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陈学昭早期作品中流露的情调。
《倦旅》于1929年又连续出过两版，在第二版自序中作者写道：“几年来虽然还是倦旅，可是，旅途毕竟是可爱呵！踽动的烦杂的人间：种种丑恶与愚劣、奸凶，种种高洁，与奇异的伟大，虽然如地沼的清水与浊泥一样，在所有的各种社会中都是紧贴在一起的。每在那个境地里，在那样情形之下，我时时的感念着《倦旅》了！”这部集子是作者自己生活的写照，旨在表露她对人生对社会的情绪。散文集共分四章三十二节，以女主人公逸樵的生活片断和内心感受为主线，每节又可以独立存在。逸樵多年来颠沛困苦，生活的重压使她多愁善感，惆怅厌世，她以“冷然的微笑走向人间”，“对于一切都起了根本的怀疑，觉得不是空虚，便是辽远！”她甚至诅咒“至于社会，管你什么是适合与不适合，发展与不发展，不过是一个罪恶的高台！”这里不只是压抑的低诉，还有女作家宝贵的独特见解。尽管流浪生活使逸樵疲乏，但她仍楔而不舍地追求，她呼喊：“为什么我不能勇敢地自为，我必须要人家援助我？……一个人的成就努力，究竟不是外界所能援助的；惟有自强不息！”主人公没有被痛苦烦闷的情绪压服，她仍然充满自信的勇气。
1927年出版的《寸草心》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包括游记和抒情散文。在《寸草心》里，作者表露出更加忧虑社会的情绪，她寻问：“这样的问题谁曾加以思索而求实际上的解答？好一片大的荒漠呵，我向谁去说话呢？”她把那个社会看成是“人间的监狱”。
《如梦》完成较早，但1929年才得以出版。它包括二十二节。与《倦旅》在风格上相仿。作品描写主人公绿漪离家在杭州、上海、南京、北京的流浪生活，着重表现她的思想情感。绿漪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她用“惯于深思的态度思索着。她找求一个真理，一个最有意义的最重要的……她找不出，于是她犹豫，她徘徊了。”但当她见到在女工中间进行革命活动的琴姐，听琴姐讲在工人中她“发现了人类最伟大的力量！向上心与革命的精神！”她“如像嗷嗷待哺的小孩子，张着口的期待着”。写到这里，作者明显地表现出与以往作品的不同，对社会的认识深入了，把眼光开始放到了劳动人民、工人群众的身上。并逐步认识到：“畸形的社会还不是人类所组织的？那么还得求之于人类自己的解救！——解放！”但陈学昭那时终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远离斗争实际，一个人苦思，“走来走去都跳不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如梦一般”。
孙福熙为代序并作画插图的《烟霞伴侣》是陈学昭歌咏自然景致的小品散文集，有《山里》、《湖上》和《海边》三篇。每篇作品犹如优雅的山水画，有浓有淡，有情有景。关于这本书，作者说：“《烟霞伴侣》我并不喜欢，这里面的好些散文是吟风弄月的。”（《天涯归客》）
陈学昭的早期作品，表露她最初对人生、对社会的探索，既有找不到出路而感到的悲切，又有向上的青春活力。正如林非所论：“她的内心世界是在希望与绝望、欢欣与苦闷、追求与幻灭之间，剧烈地摆动着的，这典型地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思想情绪。”“这对于当时不少受过‘五四’思潮的洗礼，却又找不到前途的知识分子来说，有着一种相当典型的意义。”（《中国现代散文史稿》）
几本散文集，文笔之美，令人赞叹，写景物，写环境，意在表现人的心灵。“天气已是秋深了？一番一番的风雨，吹黄了堤边的绿柳，吹乱了碧池里的皱纹。雨点平匀的下着，阶前檐头，愁吟似的滴着——我空虚的心，淡漠的情，怎样才好呢，怎样才好呢！”（《家庭生活》）作者一步一步把读者带进她自己的内心世界，让人们品尝她悲伦的情怀，文字疏朗俊秀，感情浓度很深，富有韵味和诗意。
陈学昭这时期的散文创作无论是量还是质，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天涯求索
“幸福仅存于成功，而成功即为前进”，难道“我的前进的路已绝了”！陈学昭不相信。她远离了祖国母亲，到天涯求索。
初到巴黎，她跟私人教师学习法语和钢琴，两个月后进巴黎大学文学院附设法语补习学校。在这里有些中国官费留学生成天吃喝跳舞，打麻将逛妓院，醉生梦死。陈学昭看在眼里，气愤之极，提笔写下一篇通讯寄给《新女性》。她以严厉的口吻抨击道：“中国留学生的情形，因为多所接近之故，我知道了好些……这里所最盛行于留学生中的，是赌风与嫖风……他们都是不懂得本国的文化和本国的好处的。结果，崇拜法国到五体投地……”文章登出，惹怒了官僚子弟，他们散发传单，威胁谩骂，写信捏造作者是有政治色彩的人，阻碍她的学习生活。当然在留学生中也有支持她、赞扬她的，他们给了她坚强的勇气和信心。
这年秋天，在巴黎她见到多年崇敬的长者戈公振，由戈先生介绍，她作了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经常携带法国外交部的记者证参加集会，进行采访，用笔名“野渠”、“式微”为该报写稿，有时也在《国闻周报》上发表散文。陈学昭说：“自从国民党反动派经常扣留我的稿子起，我拿笔写东西就用一种男子的笔调和口气，使他们摸不清到底是谁写的，因为反动派很清楚我是个女人，慢慢地我习惯于这种笔调，一拿起笔就忘了自己是个女人。”敌人的刁难，没有使她低头，她仍然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写自己要写的东西。
她身在法国，却时时系念十灾九病的祖国。在《旅法通讯》中写道：“现在巴城已有三分秋色，满街满园的黄叶，在晚雨中飘落，又在晨风里飞起！这好比我思乡的情绪呵！”
在12月4日写的散文《印象》里她说：“我是不愿意长住在法国的……我想念那故乡可爱的山水和那纯朴的人情。”
多年来，东奔西波，客居异乡，半工半读，陈学昭一直过着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
到了年底，情况又有变化，尽管写的稿子照样一篇篇登出，但《大公报》的月薪却收不到。家里人无理扣压她的稿费，使她生活受到可怕的威胁，到第二年夏天，一点点积蓄用完，不得不靠借钱维持生活，在法国也无路可走了。
但学业没有完成，她心不甘，决定回去交涉清楚，再出来学习。独立之路铺满了荆棘，闯过去便是广阔的天地。这条路她是走定了！满怀凄凉和希望，她踏上回国旅程。
船到上海杨树浦码头，陈学昭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望着离开十七个月的祖国，但看到的是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
从1928年10月回国到第二年1月19日动身再度赴法，最使陈学昭难忘的是在上海沈雁冰、孔德氵止家住的两个月。沈家在闸北景云里，后门斜对着鲁迅和周建人合住小屋的前门，沈雁冰那时正在日本。陈学昭回忆说：“早点，我在德氵止姐家吃，午饭和晚饭总在鲁迅先生和乔峰先生（周建人）家吃——他们的伙食是合在一起的……他们总是把我安排坐在鲁迅先生的对面。”（《学习与回忆》，1981年9月2日《人民日报》）“晚饭后，乔峰先生不上班了，我便多坐一会，鲁迅先生、乔峰先生和我一起聊天，有时也有许先生（许广平）、王先生（王蕴如），大家毫不拘束地谈笑着。”（《天涯归客》）陈学昭从年轻的时候起便频繁地接触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两位大师鲁迅和茅盾，并从他们的友情里得到滋养，使她的创作受到影响。
这期间，陈学昭写了不少散文，发表在《申报·自由谈》和柔石主编的《朝华》旬刊上。同时继续为《大公报》和《国闻周报》写稿。
回到巴黎，生活仍然拮据，还是一边学习，一边写作。她常与朋友季志仁和蔡伯龄一起搞点翻译，他们合作翻译了法文版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阿细雅》（由季志仁执笔翻译）和比利时梅特林克的悲剧《贝兰阿斯与梅丽桑特》（后一本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扣压，五十年后，1980年方由《百花洲》等三期外国文学专号发表）。他们三人还经常为鲁迅先生找寻购买木刻版画书。
1931年5月，陈学昭被《大公报》辞退，又做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特约撰稿人。这一年，她来到里昂，出于怜悯，与她并不爱的一位学医的青年结了婚，当时这位留学生正在患肺病。这一步她完全走错了，造成个人的悲剧。6月底，她来到法国中央高原的克莱蒙城，在文科大学上课，听法兰西文学，并着手写论文《中国的词》，1934年冬，获得文学博士。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陈学昭更加思念家乡。不管祖国怎样千疮百孔，母亲终归是挚爱她的，就像她爱母亲一样。1935年2月，她带着两岁的儿子，同丈夫一起回到战乱中的祖国。
两次回国期间，陈学昭写了两本书《忆巴黎》和《南风的梦》。发表散文、小品、杂感、通讯如《欧行通信》、《旅法通信》、《东归小志》、《西行日记》以及《巴黎人》、《印象》、《山是青的云是白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