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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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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介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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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浙江宁海人。他生于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时值元末乱世,但浙江宁海地处偏僻,方孝孺在宁海的乡间度过了还算安定的童年时光。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是当地名儒,因此,他自小就受到了很好的儒家思想教育。

            方孝孺幼年时就很聪明,读书勤奋,五岁时就已能作诗。在现存的方孝孺文集《逊志斋集》中,就有一首方孝孺在六岁时作的名为《题山水隐者》的诗:

            栋宇参差逼翠微,路通犹恐世人知。

            等闲识得东风面,卧看白云初起时。

            此诗还有稚嫩之处,但对于一个六岁的孩童来讲,其才情可见一斑。及至十几岁,他就已很擅长做文章,下笔千言立就,乡人都称他为“小韩子”,将他比作唐代的韩愈。

            家学渊源。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对他一生的为人立世都有深远的影响。洪武四年(1371),方克勤出任济宁知府。方孝孺当时十五岁,随父赴任。方克勤是明初最有名的好官,清廉简朴,体恤百姓。经过三年多的治理,济宁的户口增加了好几倍,“一郡饶足”。百姓们作歌谣传唱方克勤的事迹,把他比作自己的父母。洪武七年(1374),行省奉旨考核地方官,方克勤为山东行省六府中政绩考核之最。父亲的言传身教在方孝孺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同时,齐鲁大地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为方孝孺的成长也提供了一片沃土。在这里,他加紧了对理学诸子著作的研读。在学习过程中,他也逐渐在思考、在探索。就在方孝孺一心向学的时候,突然天降大祸。洪武八年(1375),方克勤被人陷害,获罪流放。第二年,“空印案”发生,方克勤又被诬陷,受到牵连,在京师含冤被诛。

            “空印案”在当时影响甚大。按照规定,每年布政使司都要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的财政收支情况,如果地方上报表册所列的财政收支数额与户部掌握的不符,表册就要被驳回重做。很多布政司离京师路途遥远,来回要数月,因此,有的计吏就预先持空印文书前来,遇到驳回的就重新填写。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本是沿袭了元朝的习惯做法,多年来都相安无事。可是到洪武九年,朱元璋听说此事却勃然大怒,认为这种做法肯定有舞弊行为,从上到下,朱元璋杀了一批官员。方克勤就是这其中不幸的一个。方孝孺与其兄方孝闻扶丧归葬,悲痛欲绝。在这场劫难过去之后,方孝孺遵照父亲生前的安排,师从宋濂继续学习。

            师从宋濂。宋濂,字景濂,号潜溪,浙江金华人,后迁居浙江浦江。宋濂是元末明初极为出色的理学家。他提出“君权民授”的观点,宣传“设官为民”的主张,坚持朴素的平等观,这使他成为历史上少有的具有民本精神的杰出思想家之一。同时,宋濂也是明初文坛的魁首。刘基曾读宋濂的文章,推许宋濂的文章为当今天下第一。宋濂加入朱元璋集团后,深受朱元璋的赏识,朝廷的各种典章制作都交给宋濂去办,“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洪武十年(1377)正月,宋濂上书朱元璋请求告老还乡。这年六月,方孝孺前往浦江,承学宋师门下。

            方孝孺对自己能够师从宋濂的学习机会,非常珍惜。他抛开一切杂念,尽情问学,在学术上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他的学术思想日趋成熟。当时,在宋濂门下学习的人很多,有一些还是很有名望的人,但是,他们在学术上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方孝孺。宋濂也很喜欢这个学生,称赞方孝孺是百鸟中的一只凤凰,认为他才思敏捷、端庄凝重,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必然会超过自己。像胡翰、苏伯衡这样的前辈学者也都自认为比不上方孝孺。方孝孺在宋濂门下度过的三年时光,使他终生受益匪浅。

            洪武十三年(1380)秋天,方孝孺告别恩师,回到宁海故里,探望祖母。没想到,这却成了方孝孺与恩师宋濂的永别。当年,朱元璋杀丞相胡惟庸,牵连甚广。宋濂次子宋璲(suì)和孙子宋慎牵连被杀。虽然宋濂此时已是白发老翁,而且已经退休回乡三年了,但朱元璋还是迁怒于他,要定宋濂死罪。后在马皇后和皇太子朱标的保护下,宋濂得以生全,全家被发配到偏远的茂州(今四川茂县)。人生暮年受此浩劫,宋濂万念俱灰。第二年五月,宋濂在发配途中自缢身亡。宋濂学识渊博,为人严谨,辅佐朱元璋开国创业,并尽心竭力地为明王朝效力多年,他曾说过:“事君如事天”。即使如此,宋濂还是未得善终,真是伴君如伴虎啊!

            恩师的遭遇让方孝孺痛哭流涕,他未能追随老师赴蜀,只得写成《吁天文》,呼吁苍天,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寿命延长老师的生命,以期打动朱元璋。但是,书生的一腔悲情能有什么作用?宋濂的去世是方孝孺一生中所遭遇的第二次重大打击。

            在这些打击中,方孝孺也渐渐成长起来。他知道自己一定要承担起来,才不辜负父亲与老师的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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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朝际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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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孝孺在洪武和建文两朝都有效忠朝廷的愿望,但是,他在这两朝的际遇截然不同。这既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有关,又与两位统治者自身的原因有关。

            洪武朝两次碰壁。洪武十五年(1382)十二月,由于大臣吴沉、揭枢的推荐,朱元璋下令让方孝孺进京陛见。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奉天门召见了方孝孺,方孝孺的才学和言谈举止都令朱元璋感到满意。朱元璋当廷要方孝孺作《灵芝甘露论》一文,方孝孺才思敏捷,下笔千言,一会儿就写好了。朱元璋阅后惊叹到:“异才也!”朱元璋回头问揭枢:“方孝孺和你相比,如何?”揭枢说:“他的才学是臣的十倍。”朱元璋点头表示赞同。朱元璋还让方孝孺去见了太子朱标,对朱标说:“此庄士也,当老其才,以辅汝。”也就是说方孝孺是个有才华的君子,但还是等他的才干再历练历练,将来可以辅佐太子执政。朱元璋没有授予方孝孺任何官职,就让他回乡了。但是,方孝孺还是给皇帝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方孝孺被仇家所牵连,卷进了一场官司当中,被逮捕至京。朱元璋看见名单中有方孝孺的名字,就将他释放了。

            方孝孺满腹经纶,多想一展才华,为国家做点事,但第一次召见就无功而返,心里感到失落。不过,方孝孺毕竟饱读诗书,很快就坦然接受了没被起用的事实。返回故里后,方孝孺又回到了自己平静的闲居生活中。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方孝孺都过着一种清贫宁静的读书生活。表面上看,方孝孺忙于著书授徒,并时常在他讲学的石镜精舍与众多好友名士谈古论今,诗歌唱和,生活得悠然自得。这段时间他在学术上也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果,先后撰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文统》等多部作品,还写了大量的诗歌。但是,在方孝孺的内心深处,他还是很渴望能够有一番作为。在他这段时期所写的诗歌中,方孝孺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情感。比如洪武十九年(1386)除夕夜,他已经三十岁,想到孔子说的“三十而立”,方孝孺对自己一事无成颇感不安,有诗记云:

            三十知未老,已难同少年。

            功名谢时辈,心事愧前贤。

            早就到了建功立业的时候,自己还在蹉跎岁月,方孝孺的内心既惭愧又苦闷。这时,他正在生病,诗中写道:

            良医难治病,学道不能行。

            疟疾何须患,吾心病未轻。

            方孝孺觉得生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的心病。心病是什么呢?就是他平生刻苦学习的“道”没有实行的机会。

            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再次因朝中大臣的推荐,受到朱元璋的召见。这次朱元璋还是说:“现在不是用方孝孺的时候。”最后,朱元璋碍于朝中大臣的多次举荐,就授方孝孺一个汉中府学教授的职位。这只是个刚入流的从九品学官。以方孝孺的才学和人品,授予他这样的职位,可见在朱元璋的心里,此时还真没到方孝孺施展才华的时候,但方孝孺已经三十六岁了。次年正月刚过,方孝孺就携带家眷踏上旅程,前往汉中赴任。当时汉中的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史载“水土暴恶”,但方孝孺毫不为意,坚持跟学生每天讲课讨论。方孝孺的讲学在当地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年后,在蜀王朱椿的再三恳请下,方孝孺兼任蜀王世子的老师。蜀王朱椿是朱元璋的第十一子,他与他的父皇、兄弟多有不同,为人随和,重视教育,对名士和学者也很尊重。在蜀王府的数年,蜀王一直很敬重方孝孺的道德和学问,命名方孝孺读书之庐为“正学”,方孝孺因而被后人称为“正学先生”。期间,方孝孺曾特地前往茂州参拜宋濂墓和居丧守孝的宋濂子孙。后来,在方孝孺的影响下,蜀王帮助宋濂长孙宋怿将他的一家和宋濂墓都迁到了成都。

            方孝孺任职汉中五年中,生活安定;与蜀王的交往也给他带来了难得的友情。但此时数千里之外的朝廷却如同深海中即将爆发的火山,暗流涌动。洪武二十五年(1392)皇太子朱标去世,此后数年,朱元璋的第二个儿子秦王、第三个儿子晋王相继死去,第四子燕王朱棣位列诸王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