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现在看起来，我老爹生来就是个胖子的料，那号到处可以见到的平平常常、圆圆滚滚的小胖子，不过他确实从来没胖到那个程度，就是最近才有点儿嫌胖罢了，而且这也不能怪他不好，他只参加参加骑马障碍赛，能负担得起这么大的体重。我还记得他在两件运动衫外套上一件胶布衫，外面再套上一件大汗衫，拉了我在晌午前火热的太阳下一起跑步那模样。他兴许会在大清早四点钟从托里诺 ［1］ 一赶来，就搭上一辆出租汽车赶到拉佐的赛马训练场，找一匹赛马试骑一会儿，这时万物都披着露水，太阳还刚开始出来，我帮他脱掉靴子，他穿上一双橡皮底帆布鞋和那么许多运动衫，我们就出发了。
“快，孩子，”他会这么说，一边在骑师更衣室门前踮起脚尖来回地走，“我们赶快行动。”
于是我们兴许会在内场缓步跑上一圈，他跑在头里，跑得不错，然后拐出马场的院门，沿着圣西罗通往四面八方的许多两旁都种着树的路中的一条跑去。我们上路时，我就会跑在他前头，我能跑得相当好，于是回头看看，只见他就在我后面轻松地跑着，过了一小会儿，我再回头看看，他在开始冒汗了。但等他浑身大汗，他只顾眼睛盯着我后背，一路紧紧跟着，可是一瞧见我在看他，就咧开嘴笑着说，“出了不少汗吗？”只要我老爹咧开嘴一笑，谁见了都禁不住会咧开嘴笑的。我们继续一直朝山区跑去，随后我老爹大叫了一声，“嗨，乔！”我回头一看，他已坐在一棵树下，把原来围在腰际的一条毛巾围在脖子上了。
我就跑回来，在他身边坐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绳子，在阳光下跳起绳来，脸上汗水直淌，他在扬起的白色尘土里跳着绳，绳子啪嗒啦、啪嗒啦、啪嗒、啪嗒、啪嗒地响着，太阳越来越热，他在路上一小块地方来回跳着，越跳越费劲。哎呀，看我老爹跳绳也是一大乐趣呢。他可以呼喇喇地跳得飞快，也可以懒洋洋地跳得很慢，跳出花式来。哎呀，你真该看看那些过路的意大利佬有时瞧着我们的样子，他们正赶着白色大公牛拉的车一路走进城。他们那眼光的确像是把我老爹看做疯子似的。他把绳子挥得呼喇喇响，弄得他们突然一动不动地站住了观察他，然后对公牛咯咯一声，用赶牛棒捅一下，就又上路了。
我坐着看他在火热的太阳下锻炼，心里着实疼他呢。他的确挺逗，但他锻炼得如此卖力，跳完绳后总是照例刷的一下把脸上的汗水像水一样挥掉，然后把绳子挂在树上，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往树上一靠，脖子上围着毛巾和一件运动衫。
“准保能减轻体重，乔，”他说着，往后一靠，闭上眼，深深长长地吸着气，“不比你小时候了。”随后他站起身，还没歇个凉快，我们又一路慢慢跑回训练场了。这正是减轻体重的法子。他老是在担心。大多数骑师差不多能靠骑马来减轻需要减轻的体重。一个骑师每骑一回就能轻掉一公斤左右，可是我老爹多少是戒了酒的，他不这么奔跑，体重就减不下来。
我记得有一回在圣西罗，一个为布佐尼工作的骑师，小个子意大利佬里戈利，从练马场这边出来，到酒柜前去喝点冷饮；他刚做完赛后体重过磅，用鞭子轻轻抽打着靴子，我老爹也刚过了磅，挟着马鞍出来，脸色通红，面容疲惫，个儿大得身上的绸子赛马服显得过小了。他站在那儿瞧着年轻的里戈利起身走到外边的酒柜前，神态冷静，一脸稚气，我就说，“怎么啦，爹？”因为我还以为兴许是里戈利冲撞了他什么的，可他只是瞧着里戈利，说了句，“唉，去他的，”就继续往更衣室走去了。
说起来，如果我们住在米兰，而在米兰和托里诺赛马的话，也许就太平无事了，因为要说有容易赛马的跑马场的话，就数这两个地方了。在参加了一场意大利佬认为呱呱叫的障碍赛之后，我老爹在获胜赛马的马厩里下马时说，“乔，真是太容易了。”我有一回问过他。他说，“这个跑马场本身就适宜于跑马。要你费神的是马的步法，步法一乱跳越障碍就危险了，乔。我们在这里压根儿不用讲究什么步法，实在也没有什么难以跳越的障碍。不过出起乱子来往往是由于马的步法，而不是障碍。”
圣西罗是我所见到的最出色的跑马场，可是我老爹说这种生活过得连牛马也不如。竟然每隔一夜都要乘趟火车，来回奔走于米拉菲奥瑞和圣西罗之间，一周里几乎天天都在路上跑。
我对马也很着迷。每当赛马出场，顺着跑道走到起跑标，真是有点意思。骑师紧挽缰绳，或许松开一下，让它们遛一下蹄，那姿势像跳舞般美观。赛马一来到起跑栅，我更是紧张得不得了。尤其在圣西罗，有那么一大片绿油油的内场，远处还有群山，那胖乎乎的意大利起跑发号员拿着根大鞭子，骑师们抚弄着赛马，这时栅门啪的朝上打开，铃声响起来，马儿一齐出发，挤成一团，然后渐渐拉成一长串。你总知道一群赛马出发时的情景吧。如果你带了副望远镜在高高的看台上，只能看见这些马向前猛冲，接着铃声响起，好像要响个一千年似的，于是这些马儿在弯道处飞掠而来。对我来说什么也比不上这个更精彩的了。
谁知有一天，我老爹在更衣室里换上逛街穿的衣服时竟说，“这些事儿全都不是闹着玩的，乔。在巴黎人家会把那群老弱赛马宰掉，剥取马皮和马蹄。”那天他刚赢得了商业性大赛奖，兰托纳像拔瓶塞似的在最后一百公尺冲刺到底。
正是在商业性大赛之后我们立即不干，离开了意大利。我老爹和霍尔布鲁克，还有一个不断用手绢儿擦脸的头戴草帽的意大利肥佬，在风雨街廊 ［2］ 里一张桌子边争论。他们都说法语，两个人盯着我老爹在谈什么事。最后他什么话也不再说了，只顾坐在那儿瞧着霍尔布鲁克，那两个还是不断盯着他，先是这个人说，接着那个人说，那意大利肥佬还老是插霍尔布鲁克的嘴。
“乔，你出去给我买一份《运动员报》好吧？”我老爹说，给了我两个索尔多 ［3］ ，眼睛仍盯着霍尔布鲁克不放。
于是我从风雨街廊里出来，走到对过斯卡拉歌剧院 ［4］ 前面，买了一份报回来，在离他们有一小段距离的地方站住了，因为我不想插嘴，这时我老爹正倒身坐在椅子上，低头看着自己的咖啡，用匙在搅来搅去，霍尔布鲁克和意大利肥佬正站着，那意大利肥佬一边擦着脸，一边摇着头。我走上前去，我老爹只当那两个人没站在那儿似的，开口说，“要份冷饮吗，乔？”霍尔布鲁克低头看着我老爹，字斟句酌、慢条斯理地说，“你这个狗娘养的，”说罢就和意大利肥佬穿过餐桌之间出去了。
我老爹坐在那儿，对我略带几分笑意，可是他脸色煞白，看样子病得够呛，我吓死了，感到不舒服，因为我知道出了什么事，可是不明白怎么竟会有人骂了我老爹是狗娘养的而一走了之。我老爹打开了《运动员报》，研究了一会儿让步赛的名单，然后说，“在这世上你有不少事都得逆来顺受，乔。”三天后，我们在特纳的赛马训练场前把一只行李箱和一只手提箱装不下的东西统统都拍卖了，就乘上从都灵去巴黎的列车，离开米兰，就此一去不回。
大清早，我们开进巴黎一个又长又脏的车站，老爹告诉我说是里昂车站。和米兰相比，巴黎显得大而无当。看上去好像在米兰，人人都有地方去，所有的电车都有地方跑，一点儿也不混乱，可是巴黎却是一团糟，他们根本不加以整顿。不过话说回来，我倒喜欢上巴黎了，反正，喜欢它的有些方面，比方说，它有世界上最好的跑马场。看上去似乎正是靠赛马来推动一切运转的，至于唯一能指望的事倒是公共汽车每天都会出车，开上不管什么规定的路线，笔直穿过一切，开上那条路线。我实在没有始终好好地认识巴黎，因为仅仅每星期跟我老爹从梅松 ［5］ 来巴黎一两回而已，而他总是跟梅松帮的其他人坐在歌剧院那一边的和平咖啡馆里，我想那里大概是巴黎最繁忙的地区之一吧。不过，说起来，巴黎这么大的城市竟然没有一个风雨街廊，这不是很滑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