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好，我心里很佩服她的才情和文思。
我曾给黄宗英写过几次信，但没有得到一次认真的回答。我理解，因为八方云游的她，没有时间。那一次，成都锦江饭店，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她说她也有了一个机会——彼此可以上天入地“聊”，于是我便有了一个满意的回答。
黄宗英于1925年7月13日（农历五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一个温馨自在的家庭，祖籍浙江省瑞安县。其父早年留学日本，为总工程师，她上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她母亲是姐姐们的继母。九岁时，父亲去世，两个姐姐帮着撑持家庭，并把她打扮得如花似朵。黄宗英说，“我们家无所谓家教。小时候，爸爸老没大没小地撺掇着我们上树、爬墙，还让我们拿他当大马骑。他还常年在戏园子里订包厢带全家看戏，我们在学校里开同乐会演戏、比赛演讲、跳绳……爸爸都是最佳观众——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追孩族’。父母没有说过一句让我们好好读书的话，但却一个书库一个书库地给我们买书——什么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小朋友文库……连写着描金漆题绿字的玻璃柜门的书架也一起买回来。姐妹兄弟们还办起了‘我们的图书馆’，还刻了章。”那时黄宗英最喜欢整理书架，把书摊在地上，一本一本地看来看去，那稚童之心是在寻找什么呢？
黄宗英说她从未逾越过“家庭的熏陶”。她说：“小时候，我们家从北京带到青岛去的王厨子因患败血症暴卒于医院。爸爸说他是为我们家死的，出殡时爸爸披麻打幡，全家衣白送丧，厚葬于当地德国公墓。”这件事给她终生的影响——平等思想、报恩思想，仁慈、善良、公正，都揉进她生活的流程之中。
父亲早亡，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日子凄清。黄宗英小小的年纪便深谙世事，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那时她梦着当护士，可母亲说当护士太苦；梦着当文书，可人家嫌她小；但自始至终没做过当巨星、当文豪的梦。她说她此生没得到发展的天赋是当个好主妇。在她十来岁时，入冬课余要做五双棉鞋帮、织五副手套、袜子，还把五件毛衣拆旧更新加大。她的性格是，做什么事都很认真，份内的事必得做好，份外的、搭不上手的也尽力试着去做。由于父亲早逝，她二姐终身未嫁，为了弟妹；黄宗英十六岁演戏，为了弟弟读书。
黄宗英四十年代步入影坛，六十年代又闯入文坛，她的《小丫抗大旗》和文革后的《大雁情》，都是读者交口称道的好作品，她的文名也早已名满天下。文化革命前，于1953年初她写出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凡平的事业》，之后曾到中央电影局编剧讲习班学习，与李囗、白桦等人同学。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到浙江乐清县当农民深入生活，1959年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作家协会及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会员。文化革命中下放江苏宿迁县劳动改造。后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从事专业创作。出版了诗歌散文集《和平列车向前行》（1951年，上海平明出版社）、散文集《爱的故事》（1952年，上海杂志公司）、《一个女孩子》（195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及电影文学剧本《在祖需要的岗位上》（1956年，艺术出版社）。七十年代后，进入创作生涯的辉煌时期，她的报告文学、散文集《星》（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桔》（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及《小木屋》（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都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优秀之作，文笔优美、构思独特的《大雁情》与《美丽的眼睛》均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这些作品是她留给二十世纪的温馨纪念。1995年又出版作品集《命运的分号》（与冯亦代合集，江苏文艺出版社）、《我们俩》（与冯亦代合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及散文随笔集《半山半水半书窗》（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那一次，在成都，12月6日，我们陪她还到四川大学为学生作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报告。黄宗英说：“前次来成都，你们四川人说欢迎我回到家乡，啊，因为我曾经是梅表姐（她在电影《家》里演的角色）。这一次也是回家……我们的心是通的，我们都为我们的国家担忧、分心。说到电影，我没有想当演员，说到文学，我没有想当作家。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推向艺术舞台的。父亲有很多书，三十年代我读《福尔摩斯》。我哥哥办报，叫《黄金时代》，不到十岁就给他投过一篇稿。可我在高中的课桌前只坐过两个礼拜，说到文学，就不能不说我的道路。时代的风云是文学的父母，有什么样的遗传因子，就有什么样的染色体。诗人周良沛当年写《军号》、《云南的篝火》，没想到现在又写苦牢……我是没想当作家的作家。是时代把我推向了前沿——你闭着眼也得‘开枪’。人要学会走路，得先学会摔跤——这是我最熟悉的格言。我孩子说‘黄宗英连世界观都没有还写作品’。当然世界观是有的，但我写的是我自己。文化大革命中我怕天亮，因为天一亮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和王丹凤（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洗的衣服可以晾一个大操场；回家时用一个小包带几个小炸糕还得笑着回，把一切忧愁包起来……”她还讲到，在劳改队当队长，带着巴金、吴强等一群名作家组成的“牛鬼蛇神”，“深挖洞”，竟奇迹般地“修筑”了“地下长城”——两条150米的防空洞。她劳动时，工人老找她谈话，让她到食堂，4点起床洗菜，后又隔离，同《收获》主编顶牛（她属牛）。当时赵丹被关了五年二个月，出来后又去干校；三个孩子都在插队，全家“一片红”。那时她看到孩子那样的处境心里难过，很想改变他们的命运。她写了一篇批判资产阶级走资派的文章，经过编辑的修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受到孩子的一致批评。黄宗英说，这真是一生最难忘的：人不能失真，不能失节！张志新就是一个榜样。“今后，不管做人还是做文，不能愧为一个作家，要真诚地对待人民！”黄宗英又说：“人家要我写打击经济领域走私犯的报告文学，我问他们；你们是要打苍蝇还是打老虎？打苍蝇我是不去起哄的。一个人，只有有所不为，才会有所为。生活道路上，人人都会有选择——有的是自己选择，有的是社会强迫你选择。”接着她讲她的演员生涯和文学生涯，“当年，我去演戏，老家声明说我要演戏就不认我了。1958年，人人是诗人，都说写诗不难；现在都说写诗难，太难。不知这叫进步，还是退化。上官云珠如何经过精神上的屈辱、灵魂上扭曲，最后成了优秀演员。1959年我退出了舞台，拿起了笔。在复杂的时代，要写什么，不写什么，应该清楚，不能随便给谁增加分量。我写优秀的艺术家，也写普通人。但我不写自己不理解不熟悉的人物事物和世界。我去过美国、法国和日本，很抱歉，我什么都没写——我不能写‘到此一游’。”
黄宗英也许因为早年职业的原因，她的口才不错，演讲富有鼓动性煽动性，但她的话是真诚的，所以才很能打动人心。
她觉得西藏是个谜，是个说不清的的谜。亲眼看到西藏人磕长头之后，她没有怀疑他们的虔诚。文化大革命中，全中国“磕长头”整整磕了十来年，不知这是虔诚还是愚昧。
“你能谴责他们吗？作家不能谴责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如果，我能在那里生活两三年，也许还能带回两三块小‘炸糕’笑着回来，但我不能写。我找不到真正的火把，但还能看到火星。在巴黎的凡尔赛宫，国王的包厢有一个可以溜掉的小门，这很值得人们深思……”
最后，她对大家说：“拿笔的人，首先要有热情；塑料花是没有生命的，我宁愿作山头上的小野花；作家主要靠记忆储存来写作，人在忘我的时候记忆力最强，最悲痛最紧张的时候都是记忆力最强的时候，记忆力最强的文章，才最有深度。生活上，我首先是一个普通人，但认识上要比普通人高，这样才能打开真正生活的通道，我写过许多度稿，江青抄我们的家，凡有字的纸张、纸条都抄走了，其中有一麻袋我的废稿。文学创作上我追求亲切，这是我心目中的最高境界。时代的折光，通过我们的笔，留下一点儿脚印，所以作家负有圣洁的使命。文学上我有不能胜任的题材，但我努力驾驭我的所长。如果我们的希望都能变成实践和行动，希望才是真诚的希望……”
成都幸会期间，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地一起度过的。那时她正在写作报告文学《小木屋》，为了给这篇作品补充生活，她又要到四川乡下采访。我同周良沛、徐静一起背着抗着为她送行，在分别的那一刹，心里突然涌出许多要说的话，可我一句也没说。望着她已经灰白的头发、远去的背影，我心里暗暗地祝她“保重！”
一晃几年过去了，黄宗英仍在国内云游采访写作，我又去了法国，在埃克斯马赛第一大学任教。1985年夏天，法国朋友从巴黎打电话给我，说中国作家黄宗英、张抗抗等人要来巴黎。这个消息打乱了我的生活节奏：扔下案头的写作计划，急忙买车票，与妻子一起从马赛北上巴黎，去会见刚参加德国柏林国际文化艺术节之后、又分别应法国和华人之邀顺访巴黎的中国作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