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身患重感冒，在家卧床不起，你的恋人一整天都没打电话了解你的情况。你感到很失望，为什么恋人不打个电话表示关心？难道不爱你了吗？还是说明恋人只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情心、令人沮丧的对头冤家？抑或这正是恋人的可爱和体贴之处，怕打扰你的休息？有很多可能的解释，你可以选择宽恕的理由、责备的理由或者折中的理由。重点是，选择权就掌握在你的手中；同一个事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不论你选择何种解释，你的判断都可能非常重要。其结果是你的认知既可能巩固也可能损害你们之间的关系。
本章我们要考察这类判断。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一般指我们理解社会现象的知觉和判断过程（Moskowitz，2005）。我们首先关注的焦点是人们理解人际关系的思维方式。我们将考察和思索以下问题：人们对伴侣及其行为的判断怎样影响亲密关系后来的发展；人们为影响和控制伴侣对自己的看法会做出何种努力；两个相识的人或者亲密伴侣彼此了解的程度能有多深。本章我自始至终都会强调人们对同伴关系知觉和解释的重要性：认知决定了人们的感受和行动。如果人们的判断一直能保持正确，则没有什么不良后果。然而，解释某一事件通常有各种合理的理由（正如上面的例子所示），即使我们信心十足地自以为掌握了事实的真相，仍会犯错误。的确，正如第一印象的研究结果所示，也许人们从相遇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发生认知错误了。
第一印象及其影响
第一印象很重要。第一次与人短暂的谋面后，对别人所形成的印象深刻而持久，初期的认知在数月之后还影响着人们的判断。在初次交往时如果十分厌恶某人，那么我们就会回避与他发生任何进一步的接触（Denrell，2005）；如果这样，第一印象就是我们获得的唯一印象，显然也是对此人做出永久评价的依据。然而，即使发现了新朋友的其他特点，第一印象仍会持续地影响着我们的评价。研究者在正式安排大学新生的见面会之后发现，学生们最初形成的印象在9周后仍继续影响彼此的情感（Sunnafrank & Ramirez，2004）。
可以想见，有些第一印象是敏锐和正确的，而且会一直持续。有时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就能明辨善恶好坏，如果判断正确就无需改变最初的知觉。另一方面，即使第一印象是错的，也仍会相当顽固地继续存在（Harris & Garris，2008）。不管对还是错，第一印象盘踞不去，这就是它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看它是怎样起作用的。
自彼此相遇的一瞬间起人们就开始做出判断。这里的“瞬间”指1/25秒，这就是辨认陌生人的面部表情是否愤怒所花的时间，只要39毫秒 [1] （Bar et al.，2006）。在约十分之一秒的更加耐心的考虑后， [2] 人们就能判断出陌生人的长相是否有吸引力、有多么可爱、是否值得信赖，这一判断的准确性和仔细审视该陌生人的面孔一分钟后得出的完全一样（Willis & Todorov，2006）。而只要观察该陌生人和异性5秒钟的聊天场面，人们就能确定他/她的外向程度、良知水平和智力高低（Carney et al.，2007）。人们妄下结论的速度太快，太快了。
人们对不同类型的人群都持有刻板化的第一印象，并且会把碰到的陌生人都归入各种类型，这样草率的判断就产生了。这一论断看似鲁莽，但却符合实际。试想：人无非男女，这样（正如第1章所述）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就导致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有不同的期望。进而，一眼之下就能分辨美丑，这样（正如第3章所述）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俊美之人讨人喜欢。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群分类类型：年轻人/老年人，黑人/白人，穿耳洞者/不穿耳洞者，乡下人/城里人等等不一而足，这都会让人做出草率误判。刻板印象的具体内容或许因人而异，但其作用方式大抵相同：使人先入为主地看待他人（Freeman et al.，2010）。根据刻板印象所做出的判断往往非常不准确（Olivola & Todorov，2010），但却又很难避免其影响：人们会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甚至有时还意识不到它的存在（Devine & Monteith，1999）。所以，即使人们主观上想保持不偏不倚、胸怀坦荡，某些对他人先入为主的感受仍会不请自来。
那么，只要与他人交往，我们就仍然会不断地妄下结论。请花点时间快速地评价具备以下特点的某个人：
妒忌、固执、挑剔、冲动、勤劳、聪明。
当我们首次与人会面时，很难客观公平地认识他们。相反，各种刻板印象和首因效应影响着我们对观察到的行为的解释。
你愿意这个人成为你的同事吗？大概不太愿意。那么，再花些时间快速地估量具备以下特点的另一个人：
聪明、勤劳、冲动、挑剔、固执、妒忌。
印象好点了吧，是吗？后面这个人并不完美，但看上去能干且上进。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种描述只不过以不同的顺序给出了相同的信息，这就足以造成两种不同的印象（Asch，1946）。对他人的判断受到首因效应（primacy effect）的影响，从而使最先获得的信息印象深刻，即时印象和刻板印象一起，塑造出他人的整体印象。
首因效应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第一印象的作用如此强大：不论对错，快速形成的第一印象会影响人们对后来所获信息的解释。判断一旦做出，就会影响人们选择和使用后来获得的信息——它经常以难以觉察的微妙方式起作用。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者（Darley & Gross，1983）让大学生观看一段录像，然后确定小女孩“汉娜”所属的社会阶层。录像有两套版本，有些人看到汉娜在校园里破旧的水泥地面上玩耍，然后回到了狭小暗黑的房间，从而认为她很贫穷；另一些人则看到汉娜在宽阔的绿草地上嬉闹，然后回到了宽敞明亮的豪宅，从而认为她很富有。当要求参与者猜测汉娜在学校的成绩表现时，还好，没人认为富孩子比穷孩子更聪明；两组大学生都认为她成绩一般（见图4.1）。然而，此后研究者又让大学生观看汉娜参加智能测试的录像，汉娜的表现时好时坏，她有时能答对一些很难的问题，有时却在简单的问题上犯错。大学生看的都是相同的录像，但糟糕的是，他们根据汉娜所属社会阶层的印象做出了迥然不同的解释。认为汉娜贫穷的参与者指出了她犯的错误，并判断她的智能低于平均水平。而认为她富有的参与者却注意到她的成功之处，并评价她的智能远高于平均水平。由于对汉娜所属社会阶层持有不同的先入之见，从而对同样的行为做出了迥然不同的解释，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请注意这一过程是多么微妙：参与者并不是在只知道汉娜所属社会阶层之后就草率地得出有偏差的判断，这样的错误很容易觉察。但汉娜所属社会阶层的印象显然逗留在他们的大脑中，歪曲了对她后来行为的解释。他们可能很自信地做出这些错误判断，并且认为非常公道。两组大学生都能挑出汉娜测试时的一段表现（符合他们先入之见的那部分），认为自己做出的判断完全正当有理，却从未意识到：第一印象与他们不同的其他人，观看着同样的录像，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图4.1 先入之见会严重影响人们对他人信息的解释
对一位小学四年级的女孩所属社会阶层具有不同预期的人们，即使看到该女孩一样的智能测试表现，却对她的测试成绩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认为女孩富有的人比认为贫穷的人所评成绩更好。
资料来源：Darley & Gross，1983.
因此，第一印象影响着人们对随后所获信息的解释，也影响着人们对新信息的择取。如果要检查对别人形成的第一印象是否真实，人们更有可能去寻找可以证实自己信念的信息，而不是查找证明自己错误的资料。也就是说，人们常常会表现出验证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es）：他们常常寻找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正确的信息，而不是那些证明自己错误的证据（Snyder，1981）。比如，假若你要对一个同学进行面试，以确定他/她是否是个善于社交的外向型的人，你可能要提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是中性的（如“举止友善、心态开放的优点和缺陷是什么？”），还有些问题倾向引发内向的反应（如“喧闹聚会的哪些方面会让你讨厌？”），另一些问题则可能带来外向的回答（“如果要增加聚会的活跃气氛，你会做些什么？”）。你会怎样提问？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就会选择那些能证实你预期的问题。
当研究者要求一些参与者查明某位陌生人是否外向，而要求另一些参与者查明此人是否内向时，上述的一幕就发生了（Snyder & Swann，1978b）。两组面试者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调查方法，提的问题都可能使他们得到符合自己预期的回答。实际上，面试者的偏差非常严重，以致那些只听面谈磁带的人也根据面试者的先入之见判断陌生人的内、外向性。
确实，验证性策略的问题在于它引出了符合人们先入之见的、一面倒的信息，其结果是，人们很少正视那些能证明第一印象错误的明确证据。因而，人们不仅会坚持那些错误的轻率判断，而且还常常自以为对他人的看法正确无误（Ames et al.，2010）。的确，大多数人对他人的看法都会表现出过度自信（overconfident）的倾向，犯了许多错误而不自知。举一个例子，在你和情人开始恋爱之后，你可能很自信地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了解情人的性爱历史。你可能会越来越确信自己知道伴侣过去有过几个情人，是否身患性病。但很显然，你不太可能像你自己认为的那般了解情况。在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人们并不能像他们认为的那般准确地估计到新结识的朋友身患艾滋病的风险（Swann et al.，1995）。当新的亲密关系刚建立时，人们是非常自信的，随着关系的发展只会变得更盲信（Swann & Gill，1997）。彼此越熟悉，人们会更加确信自己非常了解伴侣，但实际的准确性并没有增加（见图4.2）。
所以，第一印象重要在于最先了解到的信息能够：（1）把人们的注意力导向某类新信息；（2）影响对后来获得的新事实的解释。最终结果是导致人们不能客观公平、不偏不倚地处理来自他人的信息。相反，这些已存的观念（不管是简单的刻板印象抑或草率的第一印象）影响了人们对新信息的选择和采用。人们常常轻松随意地忽略掉证明自己错误的证据，却一点也意识不到。人们没有丝毫犹豫，仅仅根据一些支持自己看法的零碎事实就盲目地相信自己对他人的判断，犯错的次数远比人们认识到的要多。
图4.2 人际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准确性和（过度）自信
在亲密关系开始之初，人们会认为自己了解新伴侣的性爱历史，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非常确信自己熟悉了伴侣的所有事实，但实际上准确性并未提高。
资料来源：Swann & Gill, 1997.
当然，随着时间的增加和经验的积累，对伴侣的了解会加深。亲密程度的标志之一就是对伴侣私人情况的了解，随着伴侣彼此熟悉程度的增加，第一印象肯定会发生变化（Kammrath et al.，2007）。然而，在人际关系的各个阶段，已有的信念都会产生影响，这也是我们要强调的基本观点。甚至那些站不住脚的第一印象，改变起来也比理论上认为的要困难得多，因为第一印象会影响后来的思维。随着亲密关系的发展和对亲密伴侣了解的增多，情况会怎样？这一模式仍然会持续：第一印象的阴影挥之不去，人们或许依旧视其所乐见，听其所乐闻，常常对自己的错误判断信心十足。
的确，对恋人和朋友现有的看法毫无疑问比当初结识时的第一印象强大得多。对亲密伴侣的了解使人们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但（因为这些信息对于我们相当重要）人们或许会发现很难看清楚自己的伴侣，所谓当局者迷。比如，要预测你的恋爱前景，你与父母比谁更准确？如果让大学生本人、室友和父母来预测该学生恋爱关系的将来发展，很显然，父母和室友做出的预测都要比大学生本人更准确（MacDonald & Ross，1999）。你或许认为人们能对自己的亲密关系做出最好的判断，但当事人只关注自己亲密关系的优点而忽略了缺点；因而，他们就会自信而乐观地预测自己的亲密关系会比实际情况持续更久。父母和室友则相对冷静而公正，虽然对预测不是很有信心，但对亲密关系未来的预测却更为准确。实际上，对异性恋爱关系预测最准确的往往是女当事人的朋友（Loving，2006）。如果她的朋友赞成这段恋情，就很有可能持续，但如果他们认为这段恋情注定要失败，就可能真的告吹（Etcheverry & Agnew，2004）。
因而，那些干扰人们对新结识者知觉的因素，如过度自信、验证性偏差和先入之见，在已经建立的人际关系中也会产生影响。当然，人们对自己的人际关系并非完全懵懂无知。如果人们以一种谨小慎微的心态来认真评价自己的亲密关系，当然比在浪漫的心情下预测爱情的未来发展要更加准确。但一旦人们投身到亲密关系之中，并希望永远持续，就很难保持冷静的头脑。如果人们要努力保持亲密关系的完好，就特别容易受到验证性偏见的影响，从而找到一些证据以保持对伴侣乐观的错误知觉（Gagné & Lydon，2004）。
所以，人们对自己人际关系的知觉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超然客观、准确无误（见专栏4.1）。并且，不管这种认知是对是错，其对后来亲密关系中的情感和行为都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点我们接下来会详细探讨。
知觉的力量
人们对自己亲密关系和伴侣的判断似乎自然而然地发生，好像这是我们看待自己所遇情境的唯一合理方法。人们很少意识到自己持有的观点往往都是通过选择而采纳的，这种选择进而会促进或妨碍亲密关系的满足。
伴侣的理想化
在理想的爱情关系中，你在寻觅什么？正如第3章所述，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伴侣热情而诚信、忠诚而多情、俊美而活泼、富有而强大。人们对情侣的满意度取决于他/她接近这些理想的程度（Tran et al.，2008）。但人们的现实爱侣与理想中的却总有些差距。那么，人们究竟要怎样才能与爱恋自己的人快乐相处呢？
一种方法是建立对伴侣善意和大度的认知，突出他们的美德而缩小他们的缺陷。人们经常以积极错觉（positive illusion）来评价自己的爱人，尽可能地用积极眼光来描述伴侣（Holmes，2004）。这种“错觉”混合了对伴侣现实的认识和理想化了的知觉。他们并不会忽视伴侣真实的缺点，只是认为这些缺憾并不如其他人认为的那么重要（Murray & Holmes，1999）。例如，满意的夫妻都认为伴侣的缺点是局部的、有限的瑕疵，远不如他们的优点和长处重要和有影响力（Neff & Karney，2003）。他们了解所有的实情，但做出的解释却与众不同（Gagné & Lydon，2003）。他们将伴侣理想化，比其他人更积极地评价伴侣，甚至比伴侣对自己的评价还更为积极（Conley et al.，2009）。
对爱人持有这么积极的看法是否会带来危险？如果伴侣不符合如此积极的评价，是否必然使人沮丧？答案取决于积极错觉与现实不符合的程度（Neff & Karney，2005）。如果人们硬要自欺欺人，在伴侣身上凭空虚构令人期待的品质，这注定要幻想破灭（Tomlinson et al.，2010）。新婚燕尔的夫妻如果发现伴侣并不如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其不满情绪会日益增加（Watson & Humrichouse，2006）。另外来看，如果人们了解伴侣各方面的情况，但却能以一种善意而大度的方式来进行诠释，这样的“错觉”就对亲密关系十分有益。将自己的伴侣理想化，人们就会先入为主地以一种积极方式来评价伴侣的行为，更愿意致力于维护好自己的亲密关系（Luo et al.，2010）。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被自己认为如此称心如意的伴侣所爱，毫无疑问会增强我们的自尊（Murray et al.，2000）。我们能慢慢地让伴侣相信，他们实际上正是自己所信任的最优秀的人，因为我们的高度评价也会提高他们的自尊（Murray et al.，1996）。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想化的爱人形象总是和更多的满意、关爱、信任和持续的亲密关系联系在一起（Miller et al.，2006）。
此外，保护自己免遭幻想破灭的聪明方法是：随着对伴侣了解程度的增加，不断调整自己对理想伴侣的期望，这样，对伴侣的期望标准就能切合伴侣的现状（Fletcher et al.，2000）。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能方便地确定伴侣已拥有的品质正是自己所期待的。
因而，选择乐观地看待事物——认为伴侣已经做到最好——不断调整对伴侣的希望和标准以符合客观实际，我们就更加可能与当前的伴侣愉快相处。的确，伴侣一般都清楚我们在美化他们，但往往希望我们这样做（Boyes & Fletcher，2007）——而作为回报，我们也从伴侣那里得到同样积极、善意的认知评价，这就是双赢！
归因过程
人们的喜怒哀乐还受到解释伴侣行为时所选择理由的影响。归因（attribution）就是指人们对事情发生的原因（特别是指人为什么要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提出的解释。归因能确定事件的起因，强调某些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很重要，因为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大多数事件通常都有很多可能的解释，这些解释的意义相差甚远。我们可以强调个体内部的影响因素（如人格、能力或者努力），或者强调外部的影响因素（如个体所面临的情境或环境）。比如，或许你已经注意到，考试成绩好的学生通常把成功归结于内因，如充足的准备和自己的能力；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则把失败归罪于外因，如试题太难或评分不公（Forsyth & Schlenker，1977）。事件的原因可能稳定而持久，如人的能力；也可能易变而短暂，如心情会起伏不定。原因还可进一步分为可控的，因而我们能管理或影响它们；或者不可控的，因而我们根本没法改变。因为存在以上种种区分，对某一事件的各种不同解释或许看上去都有道理。在亲密关系中，相互依赖的伴侣可能对很多生活事件都承担共同的责任，对因果的判断就格外复杂。
尽管如此，人际关系的归因研究发现三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首先，尽管伴侣之间有着深入的了解，仍然会受到行动者/观察者效应（actor/observer effect）的强烈影响。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与对观察到的伴侣的类似行为的解释完全两样（Malle，2006）。人们常常能深切地感受到影响自己行为的外部压力，因而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容易做出外部归因。但他们注意不到同样的环境也会影响他人，从而在解释他人一样的行为时，常常归因于他们的内部原因，如意图或性格。这一现象对亲密关系的启发意义在于：它使伴侣们忽略了他们在彼此身上观察到的行为正是自己所引发的。在吵架的时候，如果一方想：“她这样做真令我生气”，另一方可能这样想：“他脾气这么暴躁，真该学学如何控制自己了”。这种偏差相当普遍，几乎人际交往的任何一方对彼此具体的行为表现都有相当程度的共识，但在解释行为的原因时却可能各执一词（Robins et al.，2004）。更糟糕的是，伴侣双方可能意识不到彼此归因上的这种差异，每个人都可能认为另一方会像自己一样看问题。如果伴侣有意识地去努力了解对方的观点，行动者/观察者效应就会减少（Arriaga & Rusbult，1998），但很少会完全消失（Malle，2006）。最保险的策略是在心中这样假定：即便是你最亲密的伴侣也很少能真正理解你所有行为的原因。
其次，尽管伴侣彼此之间有真爱，也可能表现出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 bias），欣然地把成功归功于自己，而极力推脱自己在失败中的罪责。事情顺心时人们很容易认识到自己所起的作用，而情况变糟时则喜欢寻找外部理由。因而，虽然伴侣们不会告诉对方这一点（Miller & Schlenker，1985），但是当双方如胶似漆时，则常常认为自己居功至伟；当双方反目成仇时，则认为自己仍无可厚非（Thompson & Kelley，1981）。这一现象有意思的地方是，人们都能估计到他人存在自我服务偏差，而看不到自己也存在（Kruger & Gilovich，1999）。大多数人都能轻易地认识到别人对功劳过分的自居，对失败苍白的托词；但却认为自己类似的自我服务偏差明智而准确（Pronin et al.，2002）。这部分地是因为即使在自己的善良意图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人们仍能清醒地意识到它，并给予充分的肯定；而判断别人则仅仅依据他们的行为，完全无视他们行动的意图（Kruger & Gilovich，2004）。
这一现象发人深省，且来看看它是怎样发生的。设想丈夫上床睡觉时想道：“我敢打赌明天老婆躺在床上看到早餐时肯定很高兴。”他打算为妻子做点什么，并为自己是个体贴周到的伴侣而沾沾自喜。但当他睡过了头，不得不飞奔去上班，根本没有任何善意之举，却可能仍感觉良好：毕竟自己有颗为对方着想的心。相形之下，妻子只能从丈夫的行动来评价他；她又不会读心术怎能懂得丈夫心中所想，这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丈夫的好心好意。不同的信息来源使丈夫认为自己是位尽心尽力、周到体贴的好伴侣，但妻子（或任何其他人）却不这么认为。（还记得那些你想对亲人说出却未曾表达的感激吗？你或许为自己曾找机会向他们表达而认为自己是个感恩的人，但失望的亲人却未曾感到你的一丝谢意，认为你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个白眼狼！）
在社会生活中，这种微妙的心理过程使得人们对事件习惯性地做出自利式的解释。事实上，如果伴侣认为他们非常亲密，彼此的自我服务偏差就比与其他人相处要少得多（Sedikides et al.，1998）。尽管如此，在幸福满意的亲密关系中仍存在自我服务偏差。特别是发生争吵时，夫妻双方都倾向于认为争吵是对方的过错（Schutz，1999）。如果发生了婚外情，人们往往认为自己的风流韵事不过是无伤大雅的逢场作戏，但却认为对方同样的出轨行为伤风败俗、令人痛彻心扉（Buunk，1987）。
所以，伴侣们各自不同的视角使得自己能更好地开脱罪责，而不会同样地原谅朋友或爱人所犯的错误。他们还倾向于认为争执和冲突是对方首先挑起的。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很好相处，但对方有时难以忍受。这种知觉无疑影响深远。的确，第三种重要的现象就是，伴侣双方总的归因模式能决定亲密关系的满意程度（Fincham et al.，2000）。幸福的爱人对伴侣行为的归因都是能改善关系的。认为伴侣的积极行动都是刻意的、习惯的，还能据此推断伴侣在其他情境下的行为。也就是说，幸福的配偶对彼此的积极行为都通常给以内部的、稳定的、普遍的归因。他们也倾向于淡化彼此的过失，认为它们是偶然的、特殊的和局部的。因而，消极的行为都通过外部的、易变的、特定的归因而得到谅解。
通过这种归因方式，快乐满意的伴侣放大了伴侣的友善行为，而缩小了伴侣的冷漠行为，并且只要伴侣的不端举止的确仅仅是偶尔之失，那么这些善意的解释就能使双方愉快相处（McNulty，2010）。但痛苦不满的伴侣反其道而行之，夸大了坏处而缩小了好处（Fincham，2001）。不幸的伴侣做出了维持苦恼的归因，认为伴侣的负面行动都是故意的、习惯性的，而正面行动都是无心的、偶然的（见图4.3）。所以，幸福美满的伴侣常以君子之心来衡量彼此，从而能快乐相处；而痛苦不满的伴侣则以小人之心来忖度对方，那么不管双方表现如何友善都不能令人满意。即使苦闷的夫妻彼此示好，但双方都会认为对方的体贴只不过是消极常态中短暂的、不具代表性的片刻安宁。当善意被视为偶然的，伤害被视为蓄意的，亲密关系就很难得到满足。
图4.3 幸福伴侣和痛苦伴侣所做出的不同归因
改善关系的归因让伴侣肯定体贴、慷慨的行为，宽恕令人不悦的行为，认为它是一时的过错。维持苦恼的归因刚好相反，责备伴侣不合心意的行为，却并不肯定伴侣的良好举止。
资料来源：Brehm & Kassin，1990.
这种自我打击式的归因模式发生的原因何在？依恋类型有其影响作用。安全依恋型的人倾向于宽容地采用改善关系的归因，而不安全型的人则更为悲观（Pearce & Halford，2008）。高神经质的人也比其他人更可能做出维持苦恼的归因。不过，各种不同的沮丧事件都会使人逐渐消极悲观地来看待问题（Karney & Bradbury，2000）。有一点是清楚的：不良的归因方式会引起更多的纠纷，降低解决问题的效率，从而导致了那些本可避免的失落和不满（Sillars et al.，2010）。人们能随意选择各种不同的观点来解释伴侣的行为，既可能让亲密关系变得惹人喜欢、宽容大度，也可能使亲密关系变得痛苦悲观、每况愈下——幸福的亲密关系最终取决于这两种归因方式的选择。
记忆
对亲密关系当前事件的知觉，显而易见影响深远。人们对过去事情的记忆一样会影响亲密关系。
人们往往以为自己的记忆是对过去事件的如实表征。具体而言，人们可能会信任生动的回忆，因为它们看来如此确凿而具体。但一项历经数年的研究（Della Sala，2010）清晰地表明：随着新事件的发生，即便貌似生动形象的记忆，人们也会对其进行篡改和更新。所以对过去事件的记忆往往混杂着过去真实发生了的和最近才知悉的信息。心理学家用重构性记忆（reconstructive memory）这一术语来描述随着新信息的获得人们会不断地修订和改写记忆。
重构性记忆影响着亲密关系。举例来说，伴侣当前的感情状况会影响双方对共同往事的记忆（McFarland & Ross，1987）。如果当前幸福，人们倾向于忘记过去的不愉快；但如果伴侣感到痛苦，亲密关系在走下坡路，人们会低估过去曾经的幸福和情意。记忆的这种策略有助于人们适应环境，但常使人觉得自己的亲密关系一直比实际状况更稳定、更可靠——这会让人滋生有害的过度自信。
错误记忆好的一面是，伴侣能对未来保持乐观。任何时间点，满意的爱人都还可能记得过去曾发生过的一些问题，但这些最近都得到了改善，所以他们现在比过去更幸福（Karney & Frye，2002）。这一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纵向追踪这些幸福的配偶，即使他们彼此的满意程度日渐削弱而不是增加，他们仍会再三地告诉你这一点（Frye & Karney，2004）。显然，通过记忆亲密关系中那些并没有发生过的新近改善，伴侣们显然更为幸福。如同其他知觉一样，我们的记忆会影响随后的行为以及亲密关系中的情感（Simpson et al.，2010）。
关系信念
人们还带着人际关系的固有信念步入亲密关系。这些信念以心理结构的形式组织起来。心理结构又叫图式（schemas），能对人际关系的知识进行系统化的归档，更重要的是，能据此提出连贯一致的假设，以说明人际关系的发展规律（Solomon& Theiss，2007）。在人际关系图式中有一套很常见的相互关联的信念，即浪漫主义（romanticism），浪漫主义者认为爱情应该是选择伴侣的最重要的依据（Weaver & Ganong，2004）。他们认为：（1）与伴侣的爱情是完美无瑕的；（2）每个人只能有一个完美的“真”爱；（3）真爱能克服一切障碍；（4）一见钟情是可能存在的。这些浪漫信念显然能为刚建立的亲密关系增添一抹玫瑰色彩——浪漫情侣比不浪漫的情侣体验到更多的爱意、满足和承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削弱（Sprecher & Metts，1999）。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很少能满足这么高的期望。
至少浪漫信念看起来相当有益，其他一些信念则显然有害。人们对亲密关系本质属性的错误认识具有负面作用（dysfunctional），也就是说，它们对亲密关系有不利影响，使伴侣对亲密关系更不易满足（Goodwin & Gaines，2004）。什么样的观念有害呢？应警惕以下六个观点：
● 争吵具有破坏性。争吵就表明伴侣爱自己还不够深。如果彼此深深相爱，就不会发生任何争执。
● “读心术”很重要。真正彼此关爱的伴侣仅凭直觉就能知道对方的需要和偏好，根本不需要告知对方自己的所思所想。如果必须告诉伴侣自己的想法和愿望，那只能说明伴侣爱自己还不够深。
● 伴侣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一旦亲密关系变糟，就无法得到改善。如果爱人曾伤害过你，毫无疑问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你。
● 每一次的性生活都应该是完美的。只要爱情是忠贞的，每一次的性生活都应该是神奇美妙、令人满足的。伴侣应该经常渴望并为性生活做好准备。
● 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男人和女人的性格和需要非常不同，很难真正理解对方。
● 美好姻缘天注定。根本无需努力来维护美满的夫妻关系。夫妻要么彼此脾性相投、快乐到老，要么格格不入、争执一生。
数年前就有研究者识别出这些有害的观点（Eidelson & Epstein，1982），此后陆续有研究发现这些观点会导致亲密关系的困扰和不满（如Knee et al.，2003）。这些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争吵的确发生——争吵总是会发生的——持有以上观点的人就会认为事态极其严重（Franiuk et al.，2004）。任何争议都意味着他们的爱是不完美的。更糟糕的是，当亲密关系出现问题时，持有这些错误观念的伴侣并不会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来改善关系。由于相信伴侣不会改变、真爱天注定，他们就不会设法去解决问题，而只会逃避问题（Franiuk et al.，2002），他们更愿意结束不幸福的亲密关系，而不会努力去修复亲密关系（Knee et al.，2003）。
表4.1 宿命信念和成长信念
资料来源： Knee，1998.
在关系信念的研究中，有学者把上述观念叫做宿命信念（destiny belief），因为这些信念认为伴侣要么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婚姻生活注定幸福美满；要么不是冤家不聚头，婚姻生活注定痛苦悲惨（Knee & Bush，2008）。宿命信念从僵化呆板的角度来看待亲密关系（见表4.1）：如果伴侣双方注定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那么在相遇的那一刻他们就知道了，他们不会碰到任何疑虑或困难，一旦两个梦中情人相遇，就必然有美满的未来。这种爱情往往表现在好莱坞电影中的浪漫情侣身上，而迷恋这类影片的人通常认为真爱天注定（McCarthy，2009）。
另一种爱情观你很少在电影中看到，其假定幸福的亲密关系乃是辛勤维护的结果（Knee & Bush，2008）。根据成长信念（growth belief），幸福的关系是努力和付出的回报，如果伴侣一起努力战胜挑战、克服困难，良性的亲密关系就能逐渐建立起来。其基本假设是：只要努力付出，几乎任何亲密关系都能取得成功。
我们都能看到，在面临困难时，不同的关系信念会引起不同的结果（事实证明，好莱坞电影对于我们没任何好处）。如果夫妻发生争吵或者伴侣偶尔犯错，持有成长信念的人更忠于自己的亲密关系，更乐观地相信任何伤害都能得到平复（Knee et al.，2004）。持有成长信念的人还能心平气和地讨论爱人的缺点；相形之下，持有宿命信念的人一谈到伴侣的缺陷就充满敌意（Knee et al.，2001）。
很显然，某些关系信念更有适应意义（Miller et al.，2008）。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观念往往较为稳定而持久（Franiuk et al.，2002），但通过教育和反思可以改变不良的关系信念（Sharp & Ganong，2000）。确实，如果你有上述的宿命信念，希望本书对你有启发作用。不现实的关系信念是如此的理想化和过于乐观，没有任何亲密关系能达到它的标准。
期望
如果关系信念是错误的（正如起消极作用的宿命信念），则错误会延续下去。相形之下，人们却能期望他人做出某些特殊行为，即使这些期望一开始是错误的，后来却能变成现实（Rosenthal，2006）。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指错误的期望最终变为现实，因为它会诱导被期望人的行为，从而使错误的期望得到实现。自我实现的预言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知觉的力量，因为预言中的事件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人们期望它发生，并且被期望的人就像所期望的那样去行动。
我们一起来考察图4.4，详细看看自我实现的预言是怎样进行的。自我实现的预言第一步是知觉者形成对目标（他人）的期望，即预测目标会怎样行动。目标的各种信息，诸如年龄、性别、种族、长相吸引力和社会阶层等，都会在知觉者意识不到的情形下影响他的判断。
然后，接下来是重要的第二步知觉者行动，知觉者通常会以与自己期望一致的方式来行动。的确，知觉者很难避免微妙地传达出对目标的看法（Biesanz et al.，2001）。比如，持赞许性期望的知觉者与持否定性期望的知觉者相比，前者与目标交往的时间更长、更频繁，有着更多的眼光接触，坐得更近，更多微笑，问的问题更多，鼓励更多的反应等（Rosenthal，2006）。
图4.4 自我实现的预言
知觉者原本错误的期望在与目标互动的过程中似乎变成真实的了。
知觉者行为的接受方（即被期望的人）可能注意到所有的这一切，目标的解释会影响他/她自己的反应（Stukas & Snyder，2002）。然而，多数情况下在第四步当目标做出反应的时候，其方式与知觉者对他/她的行为方式是类似的。对热情常报以兴趣（Snyder et al.，1997），敌意则还以反击（Snyder & Swann，1978a），轻浮则回应诱惑（Ridge & Reber，2002）。因而，知觉者往往从目标身上引出他们所期望的行为。如果知觉者没有刻意寻找这种行为，目标的行为或许会大为不同。
但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本质，所以在最后一步知觉者解释目标的反应时，知觉者不太可能认识到他自己在引起目标反应中所起的作用（McNulty & Karney，2002）。行动者/观察者效应会使知觉者把目标的行为归因于目标自己的性格或心情。毕竟，知觉者在目标身上发现了自己期待的行为；还有更好的证据来证明知觉者的预期是正确的吗？（这也是人们在判断他人时往往过度自信的另一个原因；当错误的期望变成现实，人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犯过的错误。）
这也是对他人知觉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基本原因。这些知觉不仅影响到对所获信息的解释，也指导着对他人的反应。我们常从别人身上验证了我们的期望，而这些期望中的行为如果没有我们的推动就不会发生——但我们很少意识到正是我们的期望造就了他们的现实。
研究者通过一个精巧的实验演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Snyder et al.，1977）。研究者让明尼苏达大学的男生相信和他们在电话里聊天的女生有的非常漂亮，有的则非常丑陋。主试让每位男生看一张他们即将结识的女生的假照片，然后将谈话录了下来看会有什么结果。认为自己在和美女聊天的男生比认为和丑女聊天的男生有着更高的期望，在交往开始时他们更为热切和投入。听谈话录音的人也认为他们好交际、热情、外向和勇敢。男生对女生的判断（大部分是错误的）清晰地反映在他们对待女生的行为中。女生又是如何应对男生的这些行为呢？她们并不知道自己已被贴上漂亮或丑陋的标签，但肯定知道与自己交谈的男生是热情还是冷漠。结果，男生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被认为美丽的女生听起来更吸引人，对兴味盎然的男生报以热情和魅力。相形之下，被认为丑陋而且被男生淡漠对待的女生听起来相当乏味。在这两种情况下，无论男生的期望是否正确，他们都从女生那里看到了自己所期望的行为。
对他人的期望能引导我们对他人做出的行为反应，所以期望具有促动作用。另外一个有趣的实验是，研究者先误导参与者的期望：陌生人要么喜欢他们，要么讨厌他们，然后让他们与该陌生人交谈（Curtis & Miller，1986）。实验中研究者告诉参与者，为了研究不同类型的人际交往，研究者会提前给陌生人一些关于参与者的虚假个人信息，所以与陌生人见面时，参与者会预期从陌生人那里得到友好或者冷漠的反应。但实际上，没有一个陌生人知道参与者的任何信息，对这次交往是好是坏的虚假期望只不过是参与者的臆想罢了。（假设你也参与了这个实验：你认为即将谋面的人已经喜欢或者讨厌你了，但那人实际上对你一无所知。）结果怎样？人们实现了他们的期望。预期自己将被人喜欢的参与者与陌生人打招呼时富有魅力，开朗而积极——他们的言谈举止讨人喜爱——并且真的得到了陌生人的喜爱。然而，预期自己被人讨厌的参与者则显得小心翼翼、戒心重重、畏畏缩缩，对方也的确讨厌他们。错误的期望再一次使他们的行为变为现实——积极的期望对人际交往有所裨益，而消极的预期则相反。
的确，长期对他人持有不同期望的人逐渐会制造出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Stinson et al.，2009）。例如，一项研究计划发现，经常忧虑被他人拒绝的人，其行为方式往往更可能遭人拒绝（Romero-Canyas et al.，2009）。对拒绝高度敏感的人经常会紧张地感受到别人的怠慢，即使没有人有意冷落他（Romero-Canyas et al.，2010）。他们的行为令人讨厌，因而他们自己以及伴侣往往对亲密关系感到不满足（Downey et al.，1998）。
对拒绝敏感的反面或许是乐观主义，即总是期望好事发生。长期乐观的人比那些不太有希望的人享有更满足的亲密关系，因为他们的积极期望对伴侣关系有所裨益（Carver & Scheier，2009）。与悲观主义者相比，他们感受到伴侣更多的支持（Srivastava et al.，2006），自信能和伴侣一起紧密合作，创造性地完美解决所遇到的问题（Assad et al.，2007）。相信自己能克服困难的期望显然使他们能信心十足、精力充沛地直面任何难题，这实际上也让问题变得更易于处理。
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人们肯定会了解对他人的错误期望这一事实真相。当人们日渐变得熟悉彼此，某些最初还站得住脚的预言会消失。相反，如果人们仍根据自己先前的期望持续行事，某些自我实现的预言能存在若干年（Smith et al.，1999）。总之，对伴侣的知觉、做出的归因、带入新的人际关系的信念和期望等因素，对随后的人际事件或许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彼此做出的评价也有影响（Holmes，2002）。同悲观主义者相比，期望他人值得信赖、慷慨大方、充满关爱的人会发现对方对自己的确很好。
自我知觉
知觉具备力量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人们对自己形成的评价。在第1章讨论自尊时我曾提到，自我评价是影响人们交往的重要因素。高自尊的人对自己友好的搭讪常常信心十足，预期他人会热情地回应。而低自尊的人则不太确定自己是否讨人喜欢（Baldwin & Keelan，1999）。因而，怀疑自己的人往往也会怀疑自己的亲密伴侣，其亲密关系一般不如高自尊的人安全（Mikulincer & Shaver，2007）。
但自尊只是更宽泛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s）的一部分。自我概念包括人们对自己所形成的全部信念和情感。我们的自我概念包含广泛的自我了解和自尊，自我概念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和我们与他人的人际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社会交往中，自我概念具有两种不同的功能（Kwang & Swann，2010）。一方面，我们从他人那里寻求能提升自我概念的反馈，这将使我们相信自己是合乎他人心意、有吸引力、有能力的人。我们都喜欢听到关于自己的正面信息，并设法与那些能帮助我们树立正面自我形象的人保持联系。
另一方面，如果听到与自己信念矛盾的信息会令人不安，所以我们还需要能支持自我概念的反馈（Swann et al.，2008）。且不管好坏，自我概念在构建人们的世界观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使得生活可以预见，也支持了人们对每天行动结果连贯而一致的期望。如果没有稳定和牢固的自我概念，社会生活将变得混乱无序，而不断地面对与自我形象矛盾的信息则会令人感到气馁。因此，人们还会从他人那里寻求与自我看法一致的反馈，这能证实他们现存的自我概念（Stinson et al.，2010）。
这两种动机，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对正面、褒扬反馈的渴望）和自我证实（self-verification，对与自我概念一致的反馈的渴望）的动机能一起和谐地出现在喜欢自己和有正面自我概念的人们身上。当这样的人和表扬及恭维他们的人交往时，获得的反馈同时具有自我提升和自我证实作用。但对于那些真正认为自己能力不足和不招人喜欢的人而言，情况却更为复杂。他人的正面评价使他们感觉良好，但却会威胁到他们的负面自我形象；负面的反馈和批评确证了他们的自我概念，但感觉糟糕。
这两种动机如何在具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身上共存？答案之一是具有糟糕自我概念的人喜欢人们总体的赞扬，以表明伴侣与自己相处很幸福，但对于其特殊的缺点却偏爱自我证实的反馈（Neff & Karney，2005）。伴侣很清楚你的毛病，尽管如此仍然喜爱你，这样的伴侣貌似能同时满足这两种动机（Lackenbauer et al.，2010）。自我提升的动机看上去是自动化的、相对无意识的、主要为情绪性的反应，而自我证实动机却根源于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认知。这就意味着具有不良自我认知的人喜欢他人的表扬和恭维，但一旦有机会思考时，他们就不会相信和信任这些反馈（Swann et al.，1990）。
那么，这又会怎样呢？这些现象对于人际关系研究的意义在于：如果人们认真地选择伙伴，他们会选择那些支持他们现存自我概念的亲密伴侣，不论自我概念是好是坏（Swann et al.，2008）。看一个例子：设想你在大学生宿舍和人共住一个两人间，学年结束时你是否愿意更换室友？如果你有正面的自我概念，你的室友喜欢与你相处并告知了你。你想离开吗？可能不会吧。但如果室友讨厌你还不断地贬低你，你或许就想走了。你不会愿意和与自己看法有争执的人住在一起，因为整天面对这样矛盾的观点会让你身心疲倦、厌恶透顶。
现在设想你有着糟糕的自我概念，分在一起的室友一直恭维你。这样的表扬的确能提升自我，听起来也顺耳，你还想得到更多表扬，是吗？不对！因为保护和维持我们现存的自我概念的动机非常强烈，以致具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希望逃离喜欢和赞同他们的室友；他们宁愿室友不喜欢自己（Swann & Pelham，2002）。这种不赞成虽然令人不快，但至少打消了接受者的疑虑：这个世界还是能预测的。
在爱情关系中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如果人们选择约会的恋人，自我提升是很重要的动机，人人都会寻找喜欢和接纳自己的伴侣。所以，即使有着糟糕自我概念的人也会追求能提供积极反馈的伴侣（Swann et al.，2002）。不过，在相互依赖更多、更投入的人际关系（如婚姻）中，自我证实的动机居于主导（这种现象叫婚姻转变），人们需要支持他们自我概念的反馈（Swann et al.，1994）（见图4.5）。具有负面自我形象的人如果发现爱人不断表扬和欣赏他们，他们逐渐会找出各种办法尽可能地逃避自己的配偶：
设想有位男士把从妻子那里得到的表扬都解读为过誉之词。虽然这些表扬起初让他觉得乐观而幸福，但如果他最后判断妻子只不过是言不由衷…或者干脆认为妻子是个傻子，正面光辉就会慢慢消退。无论哪种情况，从自己非常熟悉的人那里得到了过分称赞的评价，都会使自己不安、并认为对方很虚伪（Swann，1996，p.118）。
另一方面，那些具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即使伴侣贬低自己，他们也能够亲密相处。（当然，那些具有正面自我概念的人相处方式则刚好相反。）
总的来说，自我概念对人们选择亲密伴侣具有导向作用。他人的赞许和接纳令人愉快，但在长期的亲密关系中，人们更偏爱能确证自我认知的反应。这就意味着虽然大多数人对那些赞美他们的伴侣感到很满足，但具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不会这样；他们觉得能证实自己糟糕的自我观念的伴侣更理解自己、感觉更亲切（Letzring& Noftle，2010）。 [3]
图4.5 自我证实中的婚姻转变
在恋爱的伴侣关系中自我提升非常明显；那些赞赏我们的恋人比那些认为我们有缺陷的恋人更让我们感到亲密。但一旦人们结了婚，自我证实的动机就居于主导。具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的确认为不赞赏他们的配偶比赞赏的配偶更亲密。如果你现在的爱人自尊较低，当心婚姻转变这个现象。
资料来源：Swann，De La Ronde，& Hixon，1994.
印象管理
他人对我们形成的印象显然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经常会努力控制自己给他人传递出的信息。有时我们会仔细地选择自己的动作、言语、穿着和背景，企图给他人留下精心策划的好印象；甚至会仔细挑选自己的好友以呈现某种公共形象（Keating，2006）。另一些场合，虽然我们并没有刻意去追求某种人际印象，但我们仍然会表现出以前习惯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把我们刻画成令人喜欢的形象（Lakin，2006）。所以，不论我们是否能意识到，我们总是在进行着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试图影响别人对我们的印象。
这一观点非常有意义，原因至少有两方面。首先，我们在他人面前做的所有事情，其调控策略几乎都是围绕着印象管理的。女性与自己心仪的男子约会时，比与自己的闺蜜在一起时吃得更少（Robillard & Jarry，2007）。男性若想打动女子，他们会在滑板上做高危动作，展示更惊人的碰撞（Ronay & von Hippel，2010），更慷慨地做慈善（Iredale et al.，2008），炫耀奢侈品（Sundie et al.，2011）。 [4] 在性生活中，女性会夸张地叫喊以示愉悦（Brewer & Hendrie，2011），男女两性偶尔都会假装性高潮（在美国堪萨斯州的样本中约有四分之一的男性和三分之二的女性这样做过）（Muehlenhard & Shippee，2010）。确实如此，任何公开的行为都会向别人传达我们有意义的信息。我们选择的电子邮箱名称（Back et al.，2008b），在3D虚拟网游《第二次生命》（the Second Life）里创建的人物（Bélisle et al.，2008），当然还有在脸谱网站编写的个人页面（Back, Stopfer et al.，2010），所有这些都会让陌生人认为我们的某些人格特质特别优秀。
印象管理之所以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他人对我们的评价非常重要，与人交往时，我们很难不关心对方对我们的看法（Miller，1996）。运用印象管理我们能影响他人的判断，从而增加实现社交目标的机会。这一过程鲜有不诚实的事件出现，故印象管理很少有欺骗性。是的，女性会在网上的个人页面上误报自己的体重，男性则会误报身高（Hitsch et al.，2010）——你肯定知道误报的方向——但大多数印象管理是向别人（或许是选择性地）披露自己真实的特性（Schlenker，2003）。比如，只是表明自己的部分态度，而不提及其他，这样人们看上去与自己遇到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某些共同点。印象管理的这一简单策略使人们的社会交往变得更得体、更有奖赏意义，却与虚伪无涉。因为人们都反感虚假和欺骗，所以很少有人会伪装矫饰自己。
印象管理策略
然而，因为大多数人都有着不同的兴趣和才能，所以只要我们真实呈现，就能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印象，在不同的情境下展现不同的形象。的确，人们通常会用到四种印象管理策略（Jones & Pittman，1982）。如果要寻求他人的接纳和喜欢，会用到逢迎讨好（ingratiation）策略，帮别人的忙，夸赞别人，谈及共识，装作可爱而大方，总之，尽量让自己显得充满魅力、讨人喜欢。逢迎讨好是恋人最常用的印象管理策略（Nezlek et al.，2007），只要这些努力不明显带有操控性质或者虚伪不实（Marchand & Vonk，2005），一般都能得到对方的良好回应（Proost et al.，2010）。
在其他场合下，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能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尊重，就会使用自我推销（self-promotion）策略来向他人描述自己的成就，或颇具策略地公开展示自己的技能。自我推销是职场最常用的印象管理策略（Nezlek et al.，2007），但即便是在职场的背景下，如果女性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推销行为，就会有一定的风险被人认为“不够淑女”（Moss-Racusin & Rudman，2010）。然而在求职面试中，自我推销比逢迎讨好给面试官的印象更好，而这两种策略结合使用效果更佳（Proost et al.，2010）。
逢迎讨好和自我推销都能营造讨人喜欢的社交印象，但另外两种策略则会留下令人讨厌的形象。通过恐吓（intimidation）人们把自己描绘成无情、危险和凶恶的形象，以使他人顺从自己。这样的行为令人反感，会使人避而远之。不过如果只是偶尔为之，或者对待的是儿童和无家可归的流民，恐吓或许能达到一些目的。最后，使用恳求（supplication）的策略，人们看上去显得无能或体弱，以逃避责任或求取他人的帮助和支持。人们声称经过“一天辛苦的工作”感觉“太累了”而不能洗碗，使用的就是恳求的策略。如果前面两个策略起了作用，大多数人会避免使用恐吓和恳求。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讨人喜欢和受人尊敬，而不是让人害怕或者要人怜悯。但几乎人人都偶尔会用到恐吓和恳求策略。如果你曾经做出姿态，让伴侣知道你对某事很生气或者伤心，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分别用到了恐吓或恳求策略（Clark et al.，1996）。
亲密关系中的印象管理
亲密伴侣之间的印象管理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首先，人们管理印象的动机存在个体差异，这种差异具有重要的影响（Nezlek & Leary，2002）。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能力高的人善于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各种情境下的不同规范。他们对社会线索敏感，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他们愿意也有能力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当前的情境。相形之下，自我监控能力低的人不太在乎社会规范，缺少变通，应变能力差，故而所有情境下都表现出一成不变的行为，即使并不适合当前的情境仍保持原来固定的形象。故而，自我监控能力高的人其印象管理更为灵活多变（Fuglestad & Snyder，2009）。
这些不同的印象管理风格导致了不同的交际圈子。由于自我监控能力高的人常能快速地转变形象以面对不同的人，他们比自我监控能力低的人有着更多的朋友，但和这些朋友的共同点并不多。 [5] 自我监控能力高的人身边有许多“活动专家”式的伙伴，他们是进行某些爱好和活动的好伙伴——如“网球伴儿”或“芭蕾舞伴”——但在活动之外朋友间并不见得心投意合（Leone & Hawkins，2006）。高自我监控者能有技巧地尽量避开可能引发争执的话题，而专家式的朋友则能使他们真正地享受这些活动——但如果他们聚会，把所有这些朋友都请来，那么他们可能是鲜有共同点的形形色色的人。相形之下，低自我监控者必须更加费力地寻找才能找到更为相似的同伴。如果把低自我监控的人的所有朋友召集在一起（当然屈指可数），他们的共同点会更多。
印象管理风格上的差别随着时间流逝似乎变得更为重要。高自我监控者第一次见到别人时，比低自我监控者体验到更为紧密的交往；他们善于找到谈话的共同点，也擅长和人私聊（Snyder & Simpson，1984）。高超的印象管理能力似乎有助于他们与许多不同的人轻松自在地交往。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每个朋友身上所花的时间较少，所以与低自我监控者相比，他们的人际关系维持的时间更短、投入程度也较小（Leone& Howkins，2006）。人际关系刚开始时，高自我监控者所享有的社交优势，在关系稳固后却可能变成障碍（Wright et al.，2007）。
故而，高自我监控者对社交形象的高度关注会影响他们建立的人际关系。你更愿意成为哪类人，你的自我监控能力高还是低？使用表4.2所示的量表，可以确定你自己的自我监控能力。请记住：只有非常高或者非常低的得分才符合这里所描绘的情况。
表4.2 自我监控量表
资料来源：Snyder & Gangestad，1986.
亲密关系中印象管理的第二个有趣特点是，尽管我们给好友和恋人营造的印象比为熟人或陌生人营造的更为重要，但是为了维持良好的形象，我们在前者所花的心思通常不如后者。我们不会总是惦记着如何给熟悉的人留下美好的印象，也不会一直努力在他们面前显得招人喜欢、德才兼备（Leary et al.，1994）。比如人们与伴侣认识的时间越长，他们在约会聚餐时，在洗手间里梳洗打扮自己所花费的时间就越少（Daly et al.，1983）。我们对在亲密伴侣面前所呈现形象的关注程度，反不如面对陌生人时更在意，这可能有很多原因（Leary & Miller，2000）。举例来说，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好友和爱人已经喜欢上我们，所以营造美好形象以赢得他们赞许的动机不足。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十分了解我们，要改变他们的看法比较困难。不过，还有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变懒了。要表现最好的言谈举止需要专心和努力。有礼貌的举止通常意味着某种形式的自我约束。在已经了解并喜爱我们的人身边，我们可以放松，无拘无束。但这也意味着人们对亲密伴侣常比对普通人更为坦荡不羁（Miller，1997b）。在谈恋爱时显得非常端庄得体的人——不沐浴更衣、穿戴整齐后决不出来吃早饭——常常在结婚后变成这样的配偶：穿着内衣坐在桌旁，没有洗漱，又是抓痒又是剔牙，还叉走了最后一个炸面包圈。这很有讽刺意义。人们在谈恋爱时，凭借优雅的举止赢得浪漫伴侣的爱情后，却再也不肯努力在爱人面前保持风度（这或许是许多亲密关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在第6章我们会详细探讨）。
我们了解伴侣的程度
我们来总结一下本章学习过的社会认知内容。在亲密关系中，伴侣们彼此常常持有理想化的且过度自信的认知，并且如果他们依据这些判断来行事，或许彼此会引发符合他们期望的行为，否则这些行为就可能不会发生。而且，不论期望正确或错误，他们都可能会以符合自己先入之见的方式来解释彼此的行为。和这些因素一同起作用的，还有伴侣努力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便给对方留下自己想要造成的印象。显然，在亲密关系中有着许多不同的过程在起作用，导致我们在伴侣身上看到我们所期望或想要（或者伴侣希望我们）看到的特质和动机。那么我们对伴侣认知的准确度如何呢？我们有多了解自己的伴侣呢？
答案很简单，“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准确”（Sillars，1998）。当然，我们对伴侣都有着深入的了解（Gill & Swann，2004），但正如第3章所述，我们通常会认为伴侣与自己很相像，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相信他们经常会同意自己的意见，但实际上没那么频繁，我们还过高地估计伴侣的人格特质与自己的相似度（Luo & Snyder，2009）。结果，我们觉得自己理解伴侣，伴侣也理解我们，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Pollmann & Finkenauer，2009）。这些错误知觉也有些好处。的确，我们在伴侣身上感知到的相似和理解越多，我们与他们的亲密关系就越令人满意（Pollmann & Finkenauer，2009）。不过，我们对伴侣的误解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认识到的程度。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对伴侣的认知是一种虚构的形象，把伴侣描绘成另外一种人。
有几个因素决定了我们判断伴侣的准确程度。人际知觉既取决于交往中的人，也取决于他们所面临的情境。
了解
我们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样了解自己的伴侣，这一结论与亲密伴侣彼此熟悉这一事实并不矛盾。随着亲密关系的发展及伴侣在一起的时间增加，双方确实对彼此更加了解（Brown et al.，2011）。已婚的夫妻对彼此的认知比恋爱中的情侣或一般朋友更为准确，熟人对彼此的判断也比陌生人更准确（Letzring et al.，2006）。亲密的伴侣有着更多的交往，对彼此有着更为细致的了解——正如第3章所述，他们实际上可能有着更多的共同点——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判断的准确性（Connelly & Ones，2010）。
动机
然而，我们对他人的认知并不一定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必然变得更为准确（Kenny et al.，2007）。实际上，结婚时间较短的配偶在推测伴侣的心思方面，比婚龄更长的配偶更准确（Kilpatrick et al.，2002）。显然，我们领会彼此心意的兴趣和动机有助于提高我们认知的洞察力和准确性（Thomas & Maio，2008），刚刚同居的人（想了解彼此的动机大概很强[Clark & Wegener，2008]）对彼此的了解或许和以后了解的一样准确。但长期非常亲密的接触（如婚姻），随着时间的递进彼此的了解似乎更不准确（Ickes，2003）。
一般看来，女性仔细思考自己的亲密关系的时间比男性多（Acitelli，2008）。引人注目的是，女性在月经周期的某些阶段可能变得特别机敏：当她们处在受孕期——也就是说，正好在每个月排卵之前的几天——她们能迅速而轻松地判断出男性的力量和强势，其他时间则迟钝得多（Macrae et al.，2002）。但是，女性对他人的判断是否通常比男性更准确？答案是肯定的。一定程度上，这与男性不如女性那么努力地去理解他人有关（Hall & Mast，2008）。最后，我们对俊美之人往往比对普通长相的人更为了解，这是因为他们俊美，我们会更加努力地进行了解（Lorenzo et al.，2010）。如果我们了解他人的动机很强就能更准确地了解他们。
伴侣的易理解性
人们的某些特质格外显眼——即表现这些特质的行为易于观察、显而易见——特质越明显，人们认知的准确性就越高。比如对于善于社交和性格外向的人，人们更可能认为他们喜欢热闹、为人友善，但神经质程度高的人却不易让人觉察（Vazire，2010）。此外，我们通常更容易正确地判断某些人。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让参与者观看快速约会相亲者的视频（Place et al.，2009）。观察者通常能较准确地分辨男子是否对相亲的女子感兴趣，但要判断女子对男子的兴趣却有点困难（可能是因为女子大多喜欢掩饰自己的情感）。尽管如此，男女两性中都有一些人非常坦率，容易解读，而另一些人（约占该群体的20%）总是会误导那些观察他们的人。如果观察者难以解读这些人，对他们的想法往往也就毫不知晓。
知觉者的能力
有些人或许很难被人了解，但也有些人却善于观察别人。具备优秀社交技能的人往往擅长评价和判断他人（Hall et al.，2009），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很高。情绪智力指人们觉知、利用、理解和管理情绪的能力（Mayer et al.，2008）。如果人们有较高的情绪智力，就能驾轻就熟地调控自己的情感，从而在遭受打击和挫折时避免过度反应。他们还能敏感地体验到别人的感受，所以他们的人际交往更加满意和亲密（Mirgain & Cordova，2007）。女性往往比男性的情绪智力更高（Brackett et al.，2005），这也是她们擅长评价和判断他人的又一个原因。
觉知他人的能力低下可能引起不良后果。研究者请已婚男士观看妇女讨论她们离婚的录像，结果发现（你或许能猜到）有些男士能更好地读懂这些妇女的心思和情感（Schweinle & Ickes，2002）。录像充满着紧张的情绪反应，这些男士也不认识录像中的妇女。那些能准确辨别妇女真正恼怒和愁苦心境的男士，其婚姻往往更为美满。相形之下，有些男士知觉到的敌意情绪比她们的实际情况更严重；他们在这些妇女的中性言谈中觉知到批评和拒绝，而其他男士却不这么认为。这些男士殴打老婆的可能性也更高（Schweinle et al.，2002）。从陌生女性那里觉知到并不存在的敌意，这一敏感的倾向与虐待妻子的行为有相关。
令人欣慰的是，通过训练和实践人们可以提高自己理解伴侣的能力。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参加了为期10小时的同理心训练课程，在6个月后他们就能更准确地理解伴侣的想法和情感。他们的伴侣对彼此的亲密关系也更为满意（Long et al.，1999）。
危险的知觉
亲密伴侣彼此的了解当然比一般熟人的了解更准确，但如果伴侣的情感和行为令人困扰和不安，他们就不愿意去了解对方。准确知觉如果令人忧虑，可能实际上促使他们故意歪曲知觉，以避免对亲密关系产生怀疑（Ickes & Simpson，2001）。这是好事一桩，因为如果伴侣能明确无误地觉知到对方消极、危险的情感，亲密关系就会受损（Simpson et al.，2003）。设想如下情境：你和恋人要观看并讨论几张十分有魅力的人的照片，你的恋人后来或许会遇见他们。然后，在观看刚才讨论照片的录像同时，你试图去确切了解恋人在检视这些美女的照片（或者女友检视帅哥的照片）时的真实想法，这些美女帅哥可能就是你的情敌。这时你的知觉会有多敏锐呢？你真的想知道恋人认为某张相片特别迷人，而的确盼望和那人见面吗？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肯定不想知道恋人真实的想法。这些相片越是吸引人（因而越有潜在的危险），恋爱关系越是亲密，在这种情境下，你对恋人思想和情感的感知就越不准确（Simpson et al.，1995）。伴侣对面容丑陋相片的反应，大多数人都能比较准确地了解，但伴侣对长相迷人相片的反应，大多数人则会莫名其妙地显得相对愚钝。对自己不愿听闻的消息人们是不会关注的。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以这种方式来管理好危险的知觉。痴迷型依恋的人在伴侣检视迷人的照片时，他们对伴侣的判断实际上却更加准确（Simpson et al.，1999）。然而，准确的知觉却让他们不得安宁，因而他们对自己亲密关系的准确评价并没有多大好处。痴迷型的人就如飞蛾扑火：他们在这些情境下特别擅长于凭直觉来评判伴侣的感受，可惜在这里准确的知觉只能令人不安，得不偿失。这种知觉的敏感性或许是痴迷型的人长期对亲密关系感到焦虑的原因之一。在面对令人痛苦的信息时，疏远型 [6] 的人则表现良好，因为他们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对此视而不见（Edelstein& Gillath，2008）。这能保护他们的感情，但也使得他们对真实情况的了解相当迟钝（Fraley & Brumbaugh，2007）。
知觉者的影响
最后，我们应该记住，人们对他人的觉知并非消极被动的过程。在亲密关系中，伴侣仍持续不断地进行交往，根据自己的期望来行动，并根据自己构建的知觉做出相应的回应。如果他们认为伴侣不是自己所期望的那种人，他们会鼓励伴侣做出某些行为，避免另一些行为，从而改变伴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有时就像雕塑家，试图把现实中的伴侣塑造成心中理想的形象（Rusbult et al.，2009）。如果伴侣萎靡不振，我们会努力给他加油鼓劲。而如果伴侣狂妄自大，我们则会努力让他脚踏实地（De La Ronde & Swann，1998）。因为亲密伴侣会持续不断地改变和塑造彼此的行为举止，当我们将伴侣引导成为我们所希望的人时，起初不准确的认知会变得越来越正确。
小结
这么多影响因素都在起作用，使得我们对伴侣的认知既可能变成毫无根据的凭空幻想，又有可能成为丝毫不差的正确评判。随着亲密关系的发展，我们当然能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自己的伴侣，但人们对伴侣认知的动机和关注程度瞬息万变，而有些人可能比一般人更容易让人了解。有些人的知觉判断还比普通人更敏锐。此外，即使你非常了解自己的伴侣，有些场合故作糊涂反而更有益，能够使你避免不必要的怀疑和苦恼。伴侣之间还会彼此影响，故而知觉随着时间的流逝既可能变得更准确，也可能更不准确。总的来说，我们通常不如自己所认为的那样能很好地了解自己的伴侣。
我们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人们对伴侣的认知显然有着深远的影响。不管是对是错，我们对爱人和好友做出的评判，既可能促进也可能损害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满足。有些人总能看到亲密关系光明的一面，将伴侣往好处想，采用改善关系的归因，期待得到善意和慷慨的回应——这就是他们所得到的。然而另一些人却怀疑自己的伴侣，预期着最糟糕的情况——因而使得亲密关系更可能失败。
请你思考
马修期望能遇见盖丽，因为认识盖丽的人都说她友好、外向又阳光，是个好女孩。但在他们相遇的那天，不巧盖丽因为治病而出现了过敏反应，过敏药物使得皮肤瘙痒，也令人疲乏，这让盖丽感觉很不舒服，总之盖丽这天心情糟透了。因而，当马修向她问好并做自我介绍时，情况进展得并不顺利。短暂接触后马修就走开了，认为盖丽实际上非常冷漠、孤僻。
盖丽康复后，又恢复到正常的精神状态。在再次遇见马修时热情地向他打招呼，却奇怪地发现马修好像不太热情、非常谨慎。你认为马修和盖丽的未来会怎样，为什么？
[1] 1毫秒等于千分之一秒，所以，1秒的时间内如果过去了39毫秒，就还剩下1秒的96.1%的时间。
[2] 并非刻意欺骗，而是自然反应。
[3] 当然自我观念可以改变，改变的难易取决于持有者对其认识的确定性（Chang-Schneider & Swann，2010）。好的一面是，如果你怀疑自己是个傻瓜但并不很确定，来自敬慕你的爱人的正面反馈可以非常快速改变你的自我形象，并会让你相信伴侣所说的（Stinson et al.，2010）。坏的一面是，如果你十分确定自己一无是处，则和非常了解你并确证你负面自我概念的那些人（即那些同意你是一无是处的人）在一起更舒心。
[4] 男人仅为了交通的便捷绝不会花费44万美元购买保时捷卡雷拉轿车，这种轿车只有两个座位，车身狭小，耗油量大。
[5] 必须注意此处和后面章节对自我监控能力高低的区分，具体是指自我监控能力最高的人（即得分最高的那25%）和自我监控能力最低的人（即得分最低的那25%）。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简单明了地研究人格特质可能存在的个体差异。但你应该知道，有半数人的得分是在平均分附近上下波动的，他们的表现介于这里给出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