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听史沫特莱说起，共产国际在战略上有了重大变化，号召各国共产党在本国团结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因此，他对萧三信上的建议持赞成态度。这时，他对夏衍说：“我从萧三的信上已经知道了，最近也风闻有些活动。我对于党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是赞成的，‘左联’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也的确一直妨碍着工作的开展，不过究竟怎么办，我还要考虑考虑，等我同鲁迅先生谈了再说吧。”
“我们希望鲁迅先生能发起和领导这个新组织。”夏衍又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意见转告鲁迅先生。”茅盾说。
他们约定三天以后再会面。
翌日上午，茅盾去看鲁迅。他预料这次谈话不会顺利，因为他知道鲁迅对萧三的信采取看一看的态度。鲁迅对于把原来的敌人拉来做朋友表示怀疑，对于解散“左联”也不表示赞同。他认为“左联”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是严重的，曾对茅盾说，“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又说：“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是有人在那里做，不会因为取消了‘左联’，他们就不做了。”此时，鲁迅铿锵的话语似又在他耳边响起：“‘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旗一倒，不是等于向敌人宣布我们失败了吗？”
这次见到鲁迅之后，他转达了夏衍的意见。
鲁迅给茅盾点上一支烟，自己也燃着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说：“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参加进来也不妨，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如果他们进来以后又反对抗日了，可以把他们再开除出去。至于解放‘左联’，我看没有必要。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组织要有人领导，领导这个组织的当然是我们，是‘左联’。解散了‘左联’，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虽然说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了去。”
茅盾听到鲁迅的回答如此简明，心想，看来他已考虑成熟，不必多说了。第三天，他来到郑振铎家中，把鲁迅的意见告诉了夏衍。
“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面，这就是核心。”夏衍解释。
“鲁迅先生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不过，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再转告他，我只做个传话人。”
于是茅盾第二次去见鲁迅，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鲁迅。当鲁迅听到“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就是核心”这句话时，笑了笑说：“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
茅盾敏感地觉得，这话的意思是：有周扬他们在里面做核心，这个新组织是搞不好的。
既然鲁迅这么说，我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本来是个传话人，弄不好还会被鲁迅怀疑是替周扬他们做说客，这样的教训我已尝过几次了，可不能重蹈覆辙。再说，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在他们中间传话。他辞别鲁迅，就托郑振铎把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转告夏衍，没再与夏衍见面。
后来，鲁迅因周扬等人背着他解散“左联”，大为愤怒。
茅盾在二月间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谈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的形势，说道：“看来春天真的要来了！”想不到鲁迅在回信中表示不同意：“现在就觉得‘春天来了’，未免太早一点──虽然日子也确已长起来。恐怕还是疲劳的缘故罢。从此以后，是排日造反了。我看作家协会一定小产，不会象‘左联’，虽镇压，却还有些人剩在地底下的。惟不知想由此走到地面上，而且入于交际社会的作家，如何办法耳。”
面对鲁迅的这封信，茅盾摇了摇头，心里说：想不到他对新组织会是这样的反感啊！
茅盾与鲁迅不同，他答应周扬参加并作为这个新组织的发起人之一，而且担任起草并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上签了名。他还接受冯雪峰的建议，在“吕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也签了名。
事后的一天，茅盾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骂他是“脚踏两头船”，不禁愤怒地自语起来：“骂吧，让你们骂吧，我不怕！”
“雁冰，怎么了？谁骂你了？”他妻子孔德止闻声不安地问。
“雪峰对我说，大先生不愿意加入文艺家协会，也不必再勉强；他们要另外组织文学团体，也就让他们组织罢。他要我两边都签名，两边都加入，免得人家看来完全是两个对立的组织。我想他这话不错，双方对立，有什么好处？就照他的建设做了。想不到一些朋友不理解我，如今居然形之于笔墨，对我进行攻击了！你说气人不气人？”茅盾激忿地说。
“只要做得对，怕什么人家说三道四！你尽管去做，总有一天大家会理解你的。”妻子安慰他说。
过了一会，他的心情平静下来，随手翻开了六卷三号的《文学》，读起自己写的那篇《作家们联合起来》：“在这个苦难的时代，在这个存亡危急的关头，还有什么不可解释的怨恨能把我们的前进作家们彼此分化，甚至成为敌体，互相仇视呢？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大家联合起来，一同走向前去罢！在这个苦难的时代，在这个存亡危急的关头，有什么个人的嫌隙芥蒂可容存在呢？放大了眼光，敞开了胸怀，坚定了意志，手牵着手，一齐向前走罢！”
他想，目前“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争论激烈，双方互不相让，显然难以调和，但是我和鲁迅、周扬两方面关系都比较好，我要珍视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尽力调节双方的关系。唉，说客道做，作家难做，然而不正是因为难做，才需要我去做什么？自然，我不能做折中的调和主义者，我还要继续写文章，阐明我对“两个口号”的观点和态度！
夜深了，窗帷半掩，人声静寂，茅盾又坐到映出绿光的灯罩下，挥笔写作起来……
三一、月曜会
鲁迅逝世已近一个月了，茅盾却觉得恍如眼前，心头的郁闷依然无法排遣。
连日来，他为《文学》写了悼念的文章《写于悲痛中》，为《中流》写了篇《学习鲁迅先生》，给英文的《中国呼声》送去了《“一口咬住……”》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要学习鲁迅的伟大斗争精神，嫉恶如仇。“不顾健康地努力工作，忘掉了自己地为民族、为被压者求解放；学习鲁迅，这是我们青年一代的一项重要的革命任务……”他感到还有许多话要倾吐，还有满怀的感情要抒发，为了不断地宣传鲁迅，召唤青年朋友研究鲁迅，学习鲁迅，自己应该写的文章是很多很多的。
使他郁闷不舒的，还有笼罩上海文坛的沉闷气氛。这种沉闷是怎么造成的呢？他分析：
“主帅不在了，大家好似‘群龙无首’；左联解散后虽成立了文学家协会，但实际上未做工作，因而作家的活动没有了组织；文坛内部的矛盾、分歧和宗派情绪，使人焦虑，也使人灰心。”可是，能否做一些事情使大家组织起来呢？他想起开明书店通知他：他著的《创作的准备》已经出版，请他便时去取样书。于是，他换上件米色西装，将皮鞋擦了擦，对妻子说了一声，向门外走去。
还是在八月底，茅盾刚编完报告文学征文集《中国的一日》，生活书店的经理徐伯昕就找上门来，要他为《青年自学丛书》写一本谈小说创作的书。茅盾说：“什么《创作法程》、《小说作法》之类骗人的书，那一家小书铺里都有现成的，我最反对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书了，你们为什么也要出这种出呢？”
徐伯昕笑着说：“你误会了，那种东西我们是反对的，但是这一类书却有市场，有读者，一些年青的初学写作者，常常饥不择食买这种书来看，结果上当不说，还被引上歧途。
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都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外国研究和介绍这些经验的书就不少，只是中国还没有……”
“所以你就要我来写这样一本书，可是这是理论家的工作，他们可以把自己研究的成果用浅显的文笔写出来，以适合初学写作者的水平，而我是写小说的……”茅盾打断了他的话。
“不对，你过去就写过一本《小说研究ABC》，是不是？可见你是能写的。”
“哈哈！那本书是抄来的，是为了换稿费，当时我还没有写小说哩！”
“你现在有了亲身体会，所以你来写不是更合适了吗？再说……”
“写小说的人很多，你们何不去请别人？”
“我和韬奋商量过，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你平时写小说又写评论；当然，鲁迅也是合适的，但他在病中，是决不会写的。”徐伯昕见他还有点犹豫，又说，“你和鲁迅是好朋友，你有责任把你们的经验传授给青年啊！只要你把这些经验写下来，读者就会欢迎。”
茅盾见推诿不掉，只好答应。他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原理，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验，把创作技巧用通俗的文笔介绍给初学写作者。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一气呵成了。
当他取了书回家，妻子告诉他，冯雪峰等他多时了。他急忙抱着书上楼，热情地说：
“唉呀，雪峰，让你久等了。”
“不，不。我正在读你写的《研究和学习鲁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