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她要去我在北京的住址，说打算到北京代我看看母亲。因为同情我，还和丈夫吵了架。最后她对丈夫说：‘我决不相信李纳是特务，如果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也决不连累你！’当时我感动得不能自己，在那样浑沌的世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人！”
1968年，毒火正在中国的大地往纵深处燃烧；那年的严冬，李纳被押解到舒城县的小山沟里。她的任务是大雪天，到飘着冰凌的河里为全机关洗菜。她的手，一触到透心澈骨的冰水，就不停地颤抖。有时上山挑石头，还要在田头地埂上挨斗。不过农民并不买工宣队的帐，房东从不说李纳的不是，净是好话，遇到斗争她时，房东的女儿——虽然她是青年队长——从不去参加。
疾风知劲草！这句古诗，是人生哲理的真谛。十年动乱，对一般人来说，尤其对那些受了冲击、打击、迫害的人来说，生活使他们认识了许多人，美和丑，在疾风、急流中，变得径渭如此分明，李纳对此感触尤深。
一天早上，李纳挑着石头，在狭窄的田埂上迈着沉重的步子，由于她深度近视，更增加了行走的困难。这时，迎面走来一个挑石头的人。此人以前曾再三表示自己是她的朋友，如何关心她的生活和创作，李纳似乎也从不怀疑他的“友情”。在田埂上，李纳为了给他躲路，往旁边一闪，不料脚一软，人和石头一起摔到田里。这位与她共着命运的“朋友”，仅仅看她一眼，便挑着石头过去，连停一下都不敢。而这时，另一位不熟悉的“朋友”却慌忙丢下竹筐，把她从田里拉了起来，李纳说：“我发现，他眼里涌出了泪水。那一刹那，我突然加深了对人的认识……”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李纳每晚都要到工宣队的队部“学习”。她的住地离队部很远，路两面是河，夜里常有野兽出没。一到夜里，近视的李纳，什么也看不见，山路坡陡路滑，积雪又深，这使她寸步难行。一位好心的工宣队员可能出于同情之心，所以提议每晚派两名“棚友”送她回住地。这份差事虽苦，但在“棚友”们看来却是美差，所以争着送她。李纳回忆那段生活时说：“我走在雪地里，没有‘董超’‘薛霸’之流的押解，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仰望夜空的群星，自由地开几句玩笑，自由地背诵唐人诗句……”在没有真理和正义的时代，人生旅途中那一小段坎坷的山路，竟成了他们“囚犯”生活中的快乐之旅。
当严寒残酷地袭击人间的时候，偌大的世界，总有春温的存在，总有好人用光明之心去温暖被冬天囚禁的人。在安徽农村，李纳有许多农民朋友。宣城县一位农村妇女远道来看她，一见到李纳，抱住她便痛哭起来；那感天动地的哭声使李纳鼻子一酸，也泪如雨下。后来，李纳说：“人类，除了少数恶棍，具有更美好灵魂的人，总是多数。人民是伟大的，可爱的，如果我写作，一定要写普通人身上的美好素质，歌颂他们大公无私、克己忘我及富于同情心的精神。我觉得，将他们可爱的灵魂揭示给今人和后代，是我一辈子的任务。”
1976年，10月，是黑夜的结束，黎明的开始。这年的回月，痛苦使她欲生不能；而“四人帮”的覆灭，使她的心经历了比抗战胜利时那种喜悦还大的喜悦。搁笔多年的李纳又拿起笔来，1978年发表了《涓涓流水》，她的生命像流水一样又欢乐地在祖国的大地上奔腾起来。这期间，她修改、完成了写于1963年的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1979年连载于《清明》杂志，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获1977—1984年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同菡子合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江南一叶》（发表于1979年《钟山》第一期），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纳小说选》。
《刺绣者的花》是李纳创作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作品。它是反映本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发生在云南一偏僻小县——航远县的故事。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绣花工叶五巧的成长，展示了这个小县急剧的历史变化。
叶五巧是个聪明、美丽的女子，在“五四”运动后，被地主乡绅的爱子杜天鸿看中，娶为妻子。当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的时候，杜天鸿便和与他家结为世仇的陈家的儿子—一他的好友陈永直携手奔向昆明，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不久，两人分道扬镳，杜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大革命失败后成为国民党的反动军官，并遗弃了当年爱过的妻子；而陈永直则成为共产党员，回到航远县的彝族地区进行革命活动。
叶五巧善良而热诚，在杜家虽受歧视，但曾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倾叫；在杜天鸿的身上，舍生忘死地爱着他。她被抛弃之后，又把全部的爱给了独生女儿。她认为自己的不幸是因为没有学问，因此便决心把女儿培养成一个有教养的知识人——自食其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抗日战争爆发后，女儿在表叔陈永直的影响下成了革命者，这与她的意愿是相违的，但女儿是她的一切，失掉了女儿就失去了一切；她为了理解女儿，便走入了女儿的世界，在陈永直的帮助下，变成了一位自觉的革命者。于是，她又将自己的全部的爱给了革命。当时，杜天鸿是当地几个县的专员，而叶五巧的斗争对象正是她的“婆家”；“丈夫”及整个封建地主阶级。她忘我地做着革命工作，于解放前夕执行一项紧急任务时被捕，后即被杜天鸿下令杀害。
叶五巧的形象是饱满的，有血有肉的。她成功地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优美、善良、纯朴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她的真挚、忘我，正是中国妇女美德的核心。她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一生都将千花万朵贡献给他人，自己却被当作泥土受践踏，但最终她意识到自己是“人”，这时便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生命都绣进了共产主义事业。叶五巧的成长是中国农民参加革命的典型再现，她的形象具有较深的社会意义。
这部小说故事曲折、感人，边远小城的风情写得活泼、亲切，栩栩如生，作者的艺术风格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在创作的道路上，李纳整整跋涉了将近五十年。她的作品不算多，已经出版的只有两个短篇小说集，一个选集，一部长篇小说，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与人合作）及一些未辑集的短篇小说和散文。1979年，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她对我说：“我很难过，我的作品太少……”这句由一分谦虚、一分真情、一分自勉组成的话，她对我讲过多次。但每次都使我痛苦地思索很多：社会应该给作家创造条件，让他们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然而她的生命无故地被减去了十岁。
她在《李纳小说选·自序》中也说：“重新翻阅我的短篇小说，我真是惶恐不安，好像一个母亲，看到久别的儿女竟是那么孱弱，那么丑陋，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说真话，自从我发表第一篇小说起，……我多次感到我走的是一条力不胜任的路。走这条路，不但需要刻苦，还需要才能。我后悔挑选错了，应该及早回头。可是爱上这一行的都知道，既然爱上了，就永远也放不下这份感情。”她还把作家们比做去赶集的人，说“和我一同起步的早已跑到前面去了；比我后起步的也已赶到前面去了。我怀着喜悦和感激目送他们。”
一个作家，当他成名之后，很需要这份谦虚，永不固步自封，时时想着无止境地贡献自己的精神。李纳正是怀着一颗艺术家的良心去进行创作的。她是在用“心”写自己的人物，“描写普通人的生活，揭示他们的精神美”的。“作家应该寻找人们心灵的珍珠”，李纳正是这样一位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寻找者。当这篇文章结束时，我又想起了李季的话：“李纳是有才华的，但才华的发展并不顺利。你看这场‘革命’（指‘文化大革命’），几乎把她扼杀。现在好了，你瞧吧，她一定会写出佳作，以飨读者……”
1984年12月，第四次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她被选为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那时她是作家出版社的编审。离休后在家读书、写作，相继写出了纪实长篇《朱丹传》及一些散文。1995年4月11日她在给我的信里说：“自朱丹去世，接着相依为命的母亲又撒手离我而去，我的生活中一下少了两根支柱，在情感上简直有点难以承受。但，人总要活下去，而且既然活着，就要活得像个样子，所以也努力拿笔，写点什么。这倒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安慰自己。”
诗人李季早已仙逝，但他的预言还在我的记忆里。李纳虽然远离了一会儿热闹一会儿沉寂的文坛，但她还在生活的大海里，自得其乐地打捞着属于文学的珍珠……
1980年10月26日
1995年5月1日修订
郑敏
孙瑞珍
一
十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香港的一本文艺杂志上，读到女作家钟玲写的一篇评论，题目是：《灵敏的感触——评郑敏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