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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座公寓里情况奇怪极了。电梯自然已经停开。连电梯顺着上下的那根钢柱都已经弯了,那六层大理石楼梯也有好几级已经碎裂,上上下下只能小心踩着边上走,免得扑通掉下去。有些通向房间的门其实背后早已空无所有,别看有的门外表似乎完好无损,你要是推开了门一步跨进去,很可能会一脚踩空:这座公寓曾经被几颗高爆炮弹直接击中,正面的四楼楼面连同底下三层都给炸掉了。但是顶上两层的正面倒有四个房间还是好好的,各层的后面一排房间也都还有自来水供应。我们都管这座公寓叫“老宅子”。
              情况最吃紧的时候,前沿阵地就在这公寓的正下方,那大街环绕的小高地顶上靠边沿一带便是。战壕和淋坏晒烂的沙袋至今都还在原处。真近极了,站在这残破公寓的阳台上,捡一块碎砖瓦或灰泥片一扔就能扔到那儿。但是如今前线已从小高地的边沿推进到了河的对岸,那里有座山冈耸立在名为“村舍”的旧日皇家猎舍的背后,前线就在松树密布的山坡上。眼下战斗正在那一带进行,我们不但把“老宅子”当作了瞭望哨,还利用这个有利的地形来拍新闻片。
              当时的处境是危险的,天又总是那么冷,肚子也总是吃不饱,不过我们却还常常开玩笑。
              每次只要有炮弹击中房屋炸了开来,砖屑泥粉就会冲天而起,一会儿沉落下来,镜子面上就是厚厚的一层灰,好像新造房子窗上涂的白粉一样。在这座上楼都怕楼梯会塌下去的公寓里,有个房间内却有一面落地长镜居然没有震碎,我用指头在粉尘厚积的镜面上抠出了印刷体大写的“约翰尼死期到”字样,然后找了个由头打发摄影师约翰尼上那个房间里去。那时正是炮击的当口,他推门进去,一见迎面这鬼神的晓示,就脸色煞白,把魂都吓掉了,他满心气愤而又无可奈何,为此我们直要到好长久以后才重又言归于好。
              第二天我们在旅馆门前往一辆汽车里装器材,我上了车,觉得怪冷的,就把旁边的窗玻璃摇起来。只见摇起来的窗玻璃上赫然几个印刷体的红色大字,想必是借了支唇膏当笔涂在那儿的:埃德小人[2]。这辆带标语的汽车我们接连用了好几天,那班西班牙人见了一定感到莫名其妙。他们一定只当这几个字是荷兰或者美国的什么革命组织的名称缩写或标语口号,以为那大概也是类似F.A.I.或C.N.T.[3]那样的组织呢。
              后来有一天,驻在当地的那位英国大员却使我们把彼此间的一点疙瘩全忘了。这位大员有一顶德国式的大钢盔,他每次出行只要是往前线的那个方向去,就总要把这顶钢盔戴上。大伙儿对这种打扮谁也没有好感,总觉得既然钢盔不多,就应该留着给突击部队用。所以我们看见他头戴钢盔,心里马上就对这位大员起了反感。
              我们是在一位美国女记者的住处碰上的,女记者那里有一只上好的电炉。大员见这个房间十分舒服,立刻就喜欢上了,给起名叫“俱乐部”。他提议大家各自把酒带来,说这里暖和,气氛也愉快,正好饮酒取乐。那美国女记者却是位工作极勤奋的,一直很注意不想让自己的住处给染上点“俱乐部”的色彩,尽管也许总是不太成功。所以当下听见自己的住处给这样明确地题了名、归了类,真不啻挨了一拳。
              第二天我们正在“老宅子”里工作,拿条破席子当帘子一遮,煞费苦心地使摄影机镜头避开了下午强烈的阳光,没想到大员这时却由那位美国女记者陪着来了。他在“俱乐部”里听我们谈起过这么个所在,特意要跑来看看。当时我正拿了副双筒望远镜在破阳台一角的阴影里观察。那是一副小型的八倍蔡司镜,只要两手在上面一盖,就不会发生反光。这时进攻快要开始了,我们正等着飞机来轰炸,因为政府军当时缺乏重炮,只能由轰炸来代替进攻前必不可少的炮击。
              我们的工作一向是躲在屋里做的,大家都像耗子一样不敢露出一点形迹,因为我们决不能给这座表面看似空无一人的楼房引来炮火,不然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完成,今后也不可能再把这里当作观察站了。可是此刻那大员进得房来,就拉上一把空椅子,到这一无遮蔽的阳台正中一坐,钢盔、特大号双筒望远镜,凡此种种一应俱全。阳台长窗的一侧斜架着一台摄影机,像机关枪那样作了精心的伪装。我则隐蔽在另一侧的黑角落里,不叫山坡上的人看见,一直小心在意可千万不能闯进了阳光亮堂堂的开阔处。独有这大员却堂而皇之坐在向阳地的中央,头戴钢盔,俨然是一副全球总参谋长的架势,望远镜亮晃晃的,比得上一架日光反射信号器。
              “你瞧,”我说。“我们这儿得工作。你在那儿坐着,望远镜会发出反光,对面山上的人全看得见。”
              “依我看在房子里是根本没有危险的,”大员俨然以上司下顾的口吻,若无其事地说。
              “你要是打过野羊,”我说,“你就知道了:你老远看得见野羊,野羊也老远看得见你。你用望远镜不是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对方的人吗?他们也有望远镜的。”
              “依我看在房子里是根本没有危险的,”大员却还是那句话。“坦克都在哪儿啦?”
              “在那儿,”我说。“树底下。”
              两个摄影师气得直做怪脸,都攥紧了拳头,在头顶上乱挥。
              “我把大摄影机拿到后边去,”约翰尼说。
              “小妞儿,躲远点,别过来,”我冲着那美国女记者说。然后又告诉大员:“你知道吧,他们把你当成谁的参谋长啦。见了你这钢盔,这望远镜,他们以为你是指挥作战的。知道吗,你这是自找麻烦。”
              他说的还是那句老话。
              就在这个当儿我们挨了第一颗炮弹。只听见一声巨响,好似爆裂了一根蒸汽管,外加撕裂了一块帆布。爆炸的声音没落,灰泥墙粉还在轰隆劈啪往下掉,我就冒着漫天的尘雾,推着那女记者往门外跑,躲到后面一排房间里去。正当我冲出房门的时候,只见有个头戴钢盔的家伙从我身旁一闪而过,向楼梯口窜去。一头野兔子一蹿而起,左一蹦右一跳地一溜烟逃走,那个速度应该说够快了吧,可是这位大员窜过尘雾弥漫的过道,冲下楼梯,夺门而出,往街上一钻,速度之快却连野兔子都别想赶得上。我们的一位摄影师说,他的莱卡摄影机最快的快门都别想拍得下这位大员的动作。这话固然有些过甚其词,倒真是说得一针见血。
              总之对方对这幢房子快速轰击了足有分把钟。炮弹简直就是平射的,在呼啸而来和击中爆炸的轰然一响、陡地一震之间,几乎都没有个间隙能容你屏一下气。后来总算打完了,我们又等上了几分钟,看是真的不打了,才到厨房里去扭开水池上的龙头喝了点水,然后重新找了个地方,把摄影机再架起来。这时候进攻正好刚刚开始。
              那美国女记者把大员恨透了。“是他带我上这儿来的,”她说。“他还说这儿挺安全呢。结果他自己倒溜了。连声再会都不说。”
              “这个人哪有一点绅士风度,”我说。“瞧,小妞儿。注意看。喏,开始啦。”
              只见地面上有些士兵站了起来,半弯着腰,向一片小林子里的一座石头房子跑步前进。炮弹都对准了石头房子打去,所以石头房子会不时消失在突然腾起的一阵阵尘雾中。每次一炮打过,风又总会把尘雾吹散,石头房子又总会清清楚楚露出脸来,好似一艘船破雾而出一般。在士兵的前面有一辆坦克晃晃摇摇开得飞快,活像一只圆顶炮鼻虫,开进树林子就看不见了。正看着时,忽然跑步前进的士兵都扑倒在地上了。接着左边又有一辆坦克冲上前去,进了树林子,坦克开火的闪光都看得见,石头房子冒了烟,飘散的烟雾里看得见有个伏在地上的士兵爬起来就拼命往回跑,逃回自己原先所在的战壕里去了。接着又是一个爬起来跑了,一只手抓着枪,一只手还抱着头。再后来简直就是全线后退了。有的跑着跑着就倒下了。有的趴在地上就再没有起来。满山坡星星点点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