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章氏的史学观点,正是发展了
刘知几等人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封建社会末期比较完整的史学体系。
《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该
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
内篇增1卷,又增《补遗》8篇。解放后,中华书局据刘刻本排印,又附增《补遗续》5
篇。另外,旧本《文史通义》卷前刊有章学诚次子华绂写的序文一篇,刘刻本未载,解
放后排印本补入。
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
为止,历时20余年。由于版本不同,我们只好综合不同版本的内容,将其涉及史学理论
的主要内容,简介于后。
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
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
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
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章氏提出“六
经皆史”的命题,以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
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
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
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
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
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
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对于“六经皆史”的论述,《文史通义》
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
诸篇,均有涉及。
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
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章氏发展
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
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
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
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然后,“义”
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
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这里的“天
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
实。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
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这是“欲为良史”
的基本条件。
在章氏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记
注”(《书教》),或称为“著述”与“比类”(《报黄大俞先生》),又称之为“著
述”与“纂辑”(《博约中》)。虽然称谓不尽相同,而含义并无区别。前者指史家的
“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
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的史学家。
在体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为通史具有“六便”(即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
平是非、去牴牾、详邻事)和“二长”(即具剪裁、主家法)的特点,尤其称赞像郑樵
撰述《通志》这种专门的学者。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文省于纪
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
不具备的优点。
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
之志”,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
行。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章氏不但
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
的工作中。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这
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
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章学诚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理不
同。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从性质上
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
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
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
附录的“丛谈”。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
的主张。
由于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也
摆脱不了宣扬纲常礼教之例,如他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名教罪人”。
对于历代史学名著的评论,其观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书中所论史实,也存在错误的地
方,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扬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义士,章
学诚仅从《鲒埼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传事有重复,即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气节的一片
真心,看成是为自己的文集争体面。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文史通义》时,应加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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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新史学》
“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者也”
《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
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
人。早年结识康有为,研究新学,宣传变法。戊戌政变后,政治上日趋保守。1918年起
脱离政界,此后专事讲学与著述。史学是其所长,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上有一定的影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
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
构想;
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
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
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
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
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
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
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
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
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
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
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
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
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
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