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她以记者的身分到东北最边远的鸡西煤矿采访，随身带了赵树理的作品，还有菡子的《纠纷》，力图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写出群众喜欢的作品。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鸡西煤矿，设备落后，天天有大小事故发生，他们只要煤，不要人，不管中国工人的死活。李纳当时在一所专门为提高矿工阶级觉悟而办的矿工学校里住了两个月，遇到过两次诉苦课。她回忆说：“每次诉苦，有的捶胸顿足，有的放声痛哭。诉完苦一两天内，工人饮食减少，饭总是剩下大半桶。有一天，我听说煤矿‘冒顶’，即刻赶去，才到矿口，便看见从矿内抬出几个烧焦的尸体。啊，多么让人心碎！我忍不住背过身去，痛哭失声！这些为了给别人光明而自己在黑暗中生活的人，使我终生感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只要看到煤炭，仍然忆起那烧焦的身体。煤，是用生命换来的！”
矿工最受压迫，苦大仇深。在矿山解放后，矿工们拿起日本杀他们用的刀枪，纷纷参加了解放军，矿工少了，但人民要煤，解放军要煤，于是补充新工人，改造新工人，便成了重要任务。李纳根据矿山生活的直接观察和一些间接材料，创作了第一个短篇小说《煤》（1948年，《东北日报》）。这篇优秀小说就是写哈尔滨一个有名的小偷黄殿文。外号叫“无人管”。他蹲过好几次监狱，但他毫不在意，他说：“监狱就是我的家，长久不来还想它呢！”他行窃的人生哲学是：“皮袄谁穿谁暖和；吃饭谁吃谁饱。”这名小偷被判刑后，送到矿山劳动改造，经过工会主席和群众的反复耐心的教育和帮助，终使好吃懒做的小偷成为新人——工人阶级的一员，认识了煤的价值：“咱们现在吃煤、穿煤，国家用的是煤，那一家离得了煤？煤真是宝啊！”这也证明了“能使废铁化成钢”的真理。当时这篇不可多得的描写工人生活的作品发表后，好像一朵迎春的奇葩，引起了文坛的注意，总工会负责人李立三打电话给她，表示祝贺，并找人写评论文章，作家舒群给予鼓励和关注。这篇小说被香港的文学刊物《小说》转载后，著名作家叶圣陶和端木蕻良都写了评介文章，肯定了她在人物刻画和群众语言的应用上所取得的成功。美国的杂志《群众与主流》、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杂志也都译载了《煤》。解放后，这篇小说一直被全国各家选本所选用。以后，她相继发表了表现东北人民在艰苦的岁月里忘我支援东北抗日联军的短篇小说《父亲》和《不愿做奴隶的人》及以工人生活为题材的《出路》和《姜师傅》，这五篇小说结集为《煤》，列入“收获文艺”丛书，于1951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这几篇小说都是反映重大社会主题的，语言朴实，流利叙事、对话平实自然，笔墨干净，生活气息极浓，显示了李纳的创作才华和艺术风格。
解放后，李纳到北京，在中央文学研究所（文学讲习所前身）学习。她的同学多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并写过一些文章的人，后来多是中国文坛的中坚。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们没有机会读书，迫切要求读些中外文学名著来丰富自己。可惜两年的时间有一年多是在“运动”中度过的，真正的读书时间不到半年。毕业后，她被分到中国作家协会当驻会作家。1953年，到纱厂深入生活，担任车间党支部书记，做人的灵魂的工作，使她看到“女人在怎样地改造着世界，也在吃力地扔掉旧社会加在自己身上的沉重的负担”。在纱厂一年多，她默默地生活着，观察着，体味着，逐渐熟悉了社会这一角世界的人和事，以女工生活为题材，写了些散文和小说。
1958年，反右斗争之后，“大跃进”开始了。这时，中国作协作家支部解散，驻会作家下放到各省市，她到了安徽，在宣城双桥农业合作社落户，并担任支部书记。这一年，是多事的一年，起初涝，后来旱。夏天，为了抗旱，农民日夜车水，好不容易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庄稼结籽，待到要开镰收割，却不能不扔下成熟的庄稼，违背意愿地去炼铁、修马路，大搞“三天车马化”、放“卫星”、报喜。浮夸风吹晕了领导的思想，他们干尽了令人痛心的蠢事，庄稼烂在田里，金灿灿的稻谷长了“白胡子”。李纳说：“看着这些，真叫人心疼得落泪！但农民的勇敢、勤劳、善良等高贵品质，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却深深感动了我。这时期，我写了歌颂人民和大自然斗争的小说，描写了他们的善良和牺牲精神。”
196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明净的水》，收入她发表过的十二个短篇，除几篇外，大部分写于1958年和1959年。那时期，她和农民一起生活和劳动。李纳在这个集子的《后记》中说：“他们的淳朴、坚忍不拔、为公忘私的精神给我终生难忘的教育！我总是怀着崇敬的激动的感情来写他们。”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描写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的写普通人在新社会里的成长，有的写受压迫的妇女和少数民族中受剥削的奴隶。《撒尼大爹》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写出了撒尼大爹深沉的阶级友爱和仇恨。《婚礼》通过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写出一对青年男女为革命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姑母》主要描写村妇对恶霸地主的反抗情绪，写得真切感人，边远地区的风习和传说，描写得委婉有致，极富地方色彩。
每个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的风格，如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李纳在短篇小说集《煤》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而到《明净的水》，其风格则臻于成熟。文学评论家黄秋耘说，李纳的短篇小说集《明净的水》，“文如其人，书如其名，她的艺术风格真有点像《二十四诗品》中所说的‘娟娟群松，下有漪流，……如月之曙，如气之秋’，使人读起来有明快清新之感；而精致的描绘和委婉的笔致，亦足以显示女性作者的特长。”
李纳的不少小说，写得干净利落，精细而不繁冗，明丽而不雕琢。像《撒尼大爹》、《明净的水》、《儿子》各篇，无论叙事、对话，还是写景、抒情，都显得晶莹剔透，堪称上品。李纳在她的作品中，既能给读者以清新，明净，细腻的美感，又能抒写火热的生活，阐发严峻的主题，并把二者熔为一炉，这就是李纳的小说所能达到的艺术境界。
云南，是李纳的家乡，那里有迷人的山水。但云南的许多地方她没有去过。1963年和1965年，她在离别多年的家乡深入生活，到过好几个兄弟民族地区，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生活。从云南回来，她打算以云南生活为背景，写一部小说。结果，小说还没有写出来，十年动乱便开始了，她的一部用心血铸成的未完成的书稿在抄家时被抄去，至今下落不明。那个疯狂时期，一切都使人绝望，她一怒之下，索性焚毁了所有的手稿和多年搜集的素材，并决定“洗手”不再写作。
“文化大革命”中，安徽省文联副主席陈登科被江青点名为国民党“特务”，于是李纳等二十六人都成了“特务”集团的黑班底，安徽省文艺界的重点罪犯，通通打入牛棚。而李纳比其他作家的“罪行”更重，因为她的丈夫——诗人、画家朱丹，与作家方纪的友谊颇深，因此和冯牧等人同被诬为文艺黑线回潮的代表人物。被“红卫兵”关押和拷打的朱丹，必然要株连李纳，再加上有人向当权者告发她“攻击中央首长江青”，致使她成为集中营中的重犯。这些“罪犯”由合肥文艺界联络站管理，并于1968年押到合肥农具学校。李纳回忆说：“我没有蹲过法西斯的集中营，我想大约不会比我门的处境更惨吧。我们几十个人同睡一个地铺，门头高悬‘鬼棚’的牌子，门上写着‘罪犯’的姓名。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请罪’，旁边有人拿着‘水火棍’监督。稍有不慎，就挨惩罚——胸前挂上耻辱牌，让你抬土、扫地；无论走到哪里，任何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知挨了多少石头。睡眠时，一百瓦的灯泡悬在头上，使人无法休息。一人‘犯罪’，所有的人同被处罚。”李纳还讲到一个灵魂极其残忍的高干的儿子，是一个文工团员，他经常提着皮带任意捉弄“犯人”，并以此为乐。李纳是他最不顺眼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他侮辱的材料。背诵“老三篇”，他问李纳“老三篇”里有几个“但是”；《愚公移山》中，为什么有的用“山”，有的用“大山”。有时，他纠集一帮嘴里叼着烟卷的人，要李纳跑步、不停地向后转，而他们在一旁纵声大笑。“遇到这情景，我只想哭，哭这些可怜的愚昧无知的青年，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说这些话时，李纳的眼睛里还闪着泪光，这是何等沉痛的感慨！
当李纳差不多感到绝望的时候，光明的翅膀驾着她在黑暗中起飞，她遇到了人类中美好的灵魂，心，得到了安慰。
“我永远不能忘记，”李纳说，“当那个文工团员侮辱我时，一个年轻的会计便挺身而出保护我；当我被斗后，回到爬满蟑螂、潮湿、阴暗的小屋，我睡在床上，不吃不喝，又是这位会计，悄悄端来一碗饭，还有酱肉和猪肝。她温情脉脉地站在我的床前，像是乞求，我无法拒绝她的好意……”李纳还讲到一个同她只有过几次谈话的女同志，“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看她，给她勇气、信心和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