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火山：性与爱情的关系之变
在传统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里，由于爱情被规定为夫妻恩爱，所以它虽然也淹没性，却一般不会造成严重冲突。于是我们在“孔雀东南飞”和“牛郎织女”这样的民间爱情故事里，很难找到性，也很难找到“性压抑”。
“五四”给中国人引进了西方浪漫爱情观，但是却带着19世纪末虚伪的“纯情”色彩。结果在整个20世纪中，唯独中文里有“情爱”与“性爱”之分，而且直到20世纪末笔者调查时，倾向于信仰“情爱”而贬斥“性爱”的人仍然占到总体的93.2％，是所有13个性观念问题中回答最一面倒的。
但是，性观念的这种大一统，只能掩盖却不能消除性其实比爱更有力这一现实。例如，互爱程度、相互体贴程度和日常亲昵程度这3个最能体现夫妻爱情的因素，都没有对夫妻的性高潮频率产生显著作用。相反，性高潮是多还是少，却显著地影响了前三个因素。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性还是性，还是对爱情发挥着显著的作用；而爱却对性无能为力。
这种真实的性与爱的关系，显著地表现在40岁以下男女中的一种“奇怪”现象上：
自己越不爱配偶，就越可能在婚外有性，这个常识在统计分析中到了证实；但是自己在婚内的性生活越频繁、性高潮越多，发生婚外性行为的可能性反而越大。反过来也一样：自己越是有过婚外性行为，对配偶的感情就越淡漠；可是婚内性生活频率和自己获得性高潮的频率却越高。这种现象在男性中表现得比在女性中更为显著，可是在更老的夫妻中却并不显著。
这也许可以说明，在性与爱这个隐藏最深的相互关系中，性也开始独立地发挥出与爱情方向相反的作用。这也是性革命的动因和表现之一。
女性的性革命
在上面的所有描述里，都潜含着这方面的现实。也就是说，虽然女性在性革命几乎所有方面的指标都显著地低于男性，但是年轻女性的各项指标却几乎都显著地高于年老女性。
这说明，虽然性革命中的性别冲突会日益加剧，但是这就像是男女一同赛跑；最快的女性固然也总是亚军，但是在她的背后，还有许多女人刚离开起跑线。因此，尽管目前中国的许多女性正开始讨论女人该不该性革命，可实际上的问题却在于：性革命对哪些女性有利或者不利。
由于笔者缺乏社会性别方面的理论素养，所以不展开讨论了，仅举一个例证：
一般来说，中国的男女平等还是趋向于进步的，因此具体到夫妻性生活里，认为自己曾经被迫与丈夫性交的妻子，应该逐渐减少才对。可是统计结果却恰恰相反：不但在越年轻的女性里说自己曾经被迫过的越多，而且夫妻越相爱的女性，说自己曾经被迫的也越显著地多。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在性生活这个领域里，男女平等还任重道远。但是如果越年轻反而越不平等，那么哪怕这是发生在隐秘世界里，也实在不容易说通。笔者以为，这更加可能是女性主体意识和维权意识的日益觉醒，促使年轻女性改变了上辈对于“被迫”的判定标准。这可能就是将来的性别冲突的焦点之一；或者说，小变的男性将不得不面对大变的女性的挑战。
总结
以上分别地描述了性与生殖、爱情与婚姻、性与婚姻、爱情与性这4种相互关系的变化情况。可是，这4种关系之间也在相互作用着。例如：以前的通奸充其量也只能美称为偷情，而现在则被称为婚外“恋”，而且越是投入其中的人越坚持这样称呼。这就不仅仅是性与婚姻的关系之变的单独作用了。在其中，爱情与婚姻的关系之变也在发挥作用（从“先结婚后恋爱”到“爱是婚的前提，婚却不是爱的藩篱”）；爱情与性的关系之变也参加了进来（从“纯情至上”到“有爱必有性”）；在它们的背后则是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提供了舞台；如果当事人有子女，那么教养与前面所有活动的关系之变（从“亲情神圣”到个人性爱的张扬）也就不可避免地发挥着作用。
据此，笔者这样来总结性革命的由来：以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为基础，以婚姻承认性的价值为起点，以爱情高于婚姻为旗帜，以性爱挣脱情爱为助力，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里各活动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恰当的政治文化历史时期内，不等量地却几乎同时地发生了变化并且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催生性革命的合力。
社会的作用更大还是更小？
就中国当前的性革命而言，笔者丝毫不想贬低社会变迁所发挥的作用，反而可以提供许多实证分析的例证。例如，正如吉登斯（1990）对于现代性的论述那样，中国城市里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也日益明显，“陌生人社会”已经形成。因此，过去那种依赖于“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的道德制约基本上瓦解了；因此“性革命”才会主要发生在城市里。
笔者的调查数据里的例证是：城市人在什么性质的单位里工作，与该人是否发生过任何一种非婚性行为，都没有显著的关系。也就是说，过去的“单位制度”即使不是消失了，也是失效了。甚至就连是不是党员，也与是否发生过各种非婚性行为很少有显著关系了。
更能够说明问题的是：“进城农民”（住在城里多于1个月少于5年）这个阶层的性关系和性行为，在几乎所有测量指标上，都处于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之间，而且几乎都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可是笔者关注的是：与初级生活圈内各个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相比较，社会作用究竟是更大还是更小。因此笔者设置了这样一些变量组[13]：阶层归属[14]、社区性文化[15]、个人的性脚本[16]；然后，笔者把它们与本文第二节所述的4个综合开放度（性信息、婚内性行为、多伴侣、男人的性交易）进行相关分析，[17]以便发现它们对于性革命的作用强度[18]。
对于初级生活圈的作用，笔者设置了另外5个变量组：性能量（性兴趣强度与性功能良好程度）、生殖（人流与怀孕恐惧）、婚姻（般配程度、家务分担与夫妻暴力）、爱情（体贴、亲昵与相互感情深度）、性生活满意度（性高潮频率与总的满意度）；也来考察它们对于性革命4个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强度。
笔者分析的是城市40岁以下的人口，因为性革命主要发生在他们中间。为了便于阅读，只列出各个变量组的作用强度排列在第几位。同时，由于男女的情况相去甚远，所以分别列出（表17－8和表17－9）。
表17－8：男性中社会作用与初级生活圈作用的比较
作用
对象
社会作用
初级生活圈的作用
阶层
社区
性脚本
性能量
性满意
婚姻
爱情
性信息
5
6
1
3
2
4
7
性行为
5
6
3
4
1
2
7
多伴侣
4
7
1
3
6
2
5
性交易
7
3
2
1
5
6
4
从表17－8中可以看出，对于40岁以下的城市男性来说，阶层归属和所在社区的性文化这两个原来很重要的因素，现在所发挥的作用都很效力，只有社区性文化对性交易的作用大一些，可能是因为在不同的社区里，性产业的发展情况不同。
与此相对照，在初级生活圈的各种活动里，除了爱情以外，其他3种活动的作用普遍大于阶层归属与社区性文化的作用。这可以大体上证明，笔者的立论基本上是适合生活现实的：初级生活圈之变对于性革命出现的作用，大于社会的作用。
但是表2也提醒笔者补充和发展自己的立论，主要是在两个地方：
第一，在社会作用里，只有个人性脚本的作用非常强烈，既超过初级生活圈里各活动的作用，也超过阶层与社区的作用。因此，至少对于城市40岁以下的男性来说，把个人的性脚本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可能会更加切合实际。因此，表2所表明的就是：40岁以下城市男性的性存在，既开始脱离传统的社会控制，又开始逃避初级生活圈里各活动及其相互作用的制约，表现出很强的自主能动性。这大约就是性革命之所以主要发生在他们中间的首要原因。
第二，对于男性接受性信息与自己的性行为而言，爱情的作用在所有被考察的因素中最小，但是对于他们的多伴侣行为和性交易来说，爱情的作用虽然不大，却大体上处于所有被考察因素的中间位置，而且分别强于阶层归属和社区性文化的作用。这可能说明：在面对不同目标时，爱情在男性身上的着力点和力度都不同。因此，在完善初级生活圈概念时，需要把性与爱、爱与婚的关系更多地放在社会性别的视角下来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