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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压力与紧张




我们先盘点一下已学过的内容。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适应良好和适应不良的认知,有效和无效的沟通,有价值和无价值的社会交换。我们还考察了影响亲密关系的有利和不利因素。现在我们换个角度考察亲密关系,本章我要集中探讨对亲密关系有害的各种陷阱、障碍和危险。更重要的是,本章所提及的压力和紧张——感情创伤、伴侣排斥、嫉妒、说谎和背叛——在许多亲密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是屡见不鲜的。我们都曾经历过感情创伤(Vangelisti,2009),而且几乎每个人迟早都会对亲密伴侣说谎(DePaulo  et  al.,2006)。甚至各种直接的背叛都惊人地普遍,并且很难避免(Baxter  et  al.,1997)。

然而,这些事件虽然普遍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这些负面事件会严重地损害亲密关系,它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在过去五年里都曾经历过非常糟糕的亲密关系(Levitt  et  al.,1996)。尽管负面事件的具体表现千差万别,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Leary,2005):负面事件的出现,表明我们得不到伴侣的爱慕和尊敬。



感知到的关系价值


因为归属需要  [1]  的推动,大多数人非常关注亲密伴侣对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伴侣需要我们,希望他们重视我们的陪伴,希望他们认为与我们的亲密关系弥足珍贵。我们希望伴侣能积极地评价与我们的亲密关系,有时我们还期望亲密关系非常亲密、富有意义。因此,根据心理学家马克·利里(Mark  Leary)的观点,我们在知觉到自己的关系价值(relational  value)——即他人认为与我们的亲密关系珍贵、重要或亲近的程度——低于我们的期望时就会感到苦恼(Leary,2005)。

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总有可能遭逢到不同程度的接纳和拒绝,利里(Leary,2001)认为这种接纳/拒绝程度可以按表10.1所示,排列成能系列变化的连续体。在极端情况最大的接纳情形下,人们寻求我们的陪伴,除非我们出现,否则聚会不会开始。当人们以主动的接纳对待我们时,接纳程度要稍微低一点,但仍然会积极地偏向我们:他们邀请我们参加聚会,并且很高兴看到我们的到来。然而,当他们并没有邀请我们参加聚会,但发现我们露面,却还容许我们参加时,他们的接纳就更为被动。而如果不论我们出现与否他们真的根本不在乎,既不接纳也不拒绝,他们就对我们有着矛盾的情感。

如果我们期望他人喜欢和期待我们,不明朗的矛盾情感会令人大伤脑筋。但他人对待我们的态度还可能变得更差。当他人忽视我们,希望我们出现在别处时,我们就面临被动的拒绝,而当他人千方百计地故意避开我们时,我们就遭逢主动的拒绝。不过,在最大的拒绝的情形下,他人在其聚会中发现我们而命令我们离开时,最彻底的排斥就出现了。这种情形下,他们仅仅避开我们并不解恨,还希望我们消失。

表10.1 不同程度的接纳和拒绝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Leary,  2001.

这类经历带给我们的情绪反应取决于我们期望别人接纳我们的程度,以及他们的接纳或拒绝对于我们的意义。有时他人因为我们太优秀而孤立我们,这类拒绝远不如因缺点或过错而导致的拒绝痛苦。正如美国电视节目《幸存者》(Survivor)的场面:参赛者有时要投票把最有本领和才华的竞争者淘汰出生存的小岛,从而增加自己赢得比赛的机会。因为比其他人优秀而遭到排斥,可能对你的伤害较小,但因为无能、疏忽或者犯错而遭人孤立则会让你饱受打击(Leary,2005)。

此外,如果你遭到某个团队的拒绝,但在一开始你就不想参加这个团队,那么这对你构成不了什么打击。而当我们期望别人接纳我们,非常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时,这时的拒绝才更加令人痛苦。的确,即使别人既接纳又喜欢我们,但达不到我们期望的程度,我们这时仍有可能受到伤害。这正是单恋经常出现的情形(Baumeister  &  Dhavale,  2001;请参见专栏8.2)。我们的单恋对象可能反过来也会喜欢我们,但如果我们期望得到的是爱恋而不仅仅是喜欢,他们温和的举动就令人抓狂了。

种种可能的结果都表明,他人对我们客观的接纳或拒绝和因此导致的情感之间只有粗略的联系,所以我们要重点研究这样一种认知:伴侣对亲密关系的重视达不到我们对他们期望的程度,这也是我们在本章要考察的压力和紧张的核心内容(Leary,2010b)。如果我们感知到的关系价值低于我们的期望,就会感觉受伤。



感情创伤


事实上,与人交往时我们体验到的接纳或排斥感,与他人对我们的评价有着复杂的关联:最大的拒绝并不比单纯的矛盾情感糟糕太多(Buckley  et  al.,2004)。请仔细看看图10.1。图形描绘了人们根据他人在10点量表上对自己评价的反应。最糟糕的评价为1分,表示最大的拒绝,最满意的评价为10分,表示最大的接纳;而他人根本不在乎我们就是量表中点的5分,表示矛盾情感。图形表明一旦我们发觉别人不欢迎我们,则无论他们仅有一点讨厌还是非常讨厌都几乎无关紧要了:当他人表现出对我们任何程度的拒绝时(也就是说他们评价在4和1之间),我们对自我价值的即时评价都会降到最低点。


图10.1 对接纳和拒绝的反应


图中曲线描述了我们对自己的即时评价和他人对我们的待遇的对应关系。当人们从矛盾情感转变到欢迎我们时,自尊急剧增加,但任何程度的拒绝都会使我们的自尊降至最低点。他人忽视我们带给我们的感受,和命令我们离开或者驱逐我们几乎一样糟糕。


资料来源:Leary,Haupt  et  al.,1998.

另一方面,就接纳而言,从十分讨人喜爱到完全崇拜之间我们的自尊水平并未提升。相反,从矛盾情感的较低端(4分左右)到出现接纳的较高端(7分左右)之间的些微变化却令我们更为敏感。随着人们越来越喜欢我们,我们的自我感觉也越来越良好,直到他们对我们的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一过程有着演化学上的意义(Leary  et  al.,1998);精细区分不同的接纳程度能让我们得到更多的生存资源和交配机会,这比监测敌人的敌意要实用得多。(毕竟就未来配偶的反应而论,轻微的厌烦和彻底的厌恶之间通常实际差别并不大!)

所以,他人温和的拒绝带来的感受通常和更大程度的拒绝一样糟糕。但他人对我们接纳的减少可能影响更大,特别是发生在矛盾情感和主动拒绝这一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喜欢我们的人们突然变得不怎么喜欢我们了。利里和他的同事通过控制参与者刚结识的人对他们的评价,证实了接纳程度的下降所引起的严重后果(Buckley  et  al.,2004)。当年轻的参与者通过内部通话系统向另一个人介绍自己时,他们会看到计算机荧光屏呈现的时断时续的评价(见图10.2);研究者告诉参与者,评价是由谈话的另一方给出的,但实际上是由研究者控制的,有四种评价反馈模式。有些人得到的是持续的接纳,得分只有5和6,而另一些人总是遭到拒绝,得分只有2和3。被人厌恶是痛苦的,所以能得到未曾谋面的谈话者接纳的人,比遭逢拒绝的人更加快乐、自我感觉更好。但还有两组参与者得到的评价前后会发生变化,开始糟糕随后变好,或者开始良好随后变差。在后一种情况下,5分钟里参与者得到的连续评价是6、5、3、3、2。显然,“给出”这种评价的另一方和参与者认识了解得越多,另一方就越不喜欢他们。


图10.2 实验室情境下的关系贬值


假设你要向另一个房间的人介绍你自己,每隔60秒某个数字就会点亮,你得到的评价开始很高,但后来变得越来越差。5分钟后,别人给你的评价是“2”分,表明他/她一点也没有兴趣与你会面。你的感受如何?


资料来源:Buckley  et  al.,2004.

这种拒绝程度不断增加的现象特别令人痛苦,甚至比稳定的拒绝激起更多的消极行为反应(Buckley  et  al.,2004)。显然关系贬值(relational  devaluation)——即我们感知到的关系价值减少或者他人对我们的尊重明显下降——带给人的感受尤为可怕,会引起多种痛苦的情绪反应。当伴侣背叛我们,我们就会感到悲哀、愤怒和受伤,而受伤感是一种独特的感受,与关系价值的减少有关(Leary  &  Leder,2009)。感情创伤非常类似于身体的伤痛;我们的身体反应是类似的,应对感情创伤的生理系统与应对身体疼痛的系统一样(DeWall,2009),镇痛药醋氨酚(acetaminophen)  [2]  在缓解社会拒绝的痛苦方面显然与其治疗头痛一样:大学生每天都服用醋氨酚,在一周半之后比服用安慰剂的学生感情创伤更少(Dewall  et  al.,2010)。心理上的伤口会带来切实的苦恼。感情创伤最主要的特征是受伤感——感到关系的准则被打破,自己饱受打击伤害,如同斧钺加身——使得感情创伤成为一种独特的情绪体验(Feeney,2005)。

当关系贬值发生时,某些人更容易受伤。一如既往,依恋类型在这里起着重要的影响。高忧虑被弃的人受到关系贬值的伤害要远甚于那些忧虑较低的人(Besser  &  Priel,2009)。(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紧张害怕,唯恐别人不再爱恋他们,这会充分地放大他们感受到的伤害。)而高回避亲密的人在他人回避时体验到的痛苦较小;当你在一开始就不希望和别人太亲近时,拒绝带来的伤害就较小(Feeney,2005)。人们的自尊水平也有影响:低自尊的人比起高自尊的人更容易受到感情的伤害(Ford  &  Collins,2010)。

事实上,自尊还是预测人们面对强烈拒绝(比如伴侣排斥)时如何做出反应的重要因素。在我们考察人们遭人忽视或者受到“沉默对待”会如何应对时,我们将更全面地详述感情创伤对人际交往的影响。



伴侣排斥


甚至在亲密关系之中也会经常出现人际拒绝,这就是排斥(ostracism),即受到身边人的忽视和“横眉冷对”。如果沉默对待是刻意为之的,排斥者就会故意克制对他人做出反应,有时装作对方根本不存在。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排斥;在一项大型调查中,67%的美国人承认曾经冷眼对待过亲密伴侣,75%的人曾经遭受过爱人此类对待(Williams,2001)。

人们为什么会刻意忽视自己的伴侣?排斥者们往往会冠冕堂皇地认为他们的排斥行为是一种惩罚伴侣、避免对抗或者在冲突之后平复心绪和低调处理的有效手段,而且他们通常还相信排斥有助于实现他们的人际目标(Sommer  et  al.,2001)。但是从排斥的本质来看,这样做通常会使被排斥者感到疑惑:为什么自己会被人忽视(Williams,2001)?当排斥的伴侣保持沉默时,只有极少的人会进行解释,这样被排斥的伴侣往往对排斥的原因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自己被人拒绝了,他们体验到的情感更多是愤怒、沮丧和伤害,而不是内疚和悔恨。因此,被排斥者一般并不认为伴侣的退避行为是友善或者有效之举,相反,他们通常认为排斥只会损害他们的亲密关系(Zadro  et  al.,2008)。

排斥对人的伤害是深刻而又痛苦的,因为它威胁到人类最基本的社会需要(Williams,2007),使人感到屈辱(Bastian  &  Haslam,2010)。沉默对待会损害我们对他人的依恋,进而威胁到我们的归属需要,摧毁我们的自我价值观,降低我们对人际交往的控制感。我们对此类威胁的最初反应往往是一团乱麻。面对人际拒绝,人们的情感会变得迟钝(DeWall  &  Baumeister,2006),并开始做出愚笨、自我挫败的选择(Twenge,2008)。遭到“冷遇”的人甚至感到寒冷:人们感到受排斥时房间都变得更冷,更想吃热食或热饮,而没有遭排斥时则不会这样(Zhong  &  Leonardelli,2008)。时间似乎也变得更慢;在一项研究中要求参与者估计一段40秒间隔的时长,感到被人接纳的人平均(相当精确)的估计值是42秒,而那些感到被人拒绝的人则认为过去了64秒(Twenge  et  al.,2003)。一般而言,拒绝似乎会使人进入心理的倦怠状态,理性计划和缜密思考减少。

人们具体的反应取决于个体的哪种需要受到威胁(Williams,2007)。如果归属需要受到威胁,受到排斥的人会努力重新获取伴侣的尊重,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尤其在他们认为亲密关系(和关系价值)能恢复的情况下(Richman  &  Leary,2009)。然而,他们也可能寻找新的较为宽容的伴侣。被伴侣孤立后,人们通常特别急于结交新的、更友好的朋友(Maner  et  al.,2007)。

如果排斥看来不合理,也不公平,危及人们的控制感或者自我价值,就可能发生更为敌对的反应(Warburton  et  al.,2006)。被排斥的人变得愤怒时,会贬低忽视他们的人,认为排斥者的观点没有根据、不合情理、鼠目寸光,变得更加乖戾暴躁、好勇斗狠(甚至对待无辜的旁观者也是如此),而不是战战兢兢、逆来顺受(DeWall  et  al.,2009)。事实上,很多暴力恐怖事件发生之前,施暴者都曾有被人排斥或者示爱被拒的人际经历,比如校园枪击案中的学生携带枪支,射杀无辜同学(Leary  et  al.,2006)。排斥他人的行为就如同侮辱或者训斥一样使人受挫和愤怒。

研究者设计了很多巧妙的实验程序,可以在实验室条件下制造出强烈的拒绝体验。比如给陌生的参与者作了短暂的介绍后,参与者得知没有人希望和他们一起合作(Leary,2005),还有参与者在面对面的讨论或者在由研究助手管理的聊天室里直接被忽视(Williams,2001)。但由基普林·威廉斯和其同事开创的传接球游戏最有启发意义,也最令人受打击(Williams  &  Zadro,2005)。在传接球游戏进行时,你要和另外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等待主试5分钟,而另外两人正在你来我往地投掷墙球  [3]  。你们都是刚刚认识,都在打发这5分钟,等待主试回来;在游戏的第1分钟,你经常能接到球,感觉非常轻松愉快。但随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接下来的4分钟里,没有人把球投给你。另外两位彼此兴高采烈地自娱自乐,完全忽略了你,既不看你一眼,也无视你的抗议。就好像你根本不存在。

研究者甚至在网络上进行了排斥研究,全世界数以千计的人在万维网参加了另一种版本的投球实验(Williams  &  Jarvis,2006)。在网络版的投球实验中,人们相信自己会与另两个人在线上碰面,由计算机呈现的两个人像表示,通过点击彼此的人像来往复传球。接下来所发生的全部由电脑程序控制,没有任何其他人参与,但和实际版本一样,在几个热身的投掷之后,参与者的“投掷”被部分或完全地孤立了。该研究引人注目的结果是,虽然排斥(显然)是由参与者从未见过的陌生人来施行的,互联网排斥仍然令人非常痛苦。事实上,即使参与者事后得知他们受到的孤立是由计算机控制的,并不涉及丝毫真实的人际评价,当电脑程序不把球投给他们时,他们的情感仍然受到伤害(Zadro  et  al.,2004)!甚至你不屑的团体比如三K  党排斥你,你都可能感觉受伤(Gonsalkorale  &  Williams,2007)。人类似乎对最轻微的社会拒绝都十分敏感。

所以,排斥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体验,其引起敌对和顺从的几率是一样的。高自尊的人相对不太可能容忍排斥。如果遭遇冷遇,高自尊的人比低自尊的人更有可能结束与排斥者的人际关系,去寻找能更友好相处的新伴侣——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太会遭遇沉默对待。相比之下,低自尊的人会经历更多的排斥,更可能心怀怨隙、对他人报以排斥(Sommer  &  Rubin,2005)。低自尊的人不会离开那些排斥他们的人,而会继续接近却心存恨意。

总之,当他人排斥我们时,我们会感觉悲痛、愤怒和受伤,这类情感体验的核心成分是知觉到他人并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珍视与我们的关系。现在我们来考察另一种危及关系价值的现象,即认识到情敌正在勾引我们的爱侣。



嫉妒


由于现实或臆想中的竞争对手而使珍贵的亲密关系面临丧失,可能会引起另一种消极的情感体验。嫉妒(jealousy)包含多种情感体验,既有悲观失落也有因伴侣具有吸引力而产生的自豪感,但界定妒忌最恰当的三种情感是:伤害、愤怒和恐惧(Guerrero  et  al.,2005)。  [4]

如果我们认为伴侣不重视我们,对彼此的关系不够忠诚,就会有伤害感,一想到自己会被人抛弃以及孤独失落的未来,就会使人心生恐惧和焦虑。嫉妒最独特的表现是情敌的出现,可能把伴侣勾引走:“要产生嫉妒,个体必须面临即将失去的亲密关系,并且是因为败给了自己的情敌”(DeSteno  &  Salovey,1994,p.220)。正是因为伴侣为了别的人而抛弃自己才使人愤怒,这种愤怒往往指向横刀夺爱的情敌和开始变心的伴侣(Schutzwohl,2008b)。有时这种愤怒会转变成暴力;美国13%的谋杀案都发生在配偶之间,而嫉妒是最普遍的犯罪动机(Buss,2000)。

显然,嫉妒是一种痛苦的情感体验。但这里有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你不能使自己的爱人产生嫉妒之心,会有怎样的感受?如果不论你做什么爱人都不会产生嫉妒,你会沮丧失落吗?大多数人都会的,但这个观点是否有意义还取决于嫉妒的类型、伴侣产生嫉妒的原因和伴侣对嫉妒做出的反应。下面我们一一剖析。



嫉妒的两种类型


反应性嫉妒(reactive  jealousy)是指人们在觉察到自己所珍视的亲密关系面临实际的威胁时产生的嫉妒心理(Bringle  &  Buunk,1991)。令人忧心的威胁或许并非当前事件;它可能发生在过去,或者预计发生在不久的将来(比如伴侣表示出要与其他人约会的意愿),但反应性嫉妒始终是针对现实的危险而产生的。伴侣的很多行为都可能令人担忧;但在美国,即使只是进行性幻想或者与别人调情,年轻人都会认为这是“不忠贞”的行为(Kruger  et  al.,2010)。不幸的是,生活中很多事件都会引起人的嫉妒。对800多名美国大学生的两项调查发现,大多数年轻人即使在严肃认真的恋爱过程中,也曾与其他人约会、亲吻、爱抚、上床(Brand  et  al.,2007)。三分之二的男性和一半的女性都表示他们曾亲吻和爱抚过恋人之外的人,五分之一的男女都表示他们曾与恋人的情敌有过性行为(大多数人还不止一次)。

相形之下,怀疑性嫉妒(suspicious  jealousy)是指伴侣并没有不端行为,个体只是由猜疑所引起的嫉妒。这种怀疑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纯属子虚乌有(Bringle  &  Buunk,1991)。如果产生怀疑性嫉妒的伴侣要确证自己的猜忌,就会引起疑惧不安的警惕和窥探,这种行为既可表现为稍微过激的臆想,又可表现为彻头彻尾的偏执。然而不管怎样,怀疑性嫉妒都没有事实根据;引起怀疑性嫉妒的情境根本不会对有安全感和信任感的伴侣造成困扰。

区分这两种类型的嫉妒还是有其意义的,因为几乎所有人在意识到伴侣不忠时都会产生反应性嫉妒(Buss,2000),而在缺乏诱因时,人们产生怀疑性嫉妒的倾向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尽管如此,两种嫉妒类型的划分并不像看上去那般泾渭分明。对伴侣偶尔出轨的嫉妒反应可能挥之不去,持续数年而变成怀疑性嫉妒,因为信任一旦丧失就很难完全恢复。反应性嫉妒会引起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怀疑性嫉妒。人们或许对哪些因素真正威胁亲密关系有不同的解释和评价(Guerrero,1998)。得知伴侣仅仅是对别人抱有性幻想,并不会困扰安全型的人,他们不容易产生嫉妒心理,但却可能会引起不安全型伴侣的反应性嫉妒。所以,两种嫉妒类型的界限是模糊的。在下一节考察嫉妒易感性的个体差异时,我只会探讨这两种嫉妒共性的问题,而不再分别讨论。



容易嫉妒的人


整体而言,男性和女性在嫉妒的倾向性上不分轩轾(Buunk,1995),但嫉妒的易感性却存在个体差异,某些人更容易表现出嫉妒,体验到的嫉妒也更强烈。要产生嫉妒之心显然需要先对亲密关系产生依赖(Rydell  et  al.,2004)。当人们的替代伴侣很糟糕时,就会感到非常需要当前的伴侣——即他们的CLalt  很低——任何足以威胁他们亲密关系的事件或行为都是致命的。相反,那些有着合意替代伴侣的人不容易嫉妒,因为就算当前的亲密关系了结,他们的损失也较少(Hansen,1985)。


怀疑性嫉妒并不符合当前的事实。

在亲密关系中如果感到自身能力不足,则嫉妒会增强(White,1981)。人们只要担心达不到伴侣的期望,或者忧愁自己不是爱人所期待的理想对象,对亲密关系的持续就不太有信心,他们比那些确信自己能满足伴侣的人更容易产生嫉妒心理(Knobloch  et  al.,2001)。个体总的自我价值观无疑会影响亲密关系中的自信,高自尊的人的确比低自尊的人更少嫉妒别人(DeSteno  et  al.,2006)。不过,个体对自己是否适合担当亲密伴侣的认识尤为重要,如果高自尊的人怀疑自己满足爱人的能力,那么他们一般也容易产生嫉妒之心。

这类疑虑产生的根源之一在于亲密关系中每个人适配价值的差距(Buss,2000)。如果伴侣一方比另一方条件更好,比如外貌上更有吸引力、更富有或更有才华,较弱一方的适配价值就较低,这就可能出现问题。居于劣势的伴侣有可能认为其他人更加适合自己的爱人,这就可能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当然低能的感觉不会表现在他/她生活的其他领域(或者与其他伙伴的交往之中)。这就是婚配要讲究门当户对的另一个原因,人们总是与具有类似适配价值的人共结连理(见第3章):大多数人都想得到最合意的伴侣,但如果他们真的拥有了完美的伴侣,却又会因为伴侣能得到更优秀的伴侣而感觉到威胁。

不管怎样,在当前亲密关系中既感到能力不足,又依赖于亲密关系的人会面临这样一种险恶处境:他们需要自己的伴侣,却又担心自己不够优秀而无法留住伴侣。这就难怪他们会对真实或臆想的情敌信号产生强烈的反应。

当然,依恋类型也会影响嫉妒。在一定程度上,痴迷型的人通常都会身陷类似的困境:他们贪婪地寻求接近伴侣,但又总是担心伴侣不会回报以足够的爱恋。这就是他们嫉妒的原因,可以充分肯定的是,痴迷型的人比其他三种依恋类型的人会体验到更多的嫉妒(Buunk,1997)。恐惧型的人也会忧虑被人抛弃,所以他们在容易引起嫉妒的情境下会体验到类似的焦虑和怀疑——但他们回避亲密的程度也较高,所以面对情敌的竞争并不会感到疑惧不安(Guerrero,1998)。

人格特质也会影响嫉妒。高神经质的人经常会忧心忡忡,特别容易发生嫉妒。另一方面,随和的人倾向于与人合作、信任别人,因而不太可能会嫉妒别人(Buunk  &  Dijkstra,2006)。

最后,传统的性别角色也使嫉妒更可能发生(Hansen,1985)。大丈夫式的男性和女子气十足的女性比起双性化的人更容易嫉妒别人,这可能是因为传统的亲密关系准则更为苛刻。如果伴侣要打破陈规,比如与异性同事建立友谊,他们刻板僵化的期望就会令人灰心丧气。



让人嫉妒的人


如果伴侣对其他人发生兴趣,我们就会变得嫉妒,但并非所有的情敌带来的威胁都是一样的。当我们的朋友侵入我们的爱情关系时,就特别令人厌恨;朋友的竞争比陌生人的类似行为更加令人心烦意乱(Bleske  &  Shackelford,2001)。当伴侣表示留恋他们以前的爱人时,也特别令人痛苦(Cann  &  Baucom,2004)。但是不管情敌是谁,具有较高适配价值和使我们相形见绌的情敌对我们的亲密关系最有威胁作用、最令我们担忧,与那些竞争力弱的人相比,他们更让我们嫉妒。

什么样的情敌最容易让我们嫉妒呢?这取决于伴侣看重什么。如第3章所述,女性比男性更关心伴侣的资源,故而男性嫉妒自信、强势、果断和富有的男人甚于仅仅外貌非常英俊的男人(Buunk  &  Dijkstra,2006)。另一方面,俊美的情敌也很有威胁:人人都喜欢可爱的恋人(Eastwick  &  Finkel,2008),故而有吸引力的竞争者比相貌平平的情敌能引发男女两性更多的嫉妒(Massar  &  Buunk,2009)。令人欣慰的是,情敌通常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般吸引我们的伴侣,所以这类忧惧往往被过分夸大——但令人不安的是,我们的确会犯这样的错误,夸大对手的优势,因而陷入没有根据的烦恼之中(Hill,2007)。



让人嫉妒的事物


本书不时提到演化心理学的观点,这里又要提到演化心理学。演化学的观点认为嫉妒的演化能促使我们采取一定的行为,以保护自己的亲密关系免受他人的侵扰。推测起来,那些对亲密关系的侵入者做出强烈反应的早期人类——对外来的侵扰保持警惕,击退情敌,努力满足和实现当前伴侣的愿望——相比那些对横刀夺爱的情敌麻木不仁的人,能更好地维系自己的亲密关系、更成功地繁殖后代。因而该观点认为,嫉妒为早期人类的生存提供了生殖优势,所以嫉妒是一种自然而然、根深蒂固、难以避免的本能反应(Buss,2000)。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观点还认为男女两性对于爱侣不同的出轨行为特别敏感。

记得我们谈到过(第1章)男性会面临女性不曾遇到过的生殖困难:父系不确定。女性总是能确认某个孩子是否是亲生的,但男性却不能断定(不采用现代高科技)自己是否是孩子的生父,除非他完全相信自己的配偶没有和其他人有过性行为。而男人戴了绿帽子并且养育了另一个男人的后代,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失败的;那些养育别人的孩子却没有自己后代的人不可能是人类的先祖!的确,无法察觉伴侣不贞行为的演化成本非常之高,所以自然选择会偏利于那些对伴侣的忠贞特别敏感的男性,而不是那些不怎么警惕的男性(Haselton  &  Buss,2000)。没有根据地怀疑伴侣的忠贞会造成感情破裂、令人痛苦,但在演化学的意义上,这点代价并不昂贵和危险,因为过于信任伴侣,不能察觉已出现的不贞行为,造成的损失更严重,后果更危险。于是,如今男性比女性有着更多的婚外情(Tafoya  &  Spitzberg,2007),但在觉察伴侣欺骗的不贞问题上,男性比女性更准确(Andrews  et  al.,2008)。这种警惕有时是合乎情理的;在第9章我们曾提及,基因研究表明全世界有2%的“父亲”并不知道孩子的亲生父亲另有其人(Anderson,2006)。

对女性而言,如果男性要收回用以保护和庇佑她们及子女的资源,而女性能敏锐地觉察出任何苗头时,她们大概就能更成功地生养孩子。想当然地认为男性会忠于她们,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会给女性带来风险,所以自然选择可能会偏利于那些经常怀疑男性真爱表白的女性。不客观地怀疑男性的忠诚会令她们厌烦并产生自我挫败感,但相信男伴的专一和忠诚而对方并非如此时,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在我们祖先所处的远古时代,频繁而天真地与男性交配又遭抛弃的女子,并不如那些坚持考证男性是否忠贞的女子繁殖得更成功。因此,现代女性或许都是“极端谨慎的远古母系的后裔”,她们一般会慎重地低估其男伴的忠诚度(Haselton  &  Buss,2000,p.83)。

这一切的结果是,男性一想到伴侣在性事上的不贞就会激起最强烈的嫉妒,而女性对伴侣感情上的不贞反应更强烈,伴侣感情上的不贞是指女性认为伴侣可能爱上了其他女人。当然两种不贞都会激起两性的嫉妒,只不过具有不同的演化学意义。对男性而言,伴侣爱上其他人对其成功繁殖的威胁并不大,性行为才更重要;如果伴侣爱上另一个男人,他的孩子仍能茁壮成长,但他肯定不愿意抚养其他男人的孩子。对女性而言,伴侣与其他人发生性关系并不是最可怕的,爱恋上别人才更危险;只要男方能继续供给必需的资源,即使他让其他女人怀孕,她的孩子仍能茁壮成长——但如果男方爱上其他女人,彻底地离开自己,那她孩子的前景就堪忧了。

戴维·巴斯(David  Buss)和同事根据上述推论向研究的参与者提出下面的迫选问题(Buss  et  al.,1992,p.252):

假设在过去、当前或将来你拥有一段严肃认真的恋爱关系。请你想象一下你深深眷恋的伴侣对别人产生了兴趣。以下哪种情形最令你苦恼或者不安(只能选择一项):

(1)  想象伴侣正在与别人建立深厚的感情依恋。

(2)  想象伴侣正在与别人享受充满激情的性爱。

你会选择哪一项?大多数男性(60%)认为第2项性行为最让他们不安,但只有17%的女性选择第2项;相反,绝大部分女性(83%)认为伴侣与情敌情感上的依恋更令人苦恼。并且,跟踪研究表明男女两性对这两个选项所产生的生理反应存在差异(Buss  et  al.,1992)。当男性想象伴侣的性事不贞而非感情不贞时,他们的自主神经活动会增强,表明情绪处在唤醒状态。而女性恰恰相反,当她们想象伴侣的感情不贞而非性事不贞时,有较强的情绪唤醒。

这些研究结果是与演化学的观点一致的,但引发了人们的争议(Harris,2005;Sagarin,2005),有批评者指出研究的结果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令人信服。最直接的质疑是研究的方法学上存在的问题。采用迫选法,参与者只能二选一,这会夸大微妙且相对较小的两性差异(DeSteno  et  al.,2002)。如果男性觉得性事不贞的威胁性只略微比女性强一点,二择一的迫选问题就会得出巴斯等人(Buss  et  al.,1992)的显著结果,即使男女两性的观点实际上差异甚小。事实上,如果能让参与者充分表达,大部分人(男性和女性)都会指出这两种不贞行为都同样让人苦恼(Lishner  et  al.,2008)。

更微妙的是,两种不贞对于男性和女性可能有不同的意义(DeSteno  &  Salovey,1996)。因为男性更能接受随意性行为,女性可能往往认为男性的不贞仅仅是随意的性行为。然而,男性的感情不贞则可能意味着他与其他人发生了性关系,而且爱上了她,这就使感情不贞更有威胁意义。而对男性而言,他们可能认为女性常常会爱上别人而不与其发生性行为,但与男性发生性关系则通常意味着爱上了这个人,那么性事不贞对于男性就更重要。事实上,男女两性一般都有这种看法(Whitty  &  Quigley,2008)。如果不贞的配偶是女方而非男方,人们一般会认为出轨一方更可能在感情上依恋第三者(Sprecher  et  al.,1998)。人们认为性和爱的关联对于女性比男性更紧密,  [5]  所以要在两种不贞之间做出选择对于男女两性可能的确具有不同的含义。

那么,请思考以下一幕:你发现自己的伴侣爱上了别人,并且与他/她有着非常满意的性生活。这里情感不贞和性事不贞都发生了。伴侣的哪种不贞更让你烦恼?这一幕回应了上述批评,单独来看,两种不贞对于不同性别的人意义并不一样,在美国、韩国和日本男性比女性更多地认为性事不贞更让人感到受伤和屈辱(Buss  et  al.,1999)。(在美国,61%的男性认为性事不贞更让人担忧,更有威胁性,但只有13%的女性这么认为。)此外,要求人们评定两种不贞带来的苦恼时,而不是仅仅选出最令人困扰的不贞时,出现了同性差异(Edlund  &  Sagarin,2009),这一模式并不依赖于研究者提问的方式。的确,在全世界男性都更忧虑性事不贞;人们对性事不贞嫉妒反应的程度存在文化差异,但男性通常比女性对此更为苦恼(Frederick  et  al.,2008)。

其他各种研究结果也与演化学的观点相一致。当要求父母来想象媳妇或女婿的不贞行为时,性别差异消失了。就后辈而言,祖母和祖父面临着同样的成功繁殖的挑战,所以演化学的观点认为他们对晚辈的不贞反应应该没有性别差异。的确,当父母设想他们的子女有出轨的伴侣时,母亲和父亲都认为媳妇的性事不贞更令人担忧,女婿的感情不贞更令人苦恼(Shackelford  et  al.,2004)。同胞对妯娌或姻亲叔伯也有同样的态度体验(Michalski  et  al.,2007)。

而且,男性和女性对这两类威胁的敏感程度并不一样。当存在可能的不贞时,男性相比女性更迅速地想到正在发生的性事不贞,而女性相比男性更快速地判断正在发生的感情不贞(Schutzwohl,2005)。心怀猜忌之后,男性更沉溺于其伴侣性事不贞的威胁,而女性则更忧心其伴侣的感情不贞(Schutzwohl,2006)。如果他们质问伴侣,男性比女性更可能探查不正当关系的性本质,而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探查询问其感情本质(Kuhle  et  al.,2009)。如果发现猜忌没有事实根据,获悉没有发生性事不贞更让男性感到宽慰,而发现伴侣并没有爱上情敌更让女性感到宽慰(Schutzwohl,2008a)。

最后,如果出轨没有怀孕的风险——也就是说,在男同和女同的私通中,伴侣和同性有着秘密的性关系——性别差异消失了,男性对性事不贞的害怕程度就和女性一样(Sagarin  et  al.,2003)。当情敌和自己的伴侣同性时,父系不确定就显得无关紧要,果然,这种情形下男性和女性都同样地受到两种不贞的威胁。(哪一种情敌更让人忧心?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男性认为女伴与另外的男人私通比与女人私通更糟糕,但女性则认为自己的男人与女性或者男性私通同样可怕[Kruse  et  al.,2008])。

我们对伴侣不贞这种可怕场景的反应是复杂的,男性和女性的各种不同反应并不存在性别差异。所有人想到爱人的性事不贞都倾向于变得愤怒,而伴侣感情上的风流韵事则会使我们受伤(Green  &  Sabini,2006)。显然,所有这些研究最合理的结论是,每个人都憎恨这两种类型的不贞。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和许多其他研究一样,两性之间彼此的相似性要远多于差异性。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两性毕竟存在差异,正如演化学的观点所指出的,女性感知到的伴侣对情敌的感情依恋可能比男性感知到的更危险(比如,Becker  et  al.,2004)。当然存在其他影响因素——比如,如图10.3所示,具有疏离型依恋男人较之其他男性极有可能认为情感不贞威胁更小(Levy&  Kelly,2010)——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不贞威胁对男性和女性都是突出的、引发嫉妒的事件,而演化心理学对人们面对不贞反应所做出的解释尽管存在争议,却很引人注目。



对嫉妒的反应



图10.3 依恋类型对性事不贞和感情不贞知觉的影响。这里给出的是美国纽约年轻人对326页巴斯经典问题(Buss  et  al.,1992)的回答。男性总是比女性更可能认为性事不贞具有更大的威胁,尽管如此,大部分男人和女人都认为感情不贞更可怕。只有依恋类型为疏离型(即回避亲密得分高但忧虑被弃得分低)的人通常认为性事不贞较感情不贞更让人苦恼。


资料来源:Levy  &  Kelly,2010.

人们可能对嫉妒报以伤害、愤怒和恐惧,这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既可能有益,也可能具有破坏性(Dindia  &  Timmerman,2003)。有时嫉妒的人会以明确的加害方式猛烈攻击,用暴力行为或恶毒言辞来报复伴侣,或者反过来努力使伴侣也变得嫉妒(Guerrero  et  al.,2005)。有时人们的嫉妒反应本意是要保护亲密关系,但往往事与愿违,反而损害了亲密关系:暗中监视伴侣,限制伴侣的自由,或者诋毁和威胁情敌。不过有时候人们也能积极地应对嫉妒,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忧虑,试着和伴侣一起努力解决问题,提升自己,让亲密关系变得更融洽(比如打扮一下自己,给伴侣送礼物或者多做一些家务)(Guerrero  &  Andersen,1998)。

依恋类型能决定人们应对嫉妒的行为。在心生嫉妒时,对亲近感到相对轻松自在的人——即有着安全型或痴迷型依恋的人——更可能表达自己的忧虑并努力修复亲密关系,而回避型依恋的人则不会这样做(Guerrero,1998)。相比之下,疏离型和恐惧型依恋的人更有可能假装一切均好或者装作一点也不在乎,以逃避问题或者否认自己的苦恼。

男性和女性在对嫉妒的反应上通常也存在差异,这使得异性恋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设想这样一种场景:聚会时,你起身去再要一些饮料,把你的恋人留在了一张双人沙发上。在你离开的时候,恋人的前男友或女友碰巧经过,小坐了会。当你拿着饮料回来时,刚好看到他们轻轻一吻来问候彼此。这时你会怎么办?当研究者让参与者观看上述场景的录像带,并测量他们的行为意图,结果发现男性和女性的反应不一样(Shettel-Neuber  et  al.,1978)。女性表示他们会设法改善亲密关系以应对情敌的侵扰;她们会刻意装作漠不关心,却使自己变得对伴侣更有吸引力来与情敌暗中较劲。相反,男性表示他们会努力维护自我形象;假装酒醉与情敌对峙或者威胁对方,并且还会追求别的女性。女性似乎关注于维护好现有的亲密关系,而男性则会考虑离开,通过征服新的恋人来医治受伤的自尊。

其他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性别差异结果(Miller  &  Maner,2008)。让人担心的是,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设法引起伴侣的嫉妒(White,1980a)。当她们引起伴侣的嫉妒——一般通过谈论或夸大自己对其他男人的吸引力,有时也与别的男人调情或约会——通常是为了考察她们的亲密关系(看看对方有多在乎)或者是力图引起伴侣更多的关注和承诺(Fleischmann  et  al.,2005)。她们显然希望自己的男人能像她们变得嫉妒时那样做出相同的反应,能够更加努力地保护和维持亲密关系。当然,问题在于这不是男人应对嫉妒的方式。希望通过激起自己男人的嫉妒之心来设法改善亲密关系的女性,只能事与愿违,把伴侣从身边赶跑。



积极有效地应对嫉妒


那么,如果你不能让伴侣感到嫉妒,你是否仍会失望?嫉妒是伴侣希望拥有你,却不确信能保有你而产生的一种复杂痛苦体验,包含伤害、愤怒和恐惧的情感。它或许是人类的一种自然情感体验,但它常常又是丑陋可怕的体验,会引起恐怖和毁灭性的行为(Buss,2000)。总有一天,你或许会希望自己不再有那么强烈的嫉妒心,希望自己能限制其不良影响。那又该做些什么?

如果你容易嫉妒,请考虑在社交网站(如Facebook)上少花点时间。在社交网站上充斥着潜在地具有威胁意义的模糊信息——在你伴侣留言墙上的轻浮评论;你恋人好友列表上的新朋友你一个也不熟悉;你伴侣与前女/男友的“新”照片——这些都会引起不必要的嫉妒,人们在Facebook上花的时间越多,由此导致的嫉妒越多(Muise  et  al.,2009)。如果你发现自己在网上到处窥探伴侣的信息,由此导致完全没有必要的担忧,你可能就需要离开电子屏了(Hill,2009)。

如果嫉妒有道理,情敌也真实存在,人际专家都建议我们要努力降低亲密关系排他性和自我价值观之间的关联(Salovey  &  Rodin,1988)。发现自己的爱人迷上了情敌,令人痛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你的伴侣就面目可憎、不值分文,也不是说你就是这样的人。当人们的行动所参照的自我价值完全取决于特定的亲密关系时,对嫉妒的反应就会失去理智。

实际上,当人们成功地克服了不受欢迎的嫉妒影响时,一般会采用两个策略帮助他们保持独立和自尊(Salovey  &  Rodin,1988)。第一个策略是依靠自己(selfreliance),指伴侣拒绝沉溺于不公平的情境,而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产生愤怒或尴尬的情绪体验。第二个策略是增强自己(self-bolstering),指伴侣为自己做一些美好的事情,思考自己的优秀品质,从而提升个体的自尊。显然,只要我们对自己的独立行动和生存能力能保持自信,就足以将嫉妒控制在易处理的范围之内。

如果人们只凭一己之力无法做到上述两点,那么可以借助于正规的治疗。治疗嫉妒的临床方法通常试图:(1)减少悲惨、荒谬的想法,这种想法会夸大亲密关系所受到的威胁或者亲密关系丧失所蒙受的损害;(2)提升嫉妒伴侣的自尊;(3)改善沟通技能,以便伴侣们能阐明他们的期望,在行为的界限上达成共识,从而防止因误解而引起嫉妒;(4)增加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和公平性(Pines,1998)。大多数人都不需要通过治疗来应对嫉妒。但如果爱情关系出现下面的警示情况,则治疗对你们克服嫉妒有帮助作用:

警示:不论你是否拥有自己伴侣的爱恋,如果你不能确信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那么这很可能危及你和伴侣的健康。



欺骗和说谎


引起压力和紧张的其他因素,如果涉及情敌,那么肯定会引起嫉妒,但它们只是偶尔才会涉及情敌,它们比嫉妒更常见。的确,本节我们就要考察欺骗和说谎的各种危害,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司空见惯(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点)。我们还将看到,即使是建立在坦诚和信任基础上的亲密关系也会经常地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欺骗。

欺骗(deception)是故意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而欺骗者知其不实的行为(Vrij  et  al.,2010)。人们捏造信息,并做出与事实真相相反的陈述,这种赤裸裸的说谎行为就是一种欺骗,但还有其他各种传递误导性印象的方法,无需欺骗者直接现身说出不实之事(Buller  &  Burgoon,1994)。比如,人们可能仅仅隐瞒信息,根本不提及能够表明真相的细节,或者使你转移注意力从而忽略关键事实,突然改换话题以避免谈及敏感内容。在另外一些场合,他们可能把真实信息和欺骗信息混淆在一起,给出半真半假的陈述(half-truths)来误导别人。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集中研究谎言,因为比起其他形式的欺骗,谎言的研究最为广泛,但我们只是粗浅地探讨亲密伴侣误导对方的各种形式。



亲密关系和普通关系中的说谎行为


研究者生动地描绘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说谎行为(DePaulo  et  al.,2009)。每天记录和他人交往的大学生们报告自己每天平均会说两次谎,每3个交往对象就会对其中一人说谎(DePaulo  et  al.,1996)。毕业离校的成年人说谎的次数较少,约一天一次,每5个交往对象会对其中一人说谎。只有很少的人(5%)报告在指定的某周里根本没有说谎。大多数谎言是随意、自发的,说谎者本人并不会认真对待这些谎言,大多数谎言达到了欺骗效果;说谎者自以为他们的多数谎言(59%)被人接受,而他们感觉谎言很少(19%)被人戳穿和识破。(其他的谎言,说谎者不能确定结果)。

在大多数社会交往中,最普通的谎言是对说谎者有利的谎言,可以避免尴尬、内疚、不便或者寻求赞同或物质收益。尤其当说谎者试图打动异性时,男性和女性的谎言都会夸大自己的吸引力。男性更可能不如实地报告他们的抱负和收入,谎称自己对感情忠诚。女性更可能做出性事的许诺却不兑现,在性生活中假装愉悦而喊叫(Brewer  &  Hendrie,2011),或者假装性高潮(Muehlenhard  &  Shippee,2009)。男女两性都会为了一己之私而说谎,他们为了吸引异性尤其如此(Haselton  et  al.,2005)。

然而,四分之一的谎言是为了对方的利益而做出的不实之词,可以保护他们的感情或者增加他们的利益,在女性之间的交往中,这类谎言和自我中心的谎言一样普遍(DePaulo  et  al.,1996)。如果双方谈论的议题有一方投入巨大,残酷的坦诚会伤害他的感情,那么人们尤其有可能歪曲事实。比如,设想你真的不喜欢一幅画,但却要向创作这幅画的艺术系学生描述你的感受。你会完全直言相告吗?在这样的情境下,没有人会这样做(DePaulo  &  Bell,1996)。通常,人们会承认这幅画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但不会像先前对这幅画进行书面评价时那样苛刻。

有些谎言显然是为了保持与别人礼貌和友好的交往。我们常常声称同意别人的看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常常会说某些事令我们很开心,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开心。在亲密关系中我们期望伴侣慷慨、诚实,伴侣间的谎言大多数都是这类善意的小谎(DePaulo  &  Kashy,1998)。与一般的熟人和陌生人相比,人们较少对自己的爱人和朋友说自利、贪婪的谎言,说谎的次数也更少。

这些现象使得说谎行为在亲密关系之中显得相当无伤大雅。但人们却会对自己的亲密伴侣说很多谎言——在一项研究中,92%的参与者承认他们曾对爱人说谎(Cole,2001)  [6]  ——而一旦谈到可能损害自己名誉或亲密关系的话题,人们会说较严重的谎言,这类谎言更经常地指向自己最亲密的伴侣,而不是其他任何人(DePaulo  et  al.,2004)。我们更多地在亲密关系里对伴侣撒下弥天大谎,而在普通的人际关系之中则不会这样。

此外,即使谎言没有被识破,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一般而言,人际交往中不论何种原因人们说了谎,说谎者都会认为不如完全诚实的交往令人愉快和亲密,而对亲密伴侣的说谎行为尤其使他们感觉不适(DePaulo  &  Kashy,1998)。尽管说谎在社会生活中很普遍,大多数人对说谎行为的评判苛刻(Tyler  et  al.,2006),当人们对别人说谎时,显然心里知道自己的处境也很危险。而且,在亲密关系中说谎会损害说谎者对被欺骗伴侣的信任(Sagarin  et  al.,1998)。这种现象就是欺骗者猜疑(deceiver’s  distrust):当人们对别人说谎时,他们经常会认为谎言的接受者也因此不值得信任。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说谎者想当然地以为别人也和他们一样,所以他们认定别人和他们有着同样的欺骗动机;另一方面是因为当他们相信其他人有着同样的缺点时,自我感觉会好一点(Sagarin  et  al.,1998)。不管哪种情况,说谎都有损于亲密关系,即使只有说谎者一人知道自己在说谎。

与被骗者相比,说谎者还可能认为他们的谎言更加无害,更加没有冒犯意义(Kaplar  &  Gordon,2004)。这是伴侣关系中一方有不端行为时较普遍的现象,在本章讨论背叛时我们会再次看到这一点:伴侣不正当行为的接受者(或受害者)几乎总是认为这种行为包含更丰富的信息,更加有影响力(Cameron  et  al.,2002)。因此,说谎者自己认为的一个小谎在被戳穿后,在其他人看来却更具有危害性和欺骗性。那么问题来了,说谎者被识破可能性有多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答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谎言与说谎者


有些人可能会说更多的谎言(Kashy  &  DePaulo,1996)。与不太外向的人相比,那些合群、好交际的人以及更在意自己给别人印象的人会说更多的谎言。此外,不安全型依恋的人较安全型的人会说更多的谎言(Gillath  et  al.,2010);尽责性较低的人也会更多地说谎(Spain,2011)。

然而,常常说谎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成功的说谎者。高超的社交技能使人更有说服力(Burgoon  &  Bacue,2003),但说谎者的成败还取决于他/她说谎时的动机水平(和内疚及恐惧感)。谎言一般比事实真相更简短、更缺乏细节(Newman  et  al.,2003),除非谎言很重要以及说谎者非常渴望谎言能侥幸成功;当说谎者非常在意要传递出最完美的谎言,他们编造的情节就比那些动机不高的说谎者所编造的更为令人信服(DePaulo  et  al.,1983)。然而,当他们说出谎言时,动机高的说谎者通常的行为表现较糟糕、更令人起疑,而不用担心失去什么、更自发、更放松的说谎者表现更出色(Forrest  &  Feldman,2000)。非常渴望谎言能成功的人一般比对谎言成败不太在乎的人更容易让人察觉。尤其在人们想通过说谎给自己心仪的异性留下好印象时,往往最容易被人识破,谎言的接受者和任何旁观的人都了然于胸(DePaulo  et  al.,1985)!人们对不吸引人的对象,或者同性别的人说谎就很难察觉。

说谎者的哪些表现容易被人察觉?说谎者的非言语行为把他们出卖了(DePaulo  et  al.,2003)。人们说谎时常常吞吞吐吐、音调较高、犯很多语法错误、发生口误(Vrij  et  al.,2001),较少眨眼(Leal  &  Vrij,2008)。当他们控制自如时,除了短暂闪现的诚实(“微表情”)外(Ekman  &  O’Sullivan,1991),他们的面部表情通常不会出卖他们;当他们努力使自己看上去诚实时,他们知道自己应该显得真诚,敢于直视别人的眼睛,他们通常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们说话的语调和面部表情往往有不一致和不匹配之处,话语也会前后矛盾,这就会惹人怀疑(Porter  &  ten  Brinke,2010)。这些线索中没有任何一条能单独作为说谎的确凿证据;“没有单一的线索总能证明一个人在说谎”(DePaulo,1994,p.85)。的确如此,人们的任何表现,“任何单一的言语、非言语或生理线索都不会与欺骗有着特定的关联”(Vrij,2007,p.324)。



对伴侣欺骗行为的觉察


问题在于我们据以判断他人说谎的独特反应或许非常具有特异性。人们习惯的行为方式可能千差万别。有些人说话时总会显得犹豫不决,而另一些说话的口气果断坚决;有些人会和人发生频繁的目光接触,而另一些人却很少注视别人的眼睛。如果个体日常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那显然说谎了。但要注意到这些行为的特殊变化,你或许需要事先熟悉别人的日常行为风格(Vrij  et  al.,2010)。人们可以通过学习来辨别他人的欺骗:当参与者有多次机会来判断某人是否在说谎——并对其判断的准确性持续地给予反馈  [7]  ——他们的确能更准确地判断这个人是否诚实。然而,他们觉察能力的提高却局限在这个特定的说谎者身上,他们并不能更准确地觉察任何其他人的谎言(Zuckerman  et  al.,1984)!

亲密的伴侣彼此有着私人的、独特的了解,这能让他们敏感地判断彼此的行为。但他们也会信任彼此(否则他们的关系就可能不太亲密),这就使得他们表现出事实偏见(truth  bias),即认为伴侣一般都在讲真话(Burgoon  &  Levine,2010)。因此,亲密的伴侣对彼此的诚实总是信心满满,但他们的自信却与他们判断的准确性一点也没关系(DePaulo,1997)。这意味着有时人们会确信伴侣说的是真话,但实际上伴侣却在说谎。

事实上,随着亲密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信任也在增加,伴侣们察觉彼此欺骗的准确性却有减无增(McCornack  &  Parks,1990)。要察觉谎言仅仅依靠实践似乎没有太大的作用(Anderson  et  al.,2002)。的确,经验丰富的海关检查员(Kraut  &  Poe,1980),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国家安全局(NSA)的探员,以及精神病医生(Ekman  &  O’Sullivan,1991)在侦测陌生人(或毒品走私人员)的说谎行为时并不比外行人做得更好。这意味着他们都不擅于此道。一项包括24  483名参与者的元分析研究表明,我们有54%的次数能正确地分辨出事实和谎言(Bond  &  DePaulo,2006)——但因为50%的正确率就如同掷硬币的结果,所以这样的正确率并不理想。

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秘密机构的特工和临床心理学家——能够很容易地识破谎言(O’Sullivan,2008)。如果当你正在说谎时,有人总能识别你,那么他/她就很可能是你的伴侣。然而,认为伴侣会完全对我们开诚布公、推心置腹的任何观念都可能是不妥当的。人们一般并不很擅长于觉察谎言,尽管我们相当了解自己的密友和爱人,但我们通常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般高明,能正确地分辨出伴侣言语中的事实和谎言(DePaulo  et  al.,1997)。事实上,在亲密关系中许多谎言并未被当场觉察;如果一方发现事实,则往往是事后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信息,发现了证据,或者说谎者偶尔承认错误(Burgoon  &  Levine,2010)。

因此,人们经常会说很多谎言,即使是在亲密关系中,他们也常常能侥幸过关。但是,如果你现在正在欺骗自己的伴侣,请先不要得意得太早。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欺骗伴侣的能力要强于伴侣识破他们的能力(Boon  &  McLeod,2001),所以你的伴侣或许也在为能蒙蔽住你而沾沾自喜呢。请考虑全局。在人们认为最有奖赏价值的亲密关系中,伴侣很少说谎,部分原因是说谎侵犯了共同期望的诚实和信任。要保守秘密并不容易。即使你的谎言没有被揭穿,它们也会破坏亲密关系的氛围,引起没有根据的猜忌和怀疑。如果谎言被戳穿,你就会承担风险,你的谎言会被伴侣看作本章接下来的问题:背叛亲密伴侣。



背叛


人们并不总是按我们对他们的要求或期望去做。伴侣突然带给我们一些惊喜是令人愉快的(Afifi  &  Metts,1998)。但有时候,伴侣会做一些有害的事情(或者不能完成好事情),这会违背我们对亲密知己的期望。这类行为就是背叛(betrayal),即我们信任的人做出的讨厌的、伤害人的行为,并且在情理上我们根本预期不到这种背信弃义的不端行为(Couch  et  al.,1999)。性事不贞、感情不贞和说谎都是常见的背叛行为,但任何违犯仁爱、忠诚、尊重和信赖等维系亲密关系准则的行为都可以视为某种程度的背叛。揭露伴侣的秘密、在伴侣背后说长道短、伤人感情地冷嘲热讽、违背重要的许诺、不支持自己的伴侣、在别处花费太多的时间,或者完全抛弃亲密关系,这些行为常常是对伴侣的背叛(Metts,1994)。

所有这些行为都涉及感知到的关系价值痛苦贬值。当亲密伴侣伤害了我们,他们的背叛表明他们不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珍视与我们的亲密关系,否则,从我们的角度看,他们不应该做出上述种种行为(Fitness  &  Warburton,2009)。这类关系价值贬值发生的可悲之处是,我们必须先拥有(或认为自己拥有)一段已受到伤害的但我们渴望的亲密关系;因此普通的熟人不可能像信任的密友那样彻底而又伤害地背叛我们(Jones  &  Burdette,1994)。我们不会总是受到所爱之人的伤害,但所爱之人带给我们的伤害是任何其他人造成的伤痛所不能比拟的(Miller,1997b)。

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的感情受到伤害,这种苦恼一般是我们的至交或爱侣引起的(Leary  &  Springer,2001)。伴侣很少心存恶意——这一点很幸运,因为认识到伴侣故意伤害我们,会令我们感到非常痛苦(Vangelisti  &  Hampel,2010)——但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常常令我们失望。几乎所有置身于亲密关系的人在这一刻或那一刻都曾背叛过自己的伴侣,或被自己的伴侣背叛,如今的亲密关系约有一半会发生背叛(Jones  et  al.,2001)。背叛是亲密关系中经常发生的事件。

因为关爱和信任是构成亲密关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或许会令人感到意外,但却不应大惊小怪。大多数人都会和一人以上保持亲近,当人们试图同时忠诚于数个不同的亲密关系时,竞争性需求就不可避免。当义务出现交叉重叠,偶尔违背某一特定的亲密关系就不可避免(Baxter  et  al.,1997)。比如,如果你的两位密友计划同一天在不同的城市举行婚礼,你必然会令一位好友失望,即使你根本不想令他失望。而且,我们在确定的亲密关系中偶尔也会面对竞争性需求,发现自己不能适当地履行对好友或爱侣的所有责任。我曾获悉一位好友的前妻正在与他最好的朋友秘密同居。  [8]  亲密关系的诚实和坦率要求我告诉朋友,他的其他朋友(或者说他前妻)的背叛行为。然而,关爱和同情准则又表明,不要让他背负痛苦和尴尬的背叛消息,因为他对此无能为力。这是一种没有人能赢的情境。为了保护朋友的感情,我决定不告诉他朋友的背叛行为——但几个月之后,当他得知事实真相,却因为我对他保密而感到受伤和失望。即使人们意图良善,也完全无法承担由于亲密和相互依赖所产生的交错而又竞争的需求,这时感知到的背叛就会发生(Peetz  &  Kammrath,2011)。



背叛的个体差异


尽管如此,某些人会更经常地背叛自己的伴侣。美国田纳西大学的沃伦·琼斯(Warren  Jones)和同事利用表10.2中的《人际背叛量表》发现,主修社会科学、教育学、商务和人文学科的大学生比主修物理、工程和其他理工专业的学生更多地背叛伴侣(Jones  &  Burdette,1994)。对于毕业离校的人而言,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更高和有宗教信仰的人较少会发生背叛。更重要的是,那些报告屡次背叛别人的人生活悲惨、适应不良。背叛者倾向于愤恨不满、报复心强和猜忌多疑。他们更容易变得心生嫉妒、愤世嫉俗,有更高的几率罹患精神障碍,他们更可能来自单亲家庭。总的来说,背叛者不太相信他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别人与他们一样有着背叛动机(Couch  &  Jones,1997)。

表10.2 人际背叛量表


资料来源:Jones  &  Burdette,1994.

男性和女性在背叛他人的倾向性上没有差别,但在他们最经常背叛的对象上存在差异(Jones  &  Burdette,1994)。男性更可能背叛自己的爱侣和生意伙伴,而女性更可能背叛她们的朋友和家人。个体是否特别容易背叛他人似乎取决于他/她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背叛的两面性


背叛亲密伴侣的人通常会低估其背叛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正如我们在第4章所见,人们在考虑自己的行为时很容易发生自我服务偏差,但就背叛而言,这一倾向会使背叛者原谅并弱化背叛行为给伴侣造成的严重后果(Cameronet  al.,2002)。背叛者经常认为他们的行为没有危害,不会造成严重后果,他们很容易发现一些减轻罪状的环境因素,为他们的背叛行为辩护(Stillwell  et  al.,2008)。然而,被背叛的伴侣却很难认同这些观点,他们一般对越轨行为后果的评判更为严重(Feeney  &  Hill,2006)。

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导致人们对背叛危害的看法迥然不同。被背叛的人几乎从未相信过这类事件对他们的亲密关系没有任何影响;他们认为93%的背叛都会损害伴侣关系,导致关系不满和挥之不去的猜忌疑虑(Jones  &  Burdette,1994)。相反,背叛者只有一半的概率承认他们的行为有害。他们甚至认为有五分之一的越轨行为能促进他们的亲密关系。这样的认知显然与实际不符。背叛者认为偶尔的背叛是相对善意的表现,固然让他们感觉好受一点,但勇敢地面对事实或许更明智:背叛几乎总是会给亲密关系带来负面、有时甚至是持久的影响。的确,背叛通常是寻求心理治疗或离婚的夫妻抱怨的焦点所在(Amato  &  Previti,2003)。



应对背叛


接受背叛的现实是很困难的,背叛一般对亲密关系有不利的影响。尽管如此,面对伴侣的背叛,某些应对策略更为有效。当大学生回忆过去的背叛时,如果他们试着按下面的方法来处理,就能减少焦虑和更好地应对背叛:(1)勇敢地正视背叛而不否认它的存在;(2)以积极的眼光重新解释背叛,并把它作为促进个人成长的动力;(3)依靠朋友,寻求支持(Ferguson-Isaac  et  al.,1999)。当人们主观上否定背叛的存在,似乎并未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陷于诸如痛苦和怨恨等消极情感之中,而不得不依靠酒精和毒品来掩盖痛苦。

有时被背叛的伴侣会感到自己迫切需要实施某种残酷的报复(Haden  &  Hojjat,2006)。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某些人更加有报复心理;他们认为对于别人的苛待应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如果你重视的人以不仁待你,你就应该更不仁地报复他”(  Eisenberger  et  al.,2004,p.789)。这种想法对亲密关系特别有害,的确,报复心重的人一般具有较高的神经质和较低的随和性(McCullough  et  al.,2001)。他们会反复思考自己遭遇的不公正待遇,通常不如那些宽厚仁慈的人过得幸福;他们心怀怨恨,不忘旧恶,根本不能忘记过去,开始新的生活(Carlsmith  et  al.,2008)。

因此,有时被背叛的伴侣会采取令人受到伤害的行动。他们不与人交往,毁坏过去的信件和礼物,追求其他的亲密关系,毁谤中伤自己的伴侣(Yoshimura,2007)。这些行为当然都不利于伴侣关系,所以我们将重点关注能帮助亲密关系克服危机的方法,来结束本章对压力和紧张的探讨。



宽恕


如果发了生痛苦的背叛行为,亲密关系仍要继续发展的话,宽恕就必不可少(McCullough,2008)。宽恕是“一种针对曾不公平对待你的人,放弃你的报复的决定”(Markman  et  al.,1994,p.217)。宽恕是这样一种过程,“双方都确认了有害的行为”并且“受害的伴侣给予行为不端的对方以不应得到的宽容”(Waldron  &  Kelley,2008,p.19)。当你宽恕别人时,你就丢弃了报复的欲望,放弃了你的怨恨,把对伴侣的恶意或漠视放到一边(Friesen  &  Fletcher,2007);你并非赦免——或者忘记——伴侣的不端行为,但你的确表达了“要退出互相凌辱和指责的恶性循环的意愿”(Fincham  &  Beach,2002,p.240),这就为可能的和解和关系的修复奠定了基础。

要宽恕别人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但有些人很容易就能做到。依恋类型有影响:忧虑被弃和回避亲密两者都会使人更少宽容(Kachadourian  et  al.,2004)。具体来说,不安全型的人不如安全型的人宽容,因为前者更多地沉溺于愤怒的思绪中,使得伴侣的越轨行为鲜明地保存在他们的心里(Burnette  et  al.,2007)。随和性较高的人也能相对轻松地宽恕别人(Fehr  et  al.,2010),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比其他人能更好地区分罪责和愤怒;他们能不带愤怒和敌意地让背叛者承担他们不端行为的责任,而不太随和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Meier  &  Robinson,2004)。最后,神经质和自恋看来也会阻碍宽恕。自恋者有着夸张的权力感,这会助长报复而非宽恕(Exline  et  al.,2004),神经质会使人的怨恨维持很多年(Maltby  et  al.,2008)。

不过,不管我们是谁,当宽恕的一些重要构成要素存在时,宽恕就更容易发生。第一个要素是谦卑、真诚的道歉。如果背叛者承认他们的错误,承担责任,为他们的不端行为表示羞愧、悔恨和自责以真诚地赎罪,并发誓未来表现更好,受害者更有可能宽恕那些背叛他们的人(Hannon  et  al.,2010;Tabak  et  al.,2011)。如果编造借口,道歉看起来不真诚,就不太可能得到受害者的宽恕。如果你曾有不端行为,亲密关系受损,你最好能认识到你的行为造成的伤害并道歉——但只有诚心实意地道歉才有效(Zechmeister  et  al.,2004)。

宽恕的第二个要素是受害者一方的同理心(Fehr  et  al.,2010)。那些能够站在伴侣的角度并想象伴侣为什么会那样做的人——特别是那些能设想自己实施背叛行为的人(Exline  et  al.,2008)——与缺乏同理心的人相比,更有可能宽恕伴侣。

最后,如果受害者对伴侣的越轨行为总是耿耿于怀、沉思默想,沉溺于他们不端行为带来的伤害,宽恕就不太可能发生(McCullough  et  al.,2007)。当我们宽恕别人时,我们就释放了愤怒和怨恨,但如果总是念念不忘、沉思默想自己受到的伤害或伴侣的缺点,则一般会继续激活我们的愤怒,我们就更难宽恕伴侣(Ysseldyk  et  al.,2007)。

幸运的是,置身于亲近、承诺的亲密关系中的人比起那些缺乏承诺的人更可能宽恕自己的伴侣(Guerrero  &  Bachman,2010),这既是因为同理心更容易出现,又是因为背叛者更可能道歉(Ferrara  &  Levine,2009)。在满意的亲密关系中伴侣也更可能运用宽大、同情的归因来尽可能友善地解释背叛者的不端行为,这也使得宽恕更加切实可行(Friesen  et  al.,2005)

重要的是,宽恕通常能改善亲密关系。打击报复很少能使我们的伴侣洗心革面、改邪归正,但宽恕可以;如果人们得到宽恕,他们一般会变得更为悔恨,这使他们不太可能重复犯错(Wallace  et  al.,2008)。宽恕还能促进建设性的、开诚布公的沟通,这样伴侣们才更有可能解决问题,今后的生活才能更加幸福(Perrier  et  al.,2008)。

更有意义的是,那些能宽恕亲密伴侣的人能享受到更多的幸福——即更高的自尊、更少的敌意、更少的苦恼和紧张、更满意的生活——这是那些没有宽恕之心的人所无法企及的(Bono  et  al.,2008;Witvliet  et  al.,2008)。宽恕能减少我们的伤害和痛苦,以镇静取代愤怒,促使我们与伴侣和解(Williamson  &  Gonzales,2007)。报复之心只有相反的作用,会损害而非巩固亲密关系(Ysseldyk  et  al.,2007)。毫无疑问,在亲密关系中,宽恕比报复更值得拥有、更有益于受到伤害的伴侣。

宽恕的确有其局限性。宽恕并不能把自私鬼转变为有价值的伴侣,没有人会建议你一而再地原谅老是欺骗你的不贞伴侣。没有真诚悔悟的情况下就宽恕对方,会被对方认为是再犯的理由;毕竟不论我做了什么都肯定会得到原谅,为什么我还要表现得更好(Luchies  et  al.,2010)?如果伴侣偶尔有不良行为并且值得原谅,那么宽恕有益,但如果伴侣没有悔意,宽恕实际上有害,会削弱你的自尊(Luchies  et  al.,2010),延缓任何问题的解决(McNulty,2010)。

所以,宽恕对我们及亲密关系都有益——当伴侣和亲密关系都值得维系时。在不能肯定时,请选择宽恕。在亲密的伴侣关系中这样做风险更大。当伴侣行为不端时,会使我们非常痛苦,但有更多的理由去努力修复任何已经受到损害的亲密关系。亲密能使我们不遗余力地付出极大的代价,但它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极为珍贵、不可替代的奖赏。



请你思考


当安妮商务旅行归来时,告诉丈夫说这次周末之行非常沉闷和无聊。所以当丈夫保罗在她的数码相机里发现喧闹的聚餐照片时,感到很奇怪。照片里安妮和几个小伙子们显然在饮酒,并且举止有点失常。有张照片安妮坐在桌边,眉飞色舞,笑逐颜开,而两位英俊的帅哥拥抱着她,并吻了她的脸颊,这着实让保罗紧张不安。保罗感觉被骗、闷闷不乐,开始变得暴躁、冷淡。他开始冷眼对待安妮并想着怎样“报复她”。安妮心知自己太过轻浮,但她私下受到照片中的一位小伙子的挑逗,此人现在发来电子邮件暗中要求再次见面。此外,安妮并不肯定保罗知道或者怀疑些什么,但她开始反感保罗的暴躁。

你认为安妮和保罗的未来怎样?为什么?

[1]  需要提醒你人类的归属需要吗?请翻到第1章4页。

[2]  醋氨酚是美国常用止痛药泰诺(Tylenol)的有效成分,在北美之外的许多地方称为扑热息痛(paracetamol)。

[3]  racquetball,墙球(又称墙手球或手球式墙球)是以手对墙击球的一种球类运动,起源于16世纪的爱尔兰,击球要用以皮带拴腕的短柄球拍。——译者注

[4]  有时嫉妒会和羡慕(envy)发生混淆,但两者差别很大(Parrott  &  Smith,1993)。当我们希望得到他人拥有的事物时,我们就在羡慕他们;羡慕的特点是谦卑地渴望得到他人所拥有的。嫉妒则相反,它是一种由伤害、愤怒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态,源于担心失去自己已经拥有的事物或者自己不想放弃的亲密关系。

[5]  你可能还记得这一假设是正确的。平均来看,性和爱的关联对于女性比男性更紧密。请翻到第293页关于社会性性取向的讨论。

[6]  其他8%的人只是说他们不曾对爱人说谎,但可能就在对研究者说谎。这很讽刺,不是吗?

[7]  研究者能在实验室里持续给予反馈,但在真实的亲密关系中并不会一直有反馈。我们对爱人是否诚实的判断并不能经常得到及时而准确的反馈,是吗?当然不能,观看美剧《别对我撒谎》(Lie  to  me)根本不能让你更好地觉察他人的欺骗(Levine  et  al.,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