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包括一些未入史馆或不署衔的人，如“布衣”
万斯同等；第三次再修《明史》时也有总裁张廷玉、朱轼、徐元梦以及纂修官23人，最
后由张廷玉进呈于皇帝。可见，《明史》经过三代学者精心撰写、勤奋钩考，历时近百
年始告完成，因而它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佳作之一也就不奇怪了。而《明史》之所以取得
这样的成功，其功最伟，用力最多的当数清初著名史学家万斯同。
万斯同，字季野，浙江鄞县人，幼年即阅读古书及家藏明朝史料文献；后与兄万斯
大一起从著名学者黄宗羲学习，尽窥其史学蕴奥及治世致用的学问精神。康熙八年
（1669年），他在越城（绍兴）姜定庵家，精读姜所藏明十五朝实录，并参以其他野史、
笔记等，从此熟识明代史实，为以后写明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熙十八年（1679年），
应都总裁官、大学士徐元文之请来到北京，居其家中。当时修史之人，都可拿七品俸禄，
称翰林院纂修官，但万斯同因祖宗四代效忠明朝，又受其父万泰、其师黄宗羲忠于故国
思想的影响，不愿做清朝官，所以他不署衔，不拿俸禄，只作为徐氏门客，以“布衣”
身分参加史局。与一般的总裁、编修不一样，万斯同是作为总审稿人参与纂修的，对明
史稿的最后定稿起了关键作用，据后来全祖望在《万贞文先生传》中说：万入史局后，
“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复审。先生问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
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
手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八，万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为《明史》可
谓耗尽了毕生的精力。黄宗羲《送万季野北上诗》所说：“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
托布衣。”（《南雷诗历》）即反映出万斯同在《明史》修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明史》之成功当然也与所据史料十分丰富有关。明朝自朱元璋开国至崇祯灭亡共
历16帝，历276年。在这期间，产生了许多官私史书、笔记、文集，积累了大量的公文、
档案。
这些在清初基本上都保存下来了。加上修《明史》时还征得了不少的私人文集、遗
事等，因而《明史》修撰所据材料是十分丰富的。尤其明朝十三朝实录完整地保存下来
更是史事之渊薮。万斯同便是通过熟读明朝实录而熟悉明代史实的，其余官修政书、方
志，如《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万历会计录》以及大量奏疏、文集、笔记和
私人所撰明史，如郑晓《吾学编》、李贽《续藏书》、陈建《皇明从信录》、谈迁《国
榷》、王世贞《弇州山人史料》等都成了《明史》的重要参考材料。既有如此丰富的史
料，《明史》的史料价值当然是比较高了。
但是《明史》是否就那么完美无缺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综观《明史》，其缺
点也是很明显的，除了任何史书都难免的史实错误，前后矛盾之外，最主要缺点就是隐
瞒事实之真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在建国之前曾臣服于明的事实；二是清入关之后
南明诸朝廷存在的事实。清是建州女真人建立的，建国之前，曾经长期臣服于明，其首
领经常朝见皇帝，上纳贡品，朝廷也常授予或允其袭替官职。这些事实，《明史》都一
概讳见，以致明朝督抚辽东的文武诸臣，即使《明史》中有传，其在辽之事迹亦隐晦不
明。明灭亡后，在南方各地先后有弘光、隆武、绍武、永历朝以及鲁王监国等南明政权，
时间达20多年，《明史》亦隐讳未书。此外对于规模宏大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
斗争，也无专门的列传予以记载，而只零见于明朝有关官员的列传中。这些都是我们阅
读《明史》必须注意的。
这些隐讳，如果再结合清初因私修明史屡兴大狱的事实，表明了封建的桎梏已经在
严重地束缚着中国的发展，封建官修正史已经走到了它的穷途末路。《明史》的“完善”
不过是它的回光返照而已，何况这一“返照”还有赖于一位“布衣”史学家呢！
《明史》刊行后，清乾隆、同治、光绪诸朝及民国时皆有刻本，现在通行的是中华
书局于1974年出版的标点校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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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读通鉴论》
“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家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学者尊称为船山先
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举人。明亡后参加
南明抗清斗争，后来放弃政治活动，退隐乡闾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其身，
共计成书数十种，达300余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
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
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首先，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
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
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次，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
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
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所以，总体水平远超出一般史书。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
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
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
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
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
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
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首先，他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
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
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
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其次，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
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
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
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
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
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
“理势合一”、“理因乎势”是王夫之在历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结论。“变”
是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学中最要害的命题
“正统论”，“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就是说，所谓“统”是统一了国
家并能较长久地持续下去的政权，不论是靠武力统一的，还是靠阴谋“篡弑”而来的，
只要它顺应了大势，使国家“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就是合理的、正统的，并不在乎
它姓李还是姓赵。他说：“论之不及正统者，何也？
曰，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而为
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承以为统，而后可以为天子，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
以揜篡夺之迹，抑假邹衍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诐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
史书从朱熹著成《通鉴纲目》以后，正统的争论已成为封建史学家所最关心的事，甚至
影响到宋、辽、金三史的修撰，迟迟未能定稿。而王夫之此说完全粉碎了那些一无可取
的谬论。如果说黄宗羲是从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出发得出了批判明朝君主专制
的理论，那么，王夫之则是从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得到了这一思想。千百年来，天不
变道亦不变，宋元以来，为一家一姓而争正统的喧吵热闹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
则为王、为神、为圣，便是得天命、当正统，永远私有天下，无人敢说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