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用说？”弗雷泽先生回答，“坐吧，各位先生。你们都喝一点吗？”
“非常感谢，”大个子说。
“谢谢，”皮肤最黑、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
“谢谢，我不喝，”那个瘦子说，“喝了头晕。”他拍拍脑袋。
护士拿来几个玻璃杯。“请把酒瓶递给他们，”弗雷泽说。“这是从‘红人棚屋’买来的，”他说明。
“‘红人棚屋’的酒最好，”大个子说，“比‘大栅栏’的好得多。”
“这是明摆着的，”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价钱也比较贵。”
“‘红人棚屋’里的酒是名贵的，”大个子说。
“这收音机是几管的？”不喝酒的那一个问。
“七管。”
“真美，”他说，“这要多少钱？”
“我不知道，”弗雷泽先生说，“是租来的。”
“你们各位是卡耶塔诺的朋友吗？”
“不是，”大个子说，“我们是打伤他的那个人的朋友。”
“是警察叫我们上这儿来的，”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
“我们有点小地位，”大个子说，“他和我，”指指那个不喝酒的。“他也有点小地位，”指指黑皮肤的小个子。“警察告诉我们得上这儿来——所以我们就来了。”
“你们来，我很高兴。”
“我们也高兴，”大个子说。
“你们再来一小杯吗？”
“那敢情好，”大个子说。
“承蒙你招待，”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
“我不成，”那个瘦子说，“喝了头晕。”
“酒很好，”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
“干吗不试一点，”弗雷泽先生问那个瘦子。“不妨有点头晕。”
“接下来会头痛，”瘦子说。
“你没法叫几个卡耶塔诺的朋友来看他吗？”弗雷泽问。
“他没有朋友。”
“人人都有朋友。”
“这个人，没有。”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牌手。”
“他纸牌玩得精明吗？”
“我认为是精明的。”
“从我这儿，”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他赢了一百八十块。一百八十块就此无影无踪。”
“从我这儿，”瘦子说，“他赢了二百十一块。你想想这个数目。”
“我从来没有跟他玩过纸牌，”那个胖子说。
“他一定很有钱，”弗雷泽先生提出看法。
“他比我们穷，”那个身材矮小的墨西哥人说，“除了身上那件衬衫，他什么也没有。”
“那件衬衫现在也不值钱了，”弗雷泽先生说，“已经有了窟窿。”
“确实是这样。”
“开枪打伤他的那个人是个牌手吗？”
“不是，他是个甜菜工人。他已经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了。”
“你想想这件事吧，”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在这个城里，原来数他吉他弹得最好、弹得最出色。”
“真遗憾。”
“确实是这样，”个子最大的那一个说，“他吉他弹得多精彩啊。”
“城里吉他弹得好的人没有了吗？”
“勉强能弹弹吉他的人也一个没有。”
“有一个人手风琴还拉得不坏，”瘦子说。
“还有几个玩玩各种乐器的人，”大个子说，“你喜欢音乐吗？”
“我怎么会不喜欢呢？”
“我们哪一天晚上来演奏点音乐，好不？你想那个修女会允许吗？她看上去挺和气。”
“只要卡耶塔诺能听到，我包管她会同意的。”
“她有一点疯疯癫癫吗？”瘦子问。
“谁？”
“那个修女。”
“一点也不，”弗雷泽先生说，“她是一个既聪明又有同情心的好人。”
“我对一切教士、僧侣和修女都不信任，”瘦子说。
“他年轻的时候有过不幸的经历，”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
“我当过神父的助手，”瘦子骄傲地说，“现在我什么都不信。我也不去望弥撒。”
“为什么？去了要头晕吗？”
“不是，”瘦子说，“喝了酒，我才头晕。宗教是穷人的鸦片。”
“我原以为大麻是穷人的鸦片，”弗雷泽说。
“你抽过鸦片吗？”大个子问。
“没有。”
“我也没有，”他说，“那玩意儿看起来就像是很坏的东西。一抽上就甩不掉。是一种害人的东西。”
“就像宗教，”瘦子说。
“这个人，”身材最矮小的那个墨西哥人说，“激烈地反对宗教。”
“有必要激烈地反对某一种东西，”弗雷泽先生有礼貌地说。
“我尊重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尽管他们是无知的，”瘦子说。
“说得好，”弗雷泽先生说。
“我们能给你带些什么来吗？”大个子墨西哥人说，“你缺少什么？”
“我想买一点啤酒，要是有好啤酒的话。”
“我们会带啤酒来的。”
“临走前再来一小杯？”
“这敢情好。”
“让你破费了。”
“我不能喝。喝了头晕。接下来我会头痛，胃里也会不舒服。”
“再见，各位先生。”
“再见，谢谢。”
他们走了，他吃罢晚饭，就听收音机，把收音机的声音尽可能调低，然而低得仍然可以听到，而各地的电台终于按照这个次序停止广播： 丹佛、盐湖城、洛杉矶和西雅图。弗雷泽先生从收音机里得不到丹佛的景象。他可以从《丹佛邮报》上看到丹佛，从《落基山新闻》上校正他看到的景象。凭着他听到的一些描述，他一点也想象不出盐湖城或者洛杉矶是什么模样。他对盐湖城的唯一感觉是清洁而沉闷；至于洛杉矶，他听说那里太多的大旅馆里有太多的舞厅，使他无从想象那里的景象。他没法凭舞厅去想象。但是西雅图他终于知道得挺清楚，出租汽车公司里停着白色大汽车（每辆汽车里都有收音机），他天天夜晚坐着出租汽车到加拿大境内的那家小客店去，他在那里根据他们打电话点的音乐追随一个个晚会的进程。他每天晚上，从两点钟起，生活在西雅图，听着各种各样的人点的曲子，西雅图同明尼阿波利斯一样真实，在明尼阿波利斯音乐演奏者天天一大早起床赶到广播室去。弗雷泽先生越来越喜欢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那三个墨西哥人来了，而且带来了啤酒，不过不是好啤酒。弗雷泽先生会见了他们，但是他不想多说话。他们后来走了，他知道他们不会再来。他的神经已经变得会突然支撑不住；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愿见人。经过了五个礼拜，他的神经变得不行了；尽管他为神经能撑这么久感到高兴，然而他已经知道试验的结果，就不愿被迫做一次同样的试验了。弗雷泽先生早就做过这种事情了。只有一件事情对他是新鲜的，就是听收音机。他整整一宿收听着，尽可能把声音调低，低得刚能听到，他在学不动脑筋地收听。
那天早晨约摸十点钟光景，赛西莉亚修女走进房间，带来了信件。她很漂亮，弗雷泽先生喜欢看到她，听她讲话，但是信件被认为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显得更重要。然而，信上丝毫没有引起人兴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