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忽然用了一种非常尖刻的语气讽刺幕僚,表示他洞察一切,不会受到僚属们的蒙蔽(即使他们是他的亲信),这是一个自以为精明的大僚时刻不忘记要做的事情."诸公平日与子充情意未孚,议论多有枘凿,不想今日公而忘私,如此推许他,看来也只好让他去燕京走一遭了.只是他将来成得大功回来,名利双收,诸公看了,休得眼红."
然后,他又郑重其事地叮嘱今天会议的内容,千万不要让"摩睺罗"知道.
"蔡副使昨日新纳宠姬,醇酒妇人,还忙不过来,"他轻蔑地说,"不必用这种军中的机密事去烦他了."
(三)
童贯的说话中带着一根令人难以咽下去的骨刺,但是大家既然齐心协力地把这场祸水推开去了,管他咽得下、咽不下这根骨刺,都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会场.只有刘鞈一个人的心情反而十分沉重起来.
原来今天刘鞈在会议中,起先打算推举的出使人选,并不是如他后来点头承认的马扩,而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提名的儿子子羽.刘鞈所以有勇气敢于排除一切顾虑,打破常规,把儿子的名字提出来,因为有双重理由支持他:对公来说,遣使谕降,确是当前的要着,需要一个能够胜任的人选去充当使臣.对私来说,子羽参军以来,只在参谋处当一名无足轻重的掌书记,办些例行公事,还没有机会表现出他的非凡的才华.目前战场上既无用武之地,让他出使一行,正是他探虎穴、取虎子,为自己造成脱颖而出的唯一机会.现在这个机会恰巧落在他的脚下,白白错过了.岂非十分可惜?
可是他毕竟提得太轻率了,话一说出口,他的勇气就骤然消失.眼前这幅图景实在太可怖了,谁要出使去,谁就可能遭遇赵、张两个遭遇的命运.内举不避亲,固然为《春秋》所美,把儿子推上死路去,却也是大乖人情的.他想推荐儿子出去大显身手,这只有十分之一的可能,而推荐儿子走上死路,倒是十拿九稳.律以天理人性、圣人的教训,都是煞费踌躇的事情.他好像一个"客气"用事的战士,乍听得战争的号角声,没有多考虑一下,立刻就披坚执锐,冲上第一线,可是一看到剧烈的战斗和一批批倒下来的战死者,他忽然害怕了,畏缩了,发起抖来,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多谢赵良嗣忽然提出了马子充的名字,替他解了围.
他承认,从担负这项任务的任何条件来说,马扩都比他儿子强.他对这两个青年人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了解,可以作出十分公平、正确的判断来.他后来同意马扩,推荐马扩,从公事的立场来说完全可以心安理得.
可是"良心"呢?对于他,除了公事,还有一个反躬自问的良心问题.
他想起圣人之训.他明明想推荐儿子,临时又产生了恐怖心,反而硬说他想推荐的就是马扩.这首先就犯了"欺人"的罪名,把可能要压到自己儿子头上来的杀身之祸,转嫁到马扩身上去,这又大有背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还有他与马氏父子素来熟识,彼此很有交情,当年在静塞古堡和羌人谈判后,他从一个中级官员,一跃而升至微猷阁待制的显要地位,这一大半是靠马政的功劳.人之父有德于己,而推祸及其子,"以怨报德",又是圣人所深戒的.一举而有三失,显然违背了他平日自持的道德标准,使他十分内疚起来.
道德家用道德来炫惑别人,好像魔术家用魔术来炫惑观众一样,他虽然要求别人相信这是真实的,他自己的内心中却十分明白那是虚伪的.道德可以用来约束别人的行为,但决不能约束道德家本人的行为.这在业余的道德家固然如此,在专业的道德家则尤其是这样.
要替刘鞈说句公道话.在专业的道德家中间他确是个例外的人物.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用道德来欺骗别人,同时也欺骗自己,两者都没有自觉.他对别人提出很高的要求时,确信自己也可以做到,当他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时,认为别人也应该达到这个标准.他从来不怀疑自己是个真正的"君子",因此才可能在这类纯粹属于利害关系的考虑上感到内疚的痛苦,感到所谓"良心"上的不安.这使他成为一个典型的中间人物.
怀着这颗内疚的心,他回到参谋处,就把儿子找来,详细地告诉他会议的结果(只是隐瞒了他最初要把儿子推荐上去的心理活动),要他立刻去转告马扩,使他心理上有所准备.如果马扩对于这项使命没有异议,那么八面摆平,皆大欢喜,谁也不必替谁负责.如果马扩不愿出使,那么他在事前已经通知过他,使他赢得时间,可以在宣抚使面前托词婉辞这个差使.而他自己也可借此弥缝心里的内疚,减轻精神负担,偿付这笔道德上的债务.
但是并非道德家的儿子跟父亲的想法却不一样.
既然这番出使如此重要,又是如此危险,那么父亲为什么不替他争取?越是危险的地方,他越要挺身而上,以炫耀自己的勇敢,显示出自己无所畏惧的气概.
"马子充去得了的地方,为什么我刘彦修就不能去?"这个大好的机会被郎罢(他也是个福建人)生生错过了.现在他既不能使宣抚使推翻成议,改变出使人选,又不愿屈居马扩之下,要求去当他的副使.这两件都做不到,他只好等以后的机会再说,心里十分懊恼.
他到宣抚司去找马扩,没有找到他.
"这个马子充算得是什么宣抚司的人?"司里的人员抱怨道,"你要找他,还是到他娘家去找,才有着落."
"休提那个姓马的小子!他是匹没笼头的野马,既不应卯,又不请假,到处乱跑,几天也没有影子."
"宣相刚才找不到他,正在大发雷霆.已经打发五七个人到处去追寻他了."
刘子羽连夜赶到统帅部去找他,那里的人也说已有好几天没见马子充了.两处都没有他的踪迹,这匹没笼头的野马跑到哪里去了?
①这是当时对辽统治地区中的广大汉族人民的统称,并无贬义.
②元祐是宋哲宗年号.元祐九年(1094)四月改元为绍圣.
第十四章
(一)
马扩虽然属于宣抚司编制,却是一个超然于宣抚司共同利害、共同行止的"编外"人员.宣抚司的同僚们不仅不把他看作同僚,还要千方百计地把他排除在他们的小圈子以外.他们一致把马扩看成为一匹不羁之马,甚至是一匹害群之马、一个化外之氓、一名异端分子,总而言之,他是宣抚司机关内部的一个"叛逆".
西军出身的马扩,对于宣抚司具有一种先天的抗拒性,两者原来就是格格不入的.但这一点还不是他成为叛逆的唯一原因,宣抚司里也有西军出身的人,他们好像是加工过的腌肉、腊肉、风肉,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味道,变得比较可以或者完全可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而和新的僚友们沆瀣一气了.
马扩却是一个完全没有希望加工改造的顽固分子.他知道在宣抚司当差,必须随时摆出(或者至少是随时装出)一副对统帅部深恶痛绝、咬牙切齿的表情.哪怕是碰到一件极小的事情,只要是统帅部提供的、主张的,首先就要不分青红皂白地痛骂一通,然后再去弄清楚它的内容和实况,谈起一个统帅部的人员,哪怕他是极为普通的将领或工作人员,也要把他放在明显的敌对地位上加以恶毒的讽刺、怒斥.这样才能取得和宣抚司同僚们和哀共济的效果.换句话说,小范围内的"和衷共济"是要以牺牲大范围的"和衷共济"为条件才能取到手的.
可是这个化外之氓的马扩偏偏不肯按照这个公式跟同僚们"和衷共济".他不掩盖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感情.统帅部的主张是错误的,他也反对它,但如果是正确的,他就热烈支持,坚决拥护.他从来不讳言自己的出身以及他跟统帅部大部分人员的亲密关系,他们遭到无端攻击时,他就挺身而出,为他们辩护.他保护朋友的利益时,使用的词汇是尖刻的,有时是激烈的,其激烈的程度比起他们受到攻击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怪不得他的同僚在推举他使辽时,要加上一条"擅长词令"的考语.他一有空,就往统帅部跑,宣抚司的同僚们有时当面讽刺他"回娘家去".他以一往无前的气概蔑视他们,无视他们,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确是回娘家去了.
此外,他丝毫也不像在宣抚司这个权威机构内当差做官的样子,丝毫不具备当差做官应有的常识和正规化的形式.这又是特别触怒他的同僚的一个原困.
一个官僚之所以能够成为官僚,因为他们忠实地按照官场中公认的一整套常识行事,并取得正规化的形式,把它们看成为行事的准则,处世的不二法门.集合这样一批官僚主义者在一个机构里办事,它就成为一个官僚的机构.
在宣抚司当差的常识和正规化的形式是:
对上司,必须维持其上下尊卑的体统,还要想尽办法引起他的注意,博得他的欢心.对同僚,要有"私交",要相互吹棒,表现得热络非凡,虽然不妨碍在利害冲突之际,彼此在桌面下踢脚,在背心后面放冷箭.对下属,一定要摆出架势,要求他以自己对上司之礼来对待自己.合法的谄媚、合法的两面派、合法的妄自尊大,都是属于常识的范围内.
他们不管有事没事,每天都要到公事房来应卯画押,听候上级的传呼,一直要坐到比法定时间略早一刻才能离开.这一点残余的时间也被他们弄成合法化了.他们只办找到头上来的事情,自己决不找事情去办.他们只对有利于自己的工作感兴趣,决不对一般的公事感到兴趣.
每一个统治机构都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宣抚司也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作为它的组成成员,首先就要承认它的权威性,遵守这些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制、传统,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它的统治效能.谁要是不承认它,不维护它,不遵守它,谁就是这个机构、这个小小的社会中的"害群之马",大家就要群起而攻之了.
北宋初期,也许像所有朝代的初期一样有一个行政效率较高的精干的政府.可是经过一百余年的嬗变、腐蚀,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了,政府人员越来越冗杂了,制度条例越来越烦琐了,而行政效率恰得其反,越来越腐朽了.人们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数量往往是质量的反面.
负责伐辽战争的最高权力机构宣抚使司恰巧就是这样一个腐朽的机构,而马扩不幸又是这个腐朽机构中的一匹不可教药的害群之马.他不但不尊重、不承认这些公认的法则和形式,而且是它们的非难者、嘲笑者.他是一个专门根据非常识的原则来行事的人,因为到了他的时代,常识在这批常识家手里早已堕落成为一种庸俗的官僚哲学、一个争权夺利的掩蔽体、一种社会的腐蚀剂.马扩无意去捍卫它.
从他自己的哲学出发,他没有想到要维护机关中上下尊卑的体统,他并不认为童贯、蔡攸等上司值得他尊敬.他对私交有更加认真的看法,他不知道把宝贵的时间泡在公事房中无聊的谈话中有什么好处.两军相交,兵革方殷,多少正经事儿要等人们去办,哪有闲工夫来当面吹捧,背后诋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