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女记者问。
“进攻失败了，”我说。
“怎么？”
“没有能坚持到底。”
“为什么呢？他们后退不也跟前进一样危险吗？”
“不见得。”
女记者举起望远镜来看。可是随即又放了下来。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她说。她泪水顺着两颊直流，脸上还在抽搐。我以前从来也没有见她流过泪，要哭的话，大可一哭的事我们也见得多了。打起仗来，各等各样的人，包括将军在内，谁都免不了有流泪的时候。不管人家跟你是怎么说的，反正这句话才真是实情，不过眼泪还是应该尽量少流，人们也都能忍则忍，所以我以前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记者流泪。
“这就是一场进攻战了？”
“这就是一场进攻战，”我说。“现在你算是见识过了。”
“这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要是带队指挥还有人的话，说不定还会打发他们再上去。不过我看只怕是不会了。这损失有多大，你不妨数一数就明白了。”
“那些人全都死了？”
“不一定。有的是受了重伤，动不了了。等天黑以后，会有人来把他们抬下去的。”
“那坦克现在怎么办呢？”
“能撤回去算是走运。”
可是其中有一辆已经倒运了。松林里腾起一股黑污的烟柱，在空中随风飘散，很快就扩大成乌黑的滚滚一团，浓浓的油烟里看得见还有红通通的火舌。只听见一声爆炸，同时看见一阵白烟翻滚，于是黑烟蹿得就更高了，下面着火的范围也更大了。
“那是一辆坦克，”我说。“起火了。”
我们继续看下去。从望远镜里可以望见打壕沟的一个角落里爬出两个人来，抬起一副担架，顺着上山的一道斜坡往上爬去。看上去爬得很慢，似乎爬得很吃力。正看着时，前面那人忽然腿一屈跪下了，随后便一屁股坐下来。后面那个早已扑倒在地上。他爬到前面，把胳膊钩在前面那人的肩下，拖着他向壕沟里爬去。一会儿他就不动了，只见他面孔朝下趴得直挺挺的。这样两个人就都横在那儿不动了。
对石头房子的炮击已经停止了，此刻四下一片悄然。衬着青青的山坡，那农家大宅子连同围墙里的院子黄得好显眼，不过山坡上筑了工事，挖了交通沟，泥土翻起处还添上了些白色的瘢痕。山坡上这会儿有些小火堆升起的细烟，那是行军炉灶在做饭。往上，通向农家大宅子的一路上则尽是这场进攻战遗下的死伤士兵，好像把许多包裹撒在青草坡上。那辆坦克还在树林子里燃烧，烟是又黑又油的。
“吓人哪，”女记者说。“这种场面我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真吓人哪。”
“打仗的场面总是这么吓人的。”
“你见了倒不觉得讨厌？”
“我讨厌，我一向就见了讨厌。可干一行就得懂一行。这是打的一场正面进攻战。打正面进攻战就是这样惨。”
“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进攻了？”
“有啊。办法多啦。不过你总得先有军事知识，有军纪，有经过训练的班排长。尤其应该有出奇制胜的计谋。”
“这会儿天色都给弄得黑乎乎的，要拍也没法再拍了，”约翰尼说着就把他的远距离摄影镜头用罩子罩了起来。“喂，我的小人’哥。我们快回旅馆去吧。今天的活儿干得相当不错。”
“是啊，”那另一个摄影师说。“今天我们拍到的一些镜头是非常珍贵的。可惜进攻没有成功，真是太遗憾了。算了，这事还是别去想了。但愿有一天我们能拍到进攻得胜的镜头。只是进攻得胜的日子往往不是下雨就是下雪。”
“我可永远也不想再看了，”那女记者说。“我今天算是见识过了。我是说什么也不愿意再看了，好奇心打不动我，写文章挣大钱引诱不了我。他们都是男儿汉血肉之躯啊，跟你我有什么两样？可你看看他们，就这样都倒在那儿山坡上了。”
“你可不是男儿汉，”约翰尼说。“你是个女儿家。可不能混淆了。”
“那个戴钢盔的家伙又来了，”那另一个摄影师望着窗外说。“又大模大样地来了。我恨不得手里有颗炸弹，扔下去冷不丁吓他个半死。”
我们正在收拾摄影器材，那戴钢盔的大员进来了。
“哈罗，”他说。“你们拍到好影片了吗？伊丽莎白，我有一辆汽车停在后面一条小街上，我来送你回去。”
“我要跟埃德温·亨利一块儿回去，”那女记者说。
“风小点儿了吗？”我问他，这无非是句应酬话。
他没有答理，管自问女记者：“你不去？”
“不去，”女记者说。“我们准备大家一块儿走。”
“晚上跟你在俱乐部见，”他照样乐呵呵地对我说。
“你已经不再是俱乐部里的人了，”我极力学着英国人的腔调，告诉他说。
大家一起下楼，大理石楼梯上有窟窿，走起来得十分小心，眼下又添了新的损伤，得一一跨过、绕过。这真像是一座走不完的楼梯。我拾到了一个炮弹引信头上的“铜帽子”，已经撞扁了，底部还有灰泥的痕迹。我就递给了那个叫伊丽莎白的女记者。
“我不要，”她说。到了门口，大家一齐站住，让那个戴钢盔的家伙一个人走在前头。他架子十足地穿过了有时会有冷枪打来的大街这半边；到了对面墙头的掩护下，便只管端着架子继续走他的。于是我们也一次一个，向街对面的墙下作冲刺。在这里待过了一阵子总会知道：过开阔地的时候，第三个人或第四个人往往会招来敌人的火力。所以我们过了这个关口，心里总是挺高兴的。
这样我们就在墙头的掩护下顺着大街走去，四个人并排走，手里拿着摄影机，脚下踩着新飞来的铁片、刚碎的砖块，以及成块的石头，一路看看前面那个戴钢盔家伙架子十足的步态：他，已经不再是俱乐部里的人了。
“真讨厌，我还要写电讯稿呢，”我说。“今天的电讯稿可不好写。进攻失败啦。”
“你这是怎么啦，老兄？”约翰尼问。
“你应该找些可以说得的事情来写，”那另一个摄影师和婉地说。“今天的事情那么多，总该有些什么可以说说吧。”
“他们什么时候去把伤员弄回来？”那女记者却问。她没戴帽子，步子跨得又大又随便，头发披在皮领短茄克衫的领子上，在愈来愈暗的光线下看去都成了土黄色的了。她转过头来时，头发也跟着一晃荡。她面孔发白，脸色难看。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等天一黑。”
“上帝保佑，快些天黑，”她说。“原来战争就是这样。我要来采访报道的就是这么回事。那两个抬担架出去的人是不是给打死了？”
“死了，”我说。“肯定死了。”
“他们的行动太迟缓了，”那女记者不胜怜悯地说。
“人有时候想走却就是迈不开腿，”我说。“走起路来像陷在深沙里，有时又像身在梦中。”
前边，那个戴钢盔的人还是一直顺着大街走去。他左边是一排残破的房屋，右边是营房的砖墙。他的汽车停在大街的尽头，我们的车子也就停在那儿一所房子的背面。
“我们就带他回俱乐部’去吧，”那女记者说。“今儿晚上我可不想让谁受到伤害。感情不能受到伤害，什么都不能受到伤害。嗨！”她就喊起来。“等等我们哪。我们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