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美国出差换乘航班的时候，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的书店看到收银台前陈列着柳博米尔斯基教授的《幸福有方法》（The How of Happiness）。我在飞机上读这本书时发现，可以从科学的角度重新解读幸福。我很希望能和教授共事，于是很快联系到她本人，拜访了她位于洛杉矶郊外里弗赛德市的研究室。
我专门从事人类测量和定量数据解析，而柳博米尔斯基教授专门研究幸福的心理学，此后开始了我们两人之间独特的合作。我为柳博米尔斯基教授介绍了针对人类行为的测量收集技术，而教授也马上认识到这项技术的价值。我想，教授是在这个传感器中感受到了突破性的东西——突破了以往借助调查问卷研究心理学的局限。
柳博米尔斯基教授的研究表明，如果采取对策以提高幸福感，人的行动也会改变。过去很难对人类行为进行测量，有了这个传感器，就可以进行具体验证了。
而且教授认为，一个人的幸福会传递给他周围的人，幸福的范围可以自动扩展开来。但以前没有这样理解人际关系的手段，而借助这种传感器就能实现定量分析了。
不久，我们开始了第一次共同实验。实验对象是某企业的研究开发项目。该项目为了在短期内制造出创新产品，集合了各领域的技术人员。
这个项目的难度很大，一来产品的具体概念尚不明确，二来必须拿出有影响力的创新成果。尽管如此，项目的时间限制却很严格。
项目组长认为，在无法预知未来的情况下，研究成员以很高的积极性共同努力是成功的关键。为此，我们决定测量人类行为，以提供咨询支持，尤其是促进成员积极性的提高，加强他们之间的合作。
作为其中一环，项目组成员参与了柳博米尔斯基教授关于提高幸福感的对策的实验。
参与实验的成员被随机分成了实验群和对照群。两个群组的成员都要写下本周经历的 3 件事。但是，实验群的成员要写本周发生的好事，对照群的成员不能对本周发生的事做出“好”之类的积极评价，而是要保持中立。不论哪个群组，每周只用 10 分钟来写报告，持续进行 5 周。与此同时，我们用问卷的方式调查了成员的幸福感，以及他们对职场的感受和认识，在 5 周后又持续调查了 2 个月。
我们还让这些实验者每天佩戴我们开发的可穿戴式姓名牌传感器（名为“商业显微镜”，英文名 HBM=Hitachi Business Microscope），对其具体的行动变化进行了测量（图 2-1）。
图 2-1 可穿戴式姓名牌传感器及其功能。可以记录人的身体运动、见面信息和位置信息等。为了记录人的位置，我们要在各地点设置红外线 Beacon。
该可穿戴式传感器是由笔者团队开发、领先世界的产品。在最权威的管理类杂志《哈佛商业评论》2013 年 9 月号上，该传感器被誉为“写入历史的可穿戴式传感器”[5]。
这种可穿戴式传感器的大小与名片一样，形状跟姓名牌相同，可以戴在脖子上。早上上班后，取下插在充电器上的传感器，戴到脖子上，然后正常工作一整天。下班时，将传感器插回充电器后回家。该充电器相当于收集数据的入口。在夜里，传感器的数据将通过网络从该入口传输到数据中心。
我们在该传感器中嵌入了红外线传感器,可以检测出人与人的见面情况。传感器佩戴者能检测出自己面前的佩戴者并进行记录（我们在不同的角度安装了 6 个红外线传感器，不仅能检测出正面的人，还能检测出斜前方或者旁边的人）。在他们开会或者站着说话时，就会记录下那一时间与谁见了面等信息。
除此之外，我们还安装了检测身体晃动和朝向的加速度传感器，以及测量周围音量（可以测出见面时有无对话，但是不会记录对话内容）、温度和亮度的各类传感器。这些时刻变化的物理量连同时间都被记录在姓名牌传感器中，然后被传输到服务器中积累起来。
实验最后的结果清晰明了。经过问卷调查发现，写下好事的成员与中立评价的成员相比，幸福感更高，对组织的归属感更强。
这种内在的心理变化会影响到员工的行动。在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行动就默默发生了变化。
人的活动量会随着时间段变化。借助加速度传感器，我们可以将活动量数据化。人的活动量从早上开始逐渐增加，下午迎来高峰，随后逐渐减少。本次实验中，写下好事的成员从早上开始，活动量的增速快，高峰时间提前。同时，回家的时间也随之提前。幸福的员工能够很早就活力满满地开始工作，早早地完成工作后回家。
每周只花 10 分钟写下本周的好事，就能产生这么大的效果，着实让人震惊。通过实验我们证实，人的幸福是由微不足道的小事决定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幸福和身体活动的总量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人内心深处的幸福其实可以通过外部可见的身体活动量来测量。因此，幸福可以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来测量。
重申一遍，幸福可以用加速度传感器测量出来。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每个人的幸福都是独一无二、各不相同的。
在此我们弄清楚了一个简单而共通的事实，即幸福的人的身体运动多。
当然，根据工作、业务的不同，必要的活动量也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意外地发现，当一个人感到幸福时，活动频率会增加。
对比工作或者其他条件不同的人，并根据活动量的大小来判断谁更幸福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更幸福的人活动量的确更大。这和幸福与积极行动密切相关的发现是一致的。
在第 1 章中我们说过，1 天 7 万次的有限活动次数在无意识中限制了时间的利用方法。
我们又发现，人在更幸福的情况下，活动量会增加。人如果采取积极的行动，活动就会增多。如果以第 1 章中热力学与统计力学的知识进行类推，就相当于“活动温度升高”“变热”。而活动的增加，即“变热”成了一种幸福的身体反应。
再者，利用传感器来研究人心，意味着迈出了开拓心理学研究处女地的第一步。
以往的心理学研究通过让被测人回答问题，将无处捕捉的“心”转换为数值。在学术界，这种调查方式称为问卷法。
但是，这种方式很受限制。问卷法类似于抓拍，记录的是回答者在某个时间点的感受，虽然其中包含了重要的信息，但很难捕捉到每个时间点的变化。多次回答同一份问卷的话，会给被测人和调查人双方带来很大负担，可行性不大。并且多次回答同一个问题的话，被测人对问题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进而降低调查的精确度。
因为存在这些限制，很多心理学家都认识到问卷法的局限。由于传感器可以持续测量变化情况，如果能借助传感器测量身体运动，进而观测人心，就可以打破这种局限。因此，人们对用传感器客观测出的人类与组织的海量数据寄予了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