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一行人跨进展览大厅，真无异于进入艺术殿堂。张艺谋的眼界得到了极大的开阔。
故宫、天坛、颐和园……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脚印，北京的风光都被摄入相机，回厂他又证明了自己，举办了“北京风光摄影展览”。
张艺谋开始参加各类比赛，摄影作品出现在各类报刊杂志，《白云深处有人家》获选西北五省区影展，这幅作品是他七上华山，踏雪卧冰守候很长时间才捕捉到的。
光阴似箭，年复一年。如今，八厂“才子群”中的一个个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张艺谋成为其中的佼佼者，集摄、演、导于一身，被誉为“影坛奇才”。八厂的七年工人生涯，成为张艺谋艺术生涯一个永恒的注脚。
第6节：飞龙升天，必先潜之
飞龙升天，必先潜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对于张艺谋来说，又岂是三年不鸣？可以说，从下乡的那一天开始，他一直在等待，等待着一个“光宗耀祖，飞黄腾达、弄成事”的机会，虽然，他总是不吭声，总是憨厚地笑着。
机会终于来了，在全国恢复统一招生的时候，他终于背起行囊，带着前妻肖华给他连夜煮的鸡蛋，从自己拍摄的大堆摄影作品中挑出60幅作品，趁着去沈阳出差的机会，奔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考场……
张艺谋回忆说：“进了电影学院，我发现同学大多是电影或艺术世家子弟，像我这种从外地来的很仰视他们，我不觉得电影学院是我能进的学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贵族学校。”而从农民、工人再走进“贵族学校”非易事。
认为“只有考大学才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张艺谋参加了“贵族学校”的招生考试。尽管报名时，他提交的摄影作品老师们很欣赏，却因为超龄而不得不失去考试的机会。不死心的张艺谋在别人的提醒下，把自己拍的30多张照片装订成册，连带一封渴望读书的信，寄到了文化部副部长黄镇处，后来，黄镇给学校下达指示，希望破格录取张艺谋。回忆起这个特别的入学经历，张艺谋说：“当时电影学院很恼火，我们一进校，就有人贴大字报，揭露1978年高考里边的黑幕和长官意志干扰正常招生工作。显然，我是那次‘违规事件’的受益者，别人都以为我跟黄镇沾亲带故的，其实一点儿都没有。”
四年大学期间，张艺谋很努力地学习，无意他是优秀的。1982年，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张艺谋的人生新命运再次开始。
■我不愿做悬于天际的恒星，而宁愿像流星那样，虽转瞬即逝，却放射出他全部灼目的光芒。
■什么人是天才？他的创造性远远领先于我们，让我们所有的人震惊和折服，带动一个时代。而我在我们同代人身上还没有真正发现。当然，我自己也没有天才的因素。
■我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也从来不会因为某部电影达不到要求而认为自己从此以后就走下坡路，从此以后就江郎才尽。
■我上大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谋出路。再实际就是得到免费教育，包分配，是大学生出身，地位好像不一样，要是体院收我，那我就进体院了。
■拍《活着》，我受到很多指责，很多人的眼睛都盯着我，有些人不怀好意，鸡蛋里挑骨头。而我又不是一个能勇敢地站起来跟别人斗争的人。我们这个国家很大，事情很多，也不是你一个人斗争得过来的。惹不起总躲得起吧？我只能采取躲的姿势。
■我在1971年的时候，分配八厂当工人，我们八百多新工，当时张榜公布我们的工种，工种的公布栏写我的名字，居然把我的名字写成了张银幕。我去查我的工种，分到哪个车间，后来一看前纺车间有一个张银幕，我猜可能是我，但是我不敢肯定，后来我就去问，人家说这个就是你，那就是口误加笔误，就是一个人念一个人写，大概不是他听错，就是另一个人发音不准，张银幕后来弄得大伙都笑，说你看看，人家家里也不是放电影的，你给人家写什么张银幕？这就是1971年9月的事，你看巧合吧？我现在和银幕结下不解之缘，我觉得这个细节是很特别的。
白岩松在实习单位当好“孙子”！
Baiyansonghavebeenthepractitionerinhisformercompany
“2004年9月7日，我幸运地以广院人（现中国传媒大学）的身份参与了学校的50年校庆活动，这一天我很幸福。总觉得自己不是正规高考进入这个理想大门的（继续教育），虽然有种私生子的感觉，但在我的最高学历一览，还是能荣幸的写下广院已算满足。而学校通知我参加校庆，更有种经历了试亲后，被‘转正’的感觉。一个梦，那一刻再体验实现。”
第7节：实习之苦
学校的校庆活动上，前辈白岩松教育学弟学妹们的一段故事，让我感同身受。
白岩松在实习开始前。心理是有吃苦准备的。他说：我们同学间，毕业实习开始之前，都已经明白，你去实习的单位也许就是你将来要留下的单位，因此如何给人家留下好印象显得极其重要。每天如何打水扫地被我们精心地设计着，“当孙子”是我们共同的心理准备。
即使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实习之苦依然出乎意料。
“要想给实习单位留下好印象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保证每天不迟到就是头等大事。实习单位一般不太可能提供住处，我们只能住在学校，而广播学院位于北京东郊，距离我实习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在的复兴门外大街将近30公里，如果每天想靠公共汽车上班，来回倒车，不迟到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每天晚上赶回学校，吃完晚饭，大学中习惯了晚睡晚起的我们几个实习的同学，早早睡觉，第二天早晨靠我们平日很少使用的闹钟把自己叫醒。5点钟，我们在北方最寒冷的清晨时分，坐上学校进城接老师的班车，大约六点钟左右到达目的地。由于路途遥远，加上严重缺觉，一上车，我们都昏昏睡去，往往一路无话。
“由于班车开到复兴门才是第一次停车，所以我们都睡出了条件反射：车一停下，我们就从睡梦中瞬间醒来，半梦半醒着下车。这样的日子到1989年快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两个多月！其中有一天，我被条件反射式的下车习惯惩罚了一次。这一天，可能是车上有人要提前下车，车还没到复兴门就在中途停了一下，睡梦中的我以为按往常惯例到了目的地，也就迅速下了车。车开走了，我也有些醒了，突然发现，同学都没有下来，而此处离目的地还很远，我被孤独地扔在站台上，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凉，并第一次开始怀疑起这种奔波的意义。
“当时我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侨部实习，节目面对的是海外华人。我每天早上六点多钟到达之后，现在桌上趴着睡一会，七点多钟，吃早饭、打水、扫地、然后一日到头，晚上再搭学校的班车回去。
“不用奔波，前途也有了着落，当时的心情自然好极了，只是这种好心情没有享受多久。春节快到了，我们的毕业实习也停止了，这几个月的实习很像赌徒为前途下的注，而这一赌局，看起来我赢了，于是自己几乎是吹着口哨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但谁又能知道，这只是一个幻觉，波折就在后面等看我，一场更大的风暴就在后面等着我们。
“好日子过了不到一个月，忽然有一天实习老师把我找去，告诉我，由于今年国际台要毕业生的计划发生更改，不再接受中文编辑，因此我分到国际台的安排也相应更改，我重新成为了“自由人”。这份自由意味着，国际台之梦对我来说破碎了，我必须重新为未来奔波。
“一瞬间，我从虚幻的梦中醒过来，心情自然沉入谷底。没人知道我该怎么办？有开始奔波。
“每隔几天，系里总会有一些新的就业信息，我和很多单位见过面，回呼和浩特，去青岛，这些我都考虑过，但是一直没有定下来。直到有一天，广东传来信息，广东一家电台打算在我们系要人，但想去的人必须再到那儿实习一小段时间，看人家对你兴趣如何。
第8节：快点换姿势
“北京留不下了，广东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1989年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改革前沿的广东恐怕是极具诱惑力的。我因此也想登上这辆末班车。经系里同意，我早早去火车站买了去广东的火车票，打算再为前途赌一次。
“几乎已经在心里相信，我将走向南方，虽然我的家在这个国家的最北方，但在没有着落的时候，路途遥远又怎能仔细盘算呢？只恐怕以后和母亲相聚的日子将会很少，因此在作出向南方的决定之后，心里颇有点大义凛然的意味。第二天就在火车上了，我不得不感慨，本来就少得多的大学最后时光，我又将有一段独自在外漂泊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