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
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
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
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
“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
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
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
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
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
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
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
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
性。
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
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
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
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
“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
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
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
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
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
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
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
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
“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
“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历史〔撰述〕
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
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
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
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这是表明，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
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
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这是“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的特点
之一。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
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
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
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
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他在《中国
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
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举例说来，他强调“地理与历
史，最有密切之关系”，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历史与人
种之关系”，则多据康德学说。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
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
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
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梁启
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
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
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
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其议
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
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
《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
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
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
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开创“新史学”
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但
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
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这种批判不
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又一条是，作
者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
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苛求于梁启
超。其实，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訄
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
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
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
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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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考工记》
先秦百工技艺之书
《考工记》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科技专著，原未注明作者及成书年代，一般认为
它是春秋战国时代经齐人之手完成的。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重要阶段，农业、手工业、商业、科学技术此时
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手工业中，一方面是原有的操作工艺更为纯熟；另一方面又产生
了许多新的工艺。分工亦更为精细。春秋以前“工商食官”的格局已经打破，除了官府
手工业外，此时还出现了许多私营的个体手工业。由于礼乐崩溃，学术思想上呈现了一
派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士人都比较重视实践，关心社会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鲁
班、墨翟、李冰这样一些杰出的学者、技术发明家便是这一时期产生出来的。为了进一
步组织和指导生产，需对已获得的生产经验和技术思想进行总结，《考工记》便是在这
一社会大背景下产生出来的。
今见《考工记》一书是作为《周礼》的一个部分出现的。
《周礼》一书原有六官之纪，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
“夏官司马”、秋官司冠”、“冬官司空”。但后者早佚。据说西汉时期，河间献王刘
德修学好古，喜欢收集先秦经典，为购求此篇，曾费千金而不得，不得已乃以《考工记》
补之。此书原无名称，《考工记》之名亦是汉代人手笔，后又经刘歆父子之手，才得今
本。
《考工记》一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约与总目、总论相当，主要述说了“百工”
的含义，它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获得优良产品的自然的和技术的条件。第二部分
分别述说了“百工”中各工种的职能及其实际的“理想化”了的工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