔者以为，至少在研究性问题和解释当今中国的性革命时，恐怕很难直接把“性”作为独立的与本体的实体单位、概念和讨论起点，而是应该首先构建和运用“初级生活圈”这个概念――人类最基本生活中的各种活动之间的关系与作用的总和。
性行为与人类其他活动的最大不同，就是它总是倾向于发生在两个异性之间；又总是倾向于带来生殖与某种人际关系。这就构成了一种主流的模式（图17－7）：
图17－7：初级生活圈的示意图
爱情婚姻
男性存在女
供养生殖供养
成长孩子成长
笔者把这个主流模式（并不贬斥任何其他形式）称为人的“初级生活圈”，因为从个体的产生与成长来看，它就是最初的“社会”；从社会的构成来看，它又是最初级的“单元”；从历史发展来看，它源远流长，目前也并没有崩溃。
如果仅仅看静态结构，上述示意图与核心家庭的构成图很相似。但是两者在研究视角和理论立场上有三个最主要的区别：
第一，通常所说的家庭，一般都是首先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使用，然后才谈得到其内部结构。初级生活圈概念则是首先把各种活动视为相对独立物，然后才能谈论它们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圈”。通俗地说，家庭概念像是从外面看一个房子及其结构，而初级生活圈则像是在看各种建材如何组合，又形成了什么。
第二，家庭的概念主要意味着一些个人的聚居，因此个人是它的最基本构成单位，这些人的人际关系则是它表述的中心。初级生活圈的概念则是专注于人的行为，尤其是这些行为所发生的相互作用。所以它突出的是最基本生活中的各种“活动”，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那个“场状”的范畴。
第三，在家庭的概念中，家庭成员之间哪怕没有性关系也罢（例如“单亲家庭”）。可是初级生活圈的概念却是以两个人的性存在的互动为源起、核心与纽带。即使是孩子，也仍然是以性存在为源起与核心，例如，各个人类社会都倾向于把性成熟作为孩子成年的主要标志。
因为有这三点区别，所以在家庭的概念体系中，“性”一般被作为可以相对独立的“构件”；可是在初级生活圈的概念体系中，性存在只是一种状况，一种由它与其他所有活动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所塑造的状况。
也正是因为有这三点不同，笔者无意用初级生活圈的概念来取代或者修改家庭的概念，只是认为至少在研究性问题时，前者的解释力强于后者。
认识这样一个初级生活圈的实体并且运用它的概念，就比较容易理解中国古代性文化了。那时的性存在之所以无法独立化、本体化和个人化，就是因为上述的那些性规范恰恰并不是直接地去控制人的性存在，而是把初级生活圈里几乎所有其他活动的价值都抬得远远高于性存在。
于是，在这样一种厚此薄彼的相互关系与作用之中，性存在并不是被压抑了，也不是被禁锢了，而是被淹没了。直到“文革”，性存在之所以会从文化表现中消失，也并不是因为有哪个头头下令要专门去压抑它，而是因为那时初级生活圈里的几乎所有活动都被偷换成无比伟大的“革命”了。
同理，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类似“性压抑”的现象，其实既不是出于基督教那样的“视性为罪”，也不是出于民间的“以性为耻、脏、丑”，而是因为“性”哪怕有一点点本体化和自身价值，都会牵动初级生活圈里的所有活动的相互关系，都有可能妨碍甚至破坏“大目标”的实现。因此，“性”才被规定为本文前面所述的那样，而且只要它保持那样，就成为合理的存在，就会受到“食色性也”那样的肯定，还会受到“君子之道，五日一御”（《诗经》）那样的保护甚至支持。
这些规范之所以能够维系千年之久，证明它们不但恰如其分而且卓有成效。但是这也反过来预示：当前中国的性革命的原因，恐怕主要地并不是西风东渐或者人心不古或者社会失控，而是在初级生活圈里，性存在与其他活动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急剧地改变了。
这就是本文的立意。作为对照，本文还会比较一下，通常所说的“社会作用”究竟比初级生活圈变化的作用大还是小。
撼基之变：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
在传统中国，性的唯一目的被规定为“传宗接代”。这是当时的初级生活圈里的根基与支柱，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这种“性的唯生殖目的论”来源于祖先崇拜，产生了性关系方面的“忠贞”和性行为方面的“正经”。
例如，中国的儒家和佛家的先贤们只字不提具体的性行为方式，道家“房中术”反而赞扬与鼓励性技巧；可是为什么在人们的性生活实践中却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以至成为当今性革命的目标之一？无他，就是因为性应该是“为后，非为色也”。
同样，传统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也不仅仅在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还因为作为一个生儿育女的工具，她们的性存在毫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