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精神和感情都受到了创伤，但是她却不愿让自己年富力强的生命白白虚度。她常常自我安慰：“组织上是个非党员，可在思想上要做一个真正的党员。”在以后的几年中，她无声地、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人前从不多说一句话，业余时间她默默地创作着，先后发表了《在灰色的日子里》、《春夜》、《母婴篇》、《好秘密》、《你好啊，故乡》、《母亲》、《刃磨》、《快乐的小鸡》以及一些短诗、散文和评论文章，其中有的还被译成外文。在创作上，她是一位从不满足的人；另外，让劳动的欢乐滋补伤痕，充实生命，给孩子们多写东西，是她生活的唯一乐趣。
1966年，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燃烧起来。杲向真同许多作家一样，没有能避开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的袭击。开始，她被怀疑为漏网右派，曾经多次掀拽拉扯，到1969年5月，就随着北京市第＿批下放干部到门头沟区上苇甸公社黄土台大队劳动去了。那里是山区，黄土台就是高山坡上的大土方，台上住了五十来户人家。台上的房屋随着起伏的山势而筑，重重叠叠，煞是好看。村庄四周环山，山上长满了果树，一到春天，五颜六色的果花和天上的云霞相映生辉。山涧有条清澈透明的溪流，冬天溪水成冰，村里的孩子们坐着自制的滑冰车，在冰面上嬉戏，山涧荡满了笑声。
杲向真在这里劳动了十个月，同社员、孩子都建立了纯朴的感情，因此她深深爱上了这个小山村。她知道，解放前谁家外出讨饭，抗日战争时谁在深山打游击，谁家的孩子差点儿掉进小塘淹死，谁家的小伙子结婚反对铺张；她知道，哪一块地的土质好，哪棵树结的苹果甜。她和社员一块修整山地、打眼放炮，一块儿躲在山岩后面笑着满天纷飞的碎石；一块儿提着篮子在密密的杏林里检杏核，淘气的孩子一边检一边把杏仁塞进她的嘴里；他们一块儿坐在场院里剥脱核桃的外衣，品尝甜嫩多汁的鲜核仁……在这个美丽的山村，她度过了愉快的时光，积累了生活。
后来，她到干校劳动了四年。1974年，北京市人事局开始考虑她的工作分配问题。她的档案先后送到北京出版社（当时叫出版办公室）、市文化局，都被退回，接着是《北京文艺》、三废办公室、市区文教局、区文化馆……全都拒绝接受她。人事局的干部叹着气说：“女同志过了四十五岁就难分了。如果你恢复了党籍，也会好办……”杲向真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她从十七岁走上工作岗位，还从来没有在家里闲呆过。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工作”就是幸福！但是，在“四人帮”暴虐的统治下，她“失去了”，竟找不到任何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多么可怕！杲向真说：“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啊！我既不能使自己变得年轻，也没有能力使自己恢复党籍。但这样无所事事地闲散在家，混日子，真会把我逼疯。”好心的人事局干部总希望安排一个离家近、适合她的特长的工作，但在当时毫无希望。杲向真热烈地渴望着工作，她对人事局的干部说：“不管什么工作，什么单位，也不管多远，只要我能胜任，就可以，决不挑挑拣拣。”人事局的干部不以为然地反问：“石景山区倒是要人。那里离城里四五十里，谁都不愿去，你去吗？”“可以！”她欣然同意了。回到家里，她又给人事局的干部写了恳切的、充满了革命热情的信，讲革命不应怕艰苦，不能只在家门口干革命等道理。最后，她终于到了石景山古城二中。
1975年，刚刚进行大反师道尊严的运动，一般学校的纪律都不好，古城二中也不例外。开始，她在政治思想教育组，协助宣传队工作。宣传队的工作都是抓打群架、破坏公共财产、偷东西、要流氓的学生。她坐在办公室里，每天“接待”的都是被打得鼻青眼肿的学生，时时听到打碎玻璃的声音，或在楼道里大声喧嚷、奔跑的声音，她觉得神经紧张，心底惊慌。教学很难进行。所有的老师都为青少年担心，为国家的命运忧虑。在她上课时，只有少数学生认真听讲，不少学生睡觉、肆无忌惮地说话、打闹、吹口哨、乱扔纸团，教室活像茶馆和酒楼。她生气，心里恼火，但不会训斥学生，只会说：“青春是美丽的，应该珍惜！你们混，混吧，将来看谁倒霉！”
“四人帮”的时代，是产生小偷和小流氓的时代，青少年犯罪的情况十分严重。那时杲向真住校，在夜里，时常被隔壁派出所里传出的呵斥、撕打、哭喊声惊醒。这种生活，使她感到恐怖，又感到新奇。那年9月，学校派她和另外一位老师到这个派出所看管女流氓，组织她们读报或劳动，晚上也有人值班看守，以防逃跑。这些女流氓总是有说有笑，快活之至。她厌恶她们，也怕她们。在看守期间，她总是躲开她们，坐在远远的地方看书，避免同她们说话。后来，这些女流氓给她起了个别致的外号叫“大学生”，大概她们认为她的书生气太足了吧！杲向真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现在想起来，真有点懊悔。一个作家应该熟悉各种生活，为什么当时不和她们交‘朋友’呢？了解她们的身世、思想感情以及怎样跌进罪恶的泥坑，这些无疑会丰富我的‘生活仓库’。”
她在学校呆了三年，教了两年高中语文，尝到当教师的辛苦，积累了一些生活素材。
“四人帮”的覆灭，使她又获新生。她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园丁，又回到倍受摧残的儿童文学的园地，发表了童话《酒井》和儿童短篇小说《风雨中的小鹰》等，再版了《小胖和小松》（1960年，作家出版社；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集子收有《小胖和小松》、《春天》、《节日的礼物》、《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妈妈割麦子去了》、《太阳的翅膀》等九篇小说，其中大部分从不同角度刻画了新中国孩子们的可爱形象，表现了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通过这些小主人公的活动和形象的塑造，反映了我们的时代，说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孩子是幸福的，只有在这样的时代里，孩子们的生命才能获得社会的真正关怀、爱护和培育，孩子们才能成为具有崇高道德品质的革命接班人。解放前写的《三颗流星》，揭露了旧社会对孩子们的摧残和迫害。她的其他作品还有童话（快乐的小鸡》（196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小说《金桂》（196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
杲向真的儿童文学创作，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题材，主要素材都是来源于平凡生活中的见闻和感受。她所写的虽然都是生活的“小事”，但却写得深刻、细腻，富有生活气息，能够以小见大，反映出时代的一角。
她的作品故事生动，语言流畅、自然；所写的小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写得恰如其分和恰到好处；把幼年儿童外观的面貌眼饰和内在的精神世界，如实的描写出来，使一个个“小人物’的艺术形象，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陈伯吹赞扬她用轻松活泼、明朗朴素、适合于儿童的风格、笔调，在描绘儿童生活、塑造儿童形象上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杲向真一直是业余创作，而且都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早先，她爱在荒野无人的小道上徘徊构思作品，可是这样的地方不多了。由于居住条件差，人多，不安静，她往往早起躲在洗澡间，在水磨石洗澡盆边上进行写作。星期日，她也去北京图书馆，或到龙潭湖边写作。她，像一位远征的战士，总是不停地跋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