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朱丽，一片天真，事先不知仲明是有妇之夫，事后也不怨恨他，而且她甘愿退出情场，甚至愿意交出孩子，她的行为和心灵也是美的。
如果说《失落的梦》中慧的“爱的牺牲”是升华了的，那么中篇小说《桔子红了》里秀芬那种“默默认命的受苦与牺牲”（琦君：《关于〈桔子红了〉》）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爱的牺牲。小说中的另一人物“六叔”说得好：“人世间许多事情是无可奈何的。”他与秀芬原是小学同学，再见到秀芬时，是她被他大嫂接到家，准备做大哥的第三房小妾了。六叔与秀芬虽然心心相印、真诚相爱，也不得不分离。秀芬的命运更可怜可叹，这不仅因为地家境贫寒，父死母改嫁，又为哥嫂所不容，更因为“克死”未婚夫而只能卖给大户人家做偏房，十八岁的她却嫁给五十多岁的“老爷”做传宗接代的工具，并期望能生育以取得在这个家庭的地位，结果因二姨太的追逼奔逃而掉了一跤，摔掉了腹中的孩子，又因患产褥热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她牺牲了一切，却什么也没得到，人世间有比这更凄惨的么？
这篇小说构思的独特性，在于通过身为侄女秀娟的视角和感觉，揭示民国初年一个旧式家庭的悲剧。因为是秀娟的耳闻目睹心受，读来倍觉真实和亲切。小说通过语言行动刻画人物，而对比手法的运用，更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三从四德式的贤妻良母大太太（伯母），阴毒狡诈的交际花二姨太，柔弱多情的秀芬，聪慧又极富同情心的秀娟，古板守旧的官老爷伯父，善良多情而又无奈的六叔，等等。另一篇即使有个圆满结果的《快乐圣诞》，作者也通过小慧的嘴宣扬“爱是牺牲而不应当是自私”。她使叶阿姨牺牲对父亲的爱，促成她父母亲复婚，并撮合了叶阿姨与韩叔叔的婚事，结果皆大欢喜。
有人指责琦君的小说“写作圈子实在太狭小了”、“在故事里都是那一个故事在翻新，也就是残缺的爱。《紫罗兰的芬芳》中的爱，《完整的爱》中的爱，《情明劫》中的爱,《菁姐》中的爱,不都是同样的形式吗？”①如果这只是指她前期小说而言，还有一定道理，因为她前期小说常在爱情上打圈子，井再三宣扬爱的完整、爱的牺牲，几乎每篇小说，都笼罩着淡淡的哀愁。但她的后期小说，则根据生活的体验，题材不断更新，写作圈子不断扩大，如收集在《缮校室八小时》中的作品。琦君在司法界工作二十六年，对这个圈子里的人和事很熟悉。她还访问过监狱，搜集小说素材。“当时我也只试试，一个女性作者，除了身边的琐事、儿女情长之外，是否也能深入地描绘社会万象、人生百态？”无疑，作家的试验是成功的。就取材来说，《钟》的取材有时代意义，如果海峡两岸和睦相处，金推事就不会死于非命。然而工作耗尽了他的精力，对老妻、对家乡的思念又使他夜不能寐，终于，在接到老妻病故的噩讯时，再也不能支持，走上了绝路。人们在读完这篇小说之后，能不抚卷长思：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仅就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作家在选材方面独具的艺术匠心。在艺术构思上，琦君小说也新颖独创，不落陈套，如《生与死》，身患绝症的警官赵启文，勇敢地救活了卧轨自杀的假释走私犯孙雨生。赵启文最后虽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而他的谆谆教诲和崇高精神却使孙雨生重新做人，并像亲儿子一样奉养赵的瞎眼母亲；《死因》构思的新颖独创在于她善于选取角度。作者从法医这个角度来探讨死囚犯罪的起因、悔改以及服罪的心理，这就显得别具一格、真实、深刻，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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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药婆：《琦君的〈菁姐〉》
琦君的小说情节凝炼集中，她善于从富有典型性的生活片断中，鲜明地指出它重要的思想意义，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本质，如《电气冰箱》，作者把四户人家有典型性的生活片断集中一起，其中又突出孙钱两家不同的生活状况和人物不同的性格，结果是清廉能干的孙志义受到上级嘉奖，知法犯法的钱守礼受到法律制裁，对比鲜明，孙太太的心理描写，尤其精彩，她的可亲可敬之处，就是处处为丈夫，儿女着想，想收贿，想不收，都是为了同一目的，自己总甘愿受苦，是一位贤妻良母的典型形象。琦君还常常利用集中的场景展开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并使之结构严谨，如《缮校室八小时》，作者将一间办公室作为生活舞台，让人物登场，每个人物不同的外貌、身分、生活情况，都按人物出场次序一一介绍，并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显出他们职务、性格和灵魂。全文以上班始，下班终，通篇结构紧凑，经纬分明。
三
在台湾女作家圈子里，琦君以古典文学根基深厚而闻名海内外，特别是散文，不是从著名的文人墨客的传闻轶事的叙述中探讨人生哲理，就是在平常叙事描写时也夹古诗词以醒目，不少散文和小说的题目，本身就是诗词名句，甚至在与友人畅谈时，古诗词也常常脱口而出，满室生辉。她喜欢诗，更欣赏词，她“对词的偏爱，是因为比诗更精美。”她说，“从诗里可以获得两种好处，一是对社会情态的了解，一是同时也领会了其文学的表现方法。但词的作用更有发挥的余地，近于语体，不受拘限。”①因此她常有词作。或写乡愁,愁得人比黄花还瘦,是活用李清照词的佳作，如《踏沙·秋感》；或咏物，神韵飘逸，比喻形象，如因思念故乡而作的《清平乐·红梅》和《减字木兰花·梨花》；或写游记，绘景有色，描游人神态更绝，如《蝶恋花·游碧潭》；三曲《金缕曲》，各具风采。《金缕曲·送别孟瑶》、《金缕曲·赠秀亚》，作者巧妙地把对方的著作一一入词，更觉亲切风趣；另一《金缕曲·梁实秋先生译成莎士比亚全集，敬赋此致贺》，言辞恳切，敬佩之情，溢于词外。即使是退休，作家也要赋词以资纪念，如《鹊桥仙·退休寄感》，在她的生活中，真是处处皆有“词”了。有些词作，作者把它放在散文的开头，如《我们的水晶宫》中开头的《鹊桥仙》，把这阙词与散文共读，就更能体会它丰富的内涵。有些词作，揉进散文里，尤见清雅，如《天涯影里胭脂雪》、《想念荷花》等。琦君的小说，也常常夹些诗词，或通过人物之口，吟诗填词，突出人物性格，如《钱塘江畔》；或通过人物对某些诗词的爱好，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如《长沟流月去无声》、《菁姐》。她喜欢填词，也喜欢研究前人的词作，还出版了一本《词人之舟》，此书不仅在结构体裁上有所创新，将词论词体同评词话合于一体，而且对温庭筠、苏轼、晏几道、秦观、辛弃疾、朱淑贞、吴藻等著名词人的作品都作了深刻的研究，并且以行云流水的文笔，深入浅出地写出自己独特的见解，突出不同词人的个性和不同词作的风格。如对苏东坡，一般人只认为东坡词风格豪放，琦君也赞同，并指出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豪放风格的代表作。但她却进一步指出东坡词“并不局限于豪放一格，他能豪放也能婉约，能洒脱也能缠绵。”还以他《蝶恋花》“云鬓丝桦眉黛浅。总是愁媒，欲诉谁消遣。未信此情难羁绊。杨花又有东风管。”为例，证明东坡词婉转缠绵的另一风格。不仅如此，她还指出东坡还有将豪放与柔媚溶于一词的佳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并引用苕溪渔隐丛话，来赞扬这阙词：“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同样，琦君对辛弃疾、温庭筠等其他七位词人词作的分析，也新颖独到。琦君真不愧为浙东大同人夏承焘先生的得意女弟子。读者也许奇怪她怎么不评著名词人李清照、李后主、柳永、张子野、陆放翁？琦君在《后记》中说明她已经写过并已发表，但没收入此书，很可惜，其实应该收入的。对于卓文君和花蕊夫人虽只在附录部分作简单介绍，却写得情意切切，从温柔敦厚的词心或赤子之心的角度，突出了古代两位女知识分子的才华和不幸。这本《词人之舟》出在她的散文小说集之后，我们先读她的散文小说，再读她的词作词评，仿佛先看到花叶枝干，最后才看到树根，原来她散文小说常用古诗词名句起画龙点睛的妙用，所以写得那么清秀隽永温厚，根源竟在这里。因此，我们可以说，她确既是散文家，小说家，又是词人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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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芳蓉：《琦君访问记——那颗歌唱的心灵》
四
形成独特风格的作家，在作品中即使不标上自己的名字，也能使读者见其文而知其人。正如我们一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们就会判断这是苏东坡所作，一读一杨柳岸晓凤残月”，就认为是柳永所为。我们也可以从“等国奉比，又惹轻愁起”，看出是琦君笔法。琦君散文的独特性，是“无论写人、写事、写物，都在平常无奇中含蓄至理，在清淡朴素中见出秀美；她的散文，不是浓妆艳抹的豪华贵妇，也不是粗服乱头的村俚美女，而是秀外慧中的大家闺秀”①。她的小说，又以宣扬爱的完整、爱的牺牲和反映台湾司法界特殊生活而与别家大异，她的词，更以情深意切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