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大道理来说,要把马扩使用在更重要的岗位上,守住了战略要地的真定城就可以保住真定一路,进而威胁金军的后路,这是讲得通的.
义军正在整训,这个工作赵大哥完全可以担负起来.马扩如果取得了真定战守的主持权,将来与义军配合作战,彼此都会得到很大的好处.他相信赵邦杰以大局为重,会同意刘鞈的建议.
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以一个客将的地位,而且与王渊、李质多有人事上的摩擦,一旦凌驾于他们之上,主持城守之责,指挥起来,能够得心应手吗?王渊、李质两个,会心甘情愿地交出指挥权吗?这才是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
马扩虽然出身于军人世家,他在西军中只是一个带领几百名弟兄的中下级官佐,他们长期生活在一起,职分虽有差别,感情却逾骨肉,一上战场就形成为一个呼吸相通、生死与共的战斗集体.少年时期战争的经历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回忆.他不能忘怀作为一支子弟兵的指挥官指挥作战感到的那种得心应手的快乐.后来他被调去参加"海上之盟"的外交谈判,接着又担任童贯宣抚使司的幕僚,可说脱离战争已久,偶然上一次阵,也好象是客串演剧一样,已经不是他的本分职事.
这一次,他作为义军的客将,重披战袍,在中山府以北的清风店与金军大战一场,虽然他与义军的关系十分亲密,他不以客将自外,义军战士们也都视他为自己人,但在指挥过程中,仍有格格不入的感觉,这就影响到作战的效果.从而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他要带自己熟悉的队伍.
由于这一重顾虑,他对刘鞈表示是否接受新职,要与赵邦杰商量后再作决定.
刘鞈忽然机警地抛出一片香饵,他表示如果赵义士能够同意让马扩回到真定来,他可将下欠的一万五千石白米一次拔交给义军.刘鞈不愧是童贯幕下的首席幕僚,这一套办法都让他学到手了,现买现卖,两不相亏.马扩也是经过童贯熏陶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不示弱,他问了一句,二万石白米固然可解义军目前的燃眉之急.不过今后义军的给养应当如何支付,希望刘鞈有个明确的表示.刘鞈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子充来府主持城守,义军、官军都是一家人了,有米共炊,有饭同吃,决不厚此薄彼.
下一次马扩就是以"提举四壁守御"这样一个新的身份来到真定的.不管长官的欢迎,同僚的侧目,部属的惊讶,他把他在山寨中已经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实于苦干的精神带到这个部队来,决心要把部队中已经蔓延开来的骄纵、怠惰、市侩式的庸俗等等坏作风、坏风气彻底改变掉.
马扩来到真定治事以后,他的立足点站得高了,对战局的全貌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对战争前途也产生了乐观的想法.这时金军已经渡过黄河,包围东京.靖康君臣,惊慌万分,有的主张派人到金军军前去乞和,有的主张渊圣皇帝弃京师出走,战守之策定不下来,人心越加惊慌.马扩身在前沿,心存魏阙,他针对那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和一些没出息的主张,草拟了一道奏札,遣人密送京师.在奏章中,他分析敌我情况,设计作战方略,预测战争前途,最后提出了气壮山河的结论"可使(敌军)匹马不回",确实起了令人振奋的作用.
在奏札中他说:
"虏人南寇,步骑无二万人.又时已春首,彼难久留,乞坚守京城,勿轻出兵,括取官私马,无虑三万匹,召募敢勇必战之人,各授器甲,略阅队伍,每五千人为一项,分屯要害.密檄诸道勤王之兵,并力齐进,预戒河东、河北多设邀截.彼不过二月中必退,京师之兵蹑其后,河外之兵逝其前.彼方阻河势迫,乘机击之,可使匹马不回."
在这道预见性很强的奏札中,他谈到的许多事实都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它标志着马扩在政治军事上成熟的程度.
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在群雄割据天下纷扰之际就预见到以后三分的大概轮廓,用后来的历史事实来印证他的预言,一一如同符契.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可以说马扩的这道奏札也是一篇军事上的《隆中对》.
第三十七章
(一)
"两河三安抚"之一的刘鞈与其他二安抚蔡靖、张孝纯一样都是干练的官员,他们基本上不依傍权门,或者出于权门的泥污而不染,或者还有勇气来和权贵们对抗.他们都希望做出一番事业,将来好在青史中留下个好名声.如果他们不是命运多舛,生丁末造,而生在太宗、仁宗的太平盛世,雍容华贵地当一名侍从宰执,或者既愚且鲁,无灾无难地做到公卿①,将来分别列入《国史》中的《名臣》、《循良》、《文学》、《儒林》等列传中都是不成问题的.
可惜命运偏偏与他们作对,偏要在那多事之秋的宣和末季,把他们当作"边才"来使用,出任边境的地方长官.地方长官与政府宰执不同,后者登庸了几个月,施政不善,受到攻击,还可以引退,顶多不过是声名扫地.地方长官原则上是不许逃跑的,有了危险,谁肯来顶你的火坑?他们损失的不仅是名节声誉,还要赔上自己和家属的生命财产.边境地方长官是一块试宝石,到了盘根错节的时候,所有长官的才干、操守、道德、品行都要放到这块试金石上去磨一磨,到底是真金还是一块冒牌的黄铜?终究要见出分晓.
宋、金战争发生了才不过一个多月,蔡靖的原形已经毕露.粘罕围攻太原之战犹在持续进行,使张孝纯受到严峻的考验.现在要轮到刘鞈来受考验了.
三安抚中的"边才",毕竟要推刘鞈.蔡靖根本没有军事方面的经历,也没有出任过边帅,要他出任燕山路安抚使控制郭药师,本来就是件阴差阳错的事,一个历史的误会.张孝纯也没有军事方面的资历,他的"边才"好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从地面上突然冒出来的.不过目前太原保卫战的确打得有声有色,集合粘罕、娄室、银术可等许多名将的金朝西路军几次进攻,都被打退,气得粘罕眼中金星乱冒,一再发誓,非要在几天之内攻下城池不可!是张孝纯的"才",还是他的"运"?因为他有王禀这样的硬帮手,完全可以因人成事,或者是他的"才"和"运"兼而有之,才能造成如此辉煌的战果.由于围城中缺乏具体的史料记载可以考查,这些情况已经不太弄得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张孝纯确有一种"自我表现"的才,善于掩盖别人的"才",因此张孝纯的"边才"、"将才"、"帅才"的声名才能洋溢于国中,成为一时的抗金英雄.
就中只有刘鞈才是真正的边才,他有多年于役西军的经历,在军中做了不少有益之事,还促成了与青唐羌领袖臧征扑哥的谈判,他把两个儿子都带到部队去经受锻炼.这些作为表明他决非郡些到军队中来混功名,混资格的文员可及.他是看到了异日天下多事,希望懂得一些军事知识,将来可以出任艰巨,可算很早就有了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思想准备.
第一次伐辽战争后,他在真定埋头苦干,训练了一支名为"敢战士"的部队.第二次伐辽战争中,"敢战士"已崭露头角.现在还有人记得那个"胆大妄为"的少年哨官,竟然巡哨到燕京城下,把一路所见的地形和辽军配备都画入地图,献给军部.那个姓岳名飞的军官就是刘鞈培养出来的一名"敢战士",可惜后来退了伍,不知流落何处了.一一支军队只要有几个不平常的人物做出几件不平凡的事情,就能突出于其他许多并列的部队而取得好声名.
第二次伐辽战争以后,刘鞈进一步训练和扩大他的"敢战士",由于他过去的好声名,由于童贯对他的信任,也由于真定路地处要冲,他的工作受到朝廷的支持.在事权上不受掣肘,在经费上充分拨支,二年多来,竟训练成二三万人的大部队,这就怪不得要引起童贯眼红,千方百计想把它抓到自己手里去.
但是刘鞈心里明白,这支军队的数量虽然扩火了,质量却大大降低了,真正发生了战争,是否担负得起国防重任,就很成问题.原因也好象上面所说的情况一样,一支军队中只消有几个败类混迹其中,倚仗某种势力,破坏规章制度,带来不良风气,很快就会搅浑一缸水,使整个军队变质.
王渊无疑地是破坏这支军队的罪魁祸首,他有童贯这座靠山,也有较高的官衔,在军中可以为所欲为.刘鞈想通过他搞好与童贯的关系,结果反而变成童贯通过他来控制这吏军队.可悲的是刘鞈一手培植起来的李质也在变质了.这个出身农民,一向非常听话的军官执行他的命令,不折不扣,雷厉风行,在士兵中有相当威信.他一旦有了权势,就慢慢暴露出贪婪的本性,凡是属于他势力范围以内的东西,绝对不容别人染指,而他自己的手却可以伸进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后来甚至发展到安抚使司也变成他的势力范围."贪将可使",读史书有得的刘鞈,也可以闭上一只眼睛,假装什么也没有看到,假使他还可以使用的话.但是中山之役,李质没见到敌人的面就望风先逃,还撒了一个并不高明、一戳即破的谎话.事实证明,这个人无可使用了,这才使刘鞈下了决心要请马扩来"提举四壁守御"之事.
马扩即事不久,就在军队中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此,刘鞈是默许的.刘鞈虽然只授予马扩以"提举四壁守御"的权力,马扩却无时不在考虑出击金军,困扰斡离不后路的可能性.但无论战守或出击,都要依靠军队,如果军队的素质很差,根本无守御之力,那就更谈不到什么出击了,"提举"两字也变成虚话.因此刘鞈是支持马扩的改革的.
但是向来对马扩侧目而视的李质、王渊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主帅信任马扩,又在新朝廷上力保马扩"提举四壁守御"已使他们十分痛恨,何况马扩又把权力溢出于"守御"的范围之外,在军队中进行改革,居然侵犯进他们的老窝.这个他们岂能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