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想挤进高端产业链，但不是你想挤就能挤进去的，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力素质不够。中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28年，绝大多数劳动力是初中毕业。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曾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即执业资格）的比例不高。离开校门三年，有的人把学校学的知识也“还给”了老师。
火灾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一线城市疏散人口是大势。从2015年开始，人口流向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原本向一线城市进发的滚滚人口洪流戛然而止。不是一线城市的吸引力不够，而是“长安大、居不易”。
一线城市落户越来越难
2017年11月25日，《北京晨报》报道，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地区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地下空间的安全隐患，从11月20日到24日的5天时间里，关闭地下空间房屋450间，拆除违建房屋300余间。
房间大致在4平方米到10平方米之间，是这座大城市里最便宜的居住地之一，500元到1000元买到一张床。
一线城市疏散人口是大势。2015年12月7日，《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文公布，到2020年，城六区常住人口将下降15%，约200万人。
2017年3月28日，北京规划国土委发布通知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草案已经编制完成。2017年9月29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正式发布（规划期由草案中的2030年改为2035年）。北京划出人口红线，2020年之后，常住人口稳定在2300万左右。未来人口增长空间不足130万人，北京落户将越来越难。
从2015年开始，人口流向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中国最大的两座城市是上海和北京。2015年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2415.27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为981.65万人，比2014年减少了14.77万人，同比下降1.5%；15年来，上海首次出现常住外来人口负增长。2016年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72.9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为807.5万人，比2015年年末减少了15.1万人，18年来首次减少。向一线城市进发的滚滚人口洪流戛然而止。
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拆违、禁止群租，以一切方式把“贫民窟”扼杀在摇篮里。“贫民窟”的本质，就是低收入劳动力在大城市里寻找到的成本最低的生活方式。
2017年，北京实施“疏解整治促提升”十大专项行动，确保2017年疏解目标任务不低于2016年。根据疏解计划，2017年城六区将至少完成1173万平方米违法建设拆除工作，这意味着可能有几十万的人被迫搬迁。
与此呼应的是，北京房租在下降。
据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数据统计，2017年10月，北京住房租赁交易量环比9月下降2.7%，8月以来已经连续回落三个月。全月的租金均价为4022元/套，环比9月下降4.2%，降幅为2017年以来最大的一个月。
一个“北漂”在北京的生活费，房租加上交通费和餐饮费，最低成本每月4000到5700元，这对于蓝领是不可承受之重。如果郭德纲现在到北京，指定成就不了德云社。在他以前的生活成本里面，没有加上北京的绿化、蓝天白云。他如果半夜为了省两块钱走回家，可能就去筛沙子了。
中国劳动力多数初中毕业
如果每个城市都学一线城市驱赶低收入人口，那中国经济就完了。有因才有果，低端产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大多数劳动力没有太多技能，我们得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挥之不去。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每年有“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简称CLDS），以15—64岁劳动力为调查对象，收集5个层面的资料：个人层面（个体资源）、人际层面（人际关系网络资源）、家庭层面（代际和家庭的资源）、组织层面（工作单位）、社区层面（村居环境）。
2014年CLDS样本覆盖除港澳台、西藏、海南之外的全国其他29个省市区，共完成401个村居问卷，14226份家庭问卷和23594份劳动力个体问卷。
调查的结果很残酷。中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28年，绝大多数劳动力是初中毕业。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曾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即执业资格）的比例不高。
现在的劳动力在乡镇接受过义务教育之后，几乎都没有有意识地接受过培训。他们到城里打工，或洗碗，或当泥水工，或自己开个小铺，或者去流水线，糊口而已。
每个城市都想发展高端产业，发展金融服务业，但这在未来的十年内基本不可能。想要未来经济发展得比较好，想要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前提是绝大部分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劳动力都接受过一定的技能培训。
为什么中国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根基没有动摇？经济学上的解释是，对这些人来说，多子意味着生存的保障，没有孩子，等年纪大了，就是死路一条。
反过来说，孩子对他们来说是对冲风险的唯一手段，大城市要赶走这些人，只要不让他们的孩子在城里读书，就算是绝了他们最后一条上进之路了。
这些人也回不去农村，不仅因为不会种田，也因为中国农村人均拥有的承包地只有巴掌大，根本无法承载如此之多的人口。在低端市场的这些人，不可能成为中国农业科技化的主力，农业的变化，靠的不是出来打工的农民。
离开北京的外来人口，生存技术不会上升，他们要的是一块落脚地。让他们失去生存空间，就是让我们自己失去生存空间。
最好的办法，是像20世纪80年代的浙江、广东那样，允许搞活市场经济；“动批”在北京城区待不下，那就到城郊通州待着；目前华北市场经济不够发达，赶紧在北京主城区周边地区建立市场经济的另一个中心。
这几百万人，起码还能有糊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