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
管事把哈尔洛夫带进了绿书房，马上就跑去找女管家，因为床上还没有铺上被单。苏威尼尔在前厅遇到了我们，便一跳一蹦地跟着我们进了书房，他马上做鬼脸，哈哈笑着，在哈尔洛夫的周围转来转去，哈尔洛夫微微摊开双手，叉开腿出神地站在屋子当中。水还继续从他身上流下来。
“胡瑞典人！胡瑞典人哈尔路斯！”苏威尼尔把身子弯到一半，叉住腰，尖声说。“著名的哈尔洛夫族伟大的始祖啊，请来看看你的后代吧！看他成了什么样子？你能够认识他吗？哈，哈，哈！您阁下，让我来吻您的手吧！您为什么戴着一副黑手套呢？”
我想拦住苏威尼尔，使他感到惭愧……可是没有用。
“他叫我食客，寄生虫！他说，‘你没有自己的屋顶！[28]’可是现在呢，他也成为一个像我这个罪人那样的食客了！现在马丁·彼得罗维奇和苏威尼尔一样都是无赖了！他也得靠施舍过日子了！他们要拿着连‘狗闻了都会走开的’陈面包皮……说，来，吃吧！哈，哈，哈！”
哈尔洛夫还是垂着头，张着手臂，叉开腿，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
“马丁·哈尔洛夫！世袭贵族！”苏威尼尔继续尖声地说。“他一向装得多么神气啊，呸，你呀，去你的！他说，不要挨近我，我要揍你！在他大智大慧地放弃财产、分产的时候叫得多么响！‘感谢！’‘感谢！’地叫着。可是为什么就欺负我呢？不送给我什么呢？也许，我会觉得好过一点！就是说，我说了真话，说他们会把他剥光的……”
“苏威尼尔！”我叫道。可是苏威尼尔并不住嘴。哈尔洛夫还是站着不动，仿佛他现在才开始觉得，他身上的衣服多么湿，他在等着人来帮他把湿衣服全脱下来。可是管事还不回来。
“还是一个军人呢，”苏威尼尔又说。“他在一八一二年还拯救过祖国！表现过英勇的行为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脱掉那些冻坏了的抢劫者的马裤——这倒是我们干的事情；可是碰到小姑娘对我们顿脚的时候，我们吓得灵魂都藏在马裤里面了……”
“苏威尼尔！”我第二次叫起来。
哈尔洛夫瞟了苏威尼尔一眼，好像他在这个时候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苏威尼尔在这里，只是听见我的叫声才引起了注意。
“当心，老弟，”他沙哑地抱怨道。“不要跳出祸事来啊！”
苏威尼尔捧腹大笑起来。
“哈，您真把我吓坏了，最可尊敬的老兄！您是多么可怕啊，真是！您至少得梳梳头发！要不然，等它干透了（但愿没有这样的事），以后就洗不干净了；得用镰刀来割它了。”苏威尼尔突然来劲了。“您又神气活现了！讨饭的，还神气活现呢！现在您的屋顶在哪儿？您还不如对我说，您完全在吹牛吧？他说：‘我有家，你无家可归！’他说：‘我的屋顶是世袭来的！’”（苏威尼尔老是喜欢说这句话。）
“贝奇科夫先生！”我说。“您在干什么？冷静一点。”
然而他还是说个不停，还是在哈尔洛夫身边跳来跳去……管事和女管家还不来！
我害怕了。本来哈尔洛夫在跟母亲说话的时候已经渐渐地安静下来了，到最后，他甚至安于自己的命运了，现在我却看到他又激怒起来：他的呼吸更急促了，他的耳朵下面突然涨起来了，他的手指抖着，他的眼睛又在他那溅满污泥的脸上的黑面具中间转动了……
“苏威尼尔，苏威尼尔！”我大声叫道。“您闭嘴，我要告诉妈妈了。”
可是苏威尼尔好像中了魔一样。
“是啊，是啊，最可尊敬的！”他又滔滔不绝地说。“您看，现在我跟您的处境都是多么微妙！您的两个女儿和您的好女婿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他们都在您的屋顶下面狠狠地取笑您呢！您至少还可以照您的约言来咒诅他们啊！您连这个都做不到！真是，您哪儿能够跟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比呢？您还叫他沃洛季卡！对您，他哪儿是沃洛季卡啊！他是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斯廖特金先生，是地主，是老爷啊，至于你，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一声狂怒的吼声压倒了苏威尼尔的话……哈尔洛夫爆发了。他的拳头捏紧，而且举起来了，他的脸色发青，他的全是裂纹的嘴唇中间冒出了白沫，他气得发抖了。
“你说，屋顶！”他那钢铁一般的声音响了起来。“你说——诅咒！……不！我不要咒诅他们……他们不在乎这个！可是屋顶……我要把他们的屋顶拆掉……他们也会跟我一样，没有屋顶[29]了！他们会认得我马丁·彼得罗维奇的！我的力气还没有消失啊！我要叫他们明白：嘲笑我会有什么结果！……他们就会没有屋顶了！”
我吓得发呆了，我一生从没有见过这种愤怒到发狂的样子。在我面前转来转去的，不像是一个人，倒像一头野兽了！我吓呆了……可是苏威尼尔呢——他早害怕得躲到桌子底下去了。
“什么也不会有了！”哈尔洛夫发出最后一次的叫声，就从屋子里冲出去了，差一点把走进来的管事和女管家撞倒在地上……他没命地奔过院子，在大门外消失了。
二十五
管事带着惶恐的样子，向我母亲报告马丁·彼得罗维奇刚才又意外地走了的消息，母亲非常生气。管事不敢隐瞒马丁·彼得罗维奇离开的原因；我不得不出来证实他的话。
“这全是你做的好事！”母亲对苏威尼尔嚷道，他像兔子似地窜上前来，甚至吻了她的手。“这一切应当怪你那该死的舌头！”
“开恩吧，我麻上，麻上（马上，马上）……”苏威尼尔讨好地、结结巴巴地说，一面把他的臂肘放到背后去。
“‘麻上……麻上……’我知道你那一套‘麻上’！”母亲带着责备的口气重说了他的话，就把他打发走了。然后，她按铃叫人把克维钦斯基找来，吩咐他马上坐她的轻便马车到叶西科沃去，无论如何得找到马丁·彼得罗维奇，把他带回来。“您不找到他，就不用回来见我！”她说。这个阴沉的波兰人默默地鞠了一个躬，走出去了。
我回到我自己的屋子，又在窗前坐下，我记得，我又把我亲眼看见的事情想了很久。我糊涂了；我怎么也想不通：哈尔洛夫默默地忍受他的家属对他的侮辱，几乎从没有发过一句怨言，为什么他就不能够控制自己，不能够忍受像苏威尼尔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嘲笑和挖苦呢。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无谓的责备即使是出自他所轻视的人的嘴，有时也会给人带来多么无法忍受的痛苦。苏威尼尔提到的他所痛恨的斯廖特金的名字，就像火花掉到火药里面一样；那个最痛的地方怎么经得起这最后的一针！
过了一个钟头的光景。我们的轻便马车驶进院子来了；可是只有总管一个人坐在车上。然而母亲明明对他说过：“您找不到他就不用回来见我！”克维钦斯基匆匆地跳出马车，跑上了台阶。他的脸上有一种惶惶不安的表情，——这几乎是他从来不曾有过的！我马上走下楼，跟在他后面进了客厅。
“好？把他带回来了吗？”母亲问道。
“没有，”克维钦斯基答道；“我不可能把他带回来。”
“这是为什么？您看见他吗？”
“看见了。”
“他出了什么事情？中风了？”
“并没有，什么事也没有。”
“那您为什么不带他回来呢？”
“可是他在拆自己的房子。”
“什么？”
“他站在新宅的屋顶上——正在拆屋顶。我敢说，已经扔下了四十块木板，也许还要多呢；椽子也扔下了五根。”（我记起了哈尔洛夫的话：“他们不会有屋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