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如果有人因操纵市场价格而被起诉，他们通常都会面临司法制裁。那么，如果企业使用的定价算法操纵了市场价格（或说是协助人类操控价格），那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将在本部分的内容中讨论这个问题。
对企业高管之间的互相勾结、人为切割市场、达成减产协议等行径，各类反垄断政府机构与社会团体恐怕已见怪不怪。电影《告密者》（The Informant ）中生动描绘了那些企业高管如何达成共谋、哄抬市价：他们在世界各地往返，谈笑风生间协调一致对外报价，时不时地还要控制商品产出数量。一般来讲，在反垄断的世界中，人们将卡特尔组织的行为视作“没脑子的事”（no-brainers）。事实上，即便卡特尔组织的内部协议未能奏效，这种做法本身也是违法的，而他们正是反垄断执法行动的目标，那些互相勾结的高管与他们所在的公司往往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学者曾提出，由于卡特尔组织成员之间的不信任、互相欺骗，因识破谎言而引发内斗等缘故，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无法长久维系。然而，实证研究却证明，这种关系其实比较稳固。 1
那么为什么企业会走上共谋之路呢？简单来说，共谋总比相互竞争要容易得多。通过共同抬价或稳定价格，企业通常可以赚取更多利润；而依靠人为切割市场，卡特尔组织成员得以在各自的势力范畴内实现垄断。
一直以来，人类都是价格操纵行为背后的行动者。为了打破竞争，他们背地里串通投标、切割市场，并就价格上涨与产量缩减的幅度进行磋商。有时出于沟通之便，卡特尔组织成员会举行年度（甚或月度）会晤。从各式各样的小商品到稀有的藏币、昂贵的珠宝，都有可能成为他们商谈的焦点。为了制止卡特尔组织的垄断行为，美国司法机关选择坚定地执行严苛的反垄断法律法规，并对参与其中的个人处以沉重的刑罚。 2 可即便如此，卡特尔组织的行动也并未有所收敛。 3
于是，当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由计算机算法掌控定价后，那是否预示着卡特尔组织的终结？抑或，这又将带来一种新型共谋？
本书第二部分将集中讨论算法在辅助卡特尔组织实现垄断或从事其他非法勾当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共谋情景（企业高管利用计算机为他们的垄断行为提供技术支持），本书关注的焦点是新型共谋的事态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算法操纵价格的危害并不仅仅体现在“显而易见的共谋”（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沟通调价的效率并强化价格监测力度、识别组织成员背叛的能力）场景之中，真正的威胁来源于那些做法更为隐蔽的共谋形式。问题在于，通过隐蔽手段而达成的共谋往往难以纳入“核心卡特尔” 4 （hard-core cartel）的范畴，因而更容易逃脱法律的制裁。
在本部分内容中，我们将就计算机算法促成共谋的四种场景展开说明。
第一种场景——信使场景（Messenger Scenario）——将重点关注人为的共谋，即计算机技术通过执行人类设定的计划而进行共谋。这种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强化现有共谋效果的方式只是一种简单的人类意志延伸。在这种场景下，是人类自己在操纵共谋：他们将计算机视作辅助共谋的得力工具，用来确定价格、监督竞争对手，并捍卫卡特尔组织成员间的合作。除此以外，计算机还能发挥有效传递信息与发出信号的作用。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一旦这种行为被坐实，参与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二种场景——中心辐射式场景（Hub and Spoke Scenario）——则更具挑战。在这种形式的共谋下，市场中无数的参与者将使用同一个定价算法，而这个定价算法所给出的价格将成为卖家公认的市场价格。由多个市场竞争对手共同参与的共谋将通过缔结多个纵向协议的方式达成，这正是典型的中心辐射式场景。其中，定价算法的开发者作为一个枢纽中心，他的任务是精心策划一个全行业范围内的共谋，从而实现更高定价。
第三种场景——预测型代理人场景（The Predictable Agent Scenario）。在这种情形下，企业高管隐去了自己合纵连横的身影，定价算法充当起了代理人。它们持续监控市场价格的变化，并不断根据竞争对手价格的变化与市场数据的更新调整自己的定价。企业之间无须秘密签署共谋协议，每家企业单方面地使用自己的定价算法。但所带来的结果是：算法增强了企业之间有意识的平行行为，而这种默许共谋威力巨大。
第四种场景——我们将讨论一种最高阶的共谋形式——电子眼（Digital Eye）。在机器学习的过程中，计算机自发找到了优化利润的途径。在透明的市场环境中，在人工智能将我们带上一条反竞争路径的同时，我们甚至无法察觉任何不正当竞争与垄断行为的痕迹。在这个场景中，我们看不清市场供给的真相，误以为市场处在充分竞争的状态。当然，事实上，我们无法从虚拟的竞争中得到任何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