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卖国贼琦善的际遇
说完林则徐的际遇，我们再看看战后林则徐的政敌琦善的情况。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1841年3月），奉旨抚夷的琦善，被道光皇帝以“擅予香港，辜恩误国”的罪名，革职锁拿，押解京城严讯。
琦善押解回京后，先被籍没家产，然后交由刑部审讯。道光派出了四位宗室王公，与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共同会审琦善，其专案组级别之高，阵容之强大，堪称史无前例。
经过将近半年的审讯，琦善对英人妥协退让的事是实有，但投降卖国做汉奸的事情，却是查无实据。
即便如此，琦善也难逃罪责。道光二十一年七月（1841年8月），琦善最终被判斩监候，只等道光皇帝大笔一挥，秋后勾决。还好，没到秋后，琦善就被加恩释放，命其到浙江军营效力。此时在浙江主持军务的扬威将军奕经，嫌琦善名声太臭，不愿意接收琦善。于是，道光皇帝就改命琦善发遣张家口军台充当苦役。
鸦片战争结束后，朝廷上下都明白，当初琦善在广州捣鼓出的《穿鼻草约》，其实要比《南京条约》划算得多。此时道光皇帝对琦善的怨气也就渐渐消散。
道光二十二年腊月（1843年1月），琦善被赏戴四等侍卫顶戴，充任叶尔羌帮办大臣。道光二十三年二月（1843年3月），又授予二品顶戴，任热河都统。
这段时间，奕山、奕经、文蔚等战后判处斩监候的大员，也陆续被加恩释放，重新起用。鸦片战争的罪员一个个重新出来做官，这让朝廷充满正义感的言官们看不下去了。有个叫陈庆镛的御史上疏弹劾，指责道光皇帝刑赏失措。道光迫于朝廷清流的舆论压力，只好罢去琦善、奕山、奕经、文蔚等人官职。罢职后的琦善，被道光勒令闭门思过。
道光二十三年十月（1843年11月），琦善被授予正四品二等侍卫，充任驻藏办事大臣。其后历任四川总督、协办大学生、陕甘总督兼署青海办事大臣。琦善重登高位，官至封疆大吏。
道光皇帝驾崩后，新皇咸丰登基，清廷对外政策逐渐转向强硬，当初妥协投降的大臣们再次失去圣心眷顾。恰好琦善在青海滥杀无辜被弹劾。咸丰皇帝就将琦善革职拿问，发配到吉林效力赎罪。
咸丰三年（1853年）年初，太平军攻克武昌，随时有挥军北上的可能。琦善再度出山，先以三品顶戴署理河南巡抚，驻防河南、湖北边界，防止太平军北上。后又任命为钦差大臣，加授都统，主掌江北大营，专办剿防军务。
咸丰四年（1854年），琦善因病逝于江北大营，享年69岁。琦善死在前线军营，也算勤于王命，因公殉职。朝廷以总督例赐恤，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谥号文敏。
琦善是个能吏干员，为政颇有建树。因为广州议和，最终落下一个汉奸卖国贼的名声，从此声名狼藉，遭后世唾弃。客观来说，琦善对英夷妥协退让是真，但卖国投降则是冤枉。中国人一向有忠奸对立的传统，琦善有妥协的污点，再稍微打扮打扮，就成了扮演卖国贼的绝佳人选。
鸦片战争之后，琦善历任多职，但未见其对战后大清走向有只言片语的建言。他还是重新回到能吏干员的角色，在原来熟悉的岗位上，为大清江山尽心尽力，从不懈怠。
琦善算是尽到了本分，可作为曾经和英夷打过交道的大员，难道对未来时势就没有半点感触和想法？若真没有，琦善的跟头就算白栽了。若有感而不发，则大清的胖揍就算白挨了。
2.耆英的悲催岁月
鸦片战争之后，扬威将军奕经、靖逆将军奕山、参赞文蔚、两江总督牛鉴都被判处斩监候。时隔不久，他们都被加恩赦免，重新起用。果勇侯杨芳战后开缺回籍养病，闽浙总督颜伯焘罢官回籍。作为历史的当事人，他们对这场战争都无见于世人、传于后世的反思。
浙江提督余步云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被判处斩监候，次年便被依律处斩，成为战后唯一被处决的高级官员。余提督在战场上畏敌如虎，多次临阵而逃，被砍了脑袋也不算冤枉。
战后抚夷的大员们，际遇也堪称坎坷。
《南京条约》签订后，伊里布奉命南下广州，继续同英夷交涉。南下时，这老头儿就抱恙在身。到广州不到半年，他就一命呜呼，倒在卖国的第一线。
伊里布病死后，换耆英出场，继续谈判。耆英出马，同英、美、法等西洋诸国签订许多卖国条约，糊里糊涂地将国家主权拱手让人。对此，耆英并不自知，反而扬扬得意，自认为抚绥了洋夷，为大清立下了大大的功劳。
耆英在广州时，反入城斗争闹得沸沸扬扬。广东官府夹在英夷和广州士绅之间，左右为难，两头受气。滑头的耆英意识到广东已成是非之地，再待下去，早晚得出事。于是，他就设法打通京师关节，为自己谋求退路。经过一番运作，耆英终于争取到一个回京述职的机会。有此良机，不撤退还等什么呢？耆英马上将广州的烂摊子一撂，溜回了京城。
回京后的耆英风光无限，被赐双眼花翎，以协办大学士管理礼部、兵部。不久，又升迁为文渊阁大学士。
可是好景不长，咸丰皇帝继位后，耆英马上就迎来了人生中的悲催岁月。
咸丰早就对抚夷议和的耆英不满，登基后立刻拿耆英开刀，将他面斥罢官，打发回去抱孙子。后来，耆英的儿子犯罪，他也受到连坐，被宗人府圈禁。
咸丰七年（1857年）冬，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次年（1858年），英法联军打到天津。咸丰皇帝这才想起擅长和洋夷打交道的耆英，于是赏给耆英一个三品侍郎衔，派他到天津同洋鬼子谈判。
耆英十分珍惜这次复出的机会，他屁颠儿屁颠儿地赶到天津，希望再度安抚洋夷，为朝廷效力。谁知，迎接他的竟然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羞辱。
当初在广州，耆英对付洋人的办法是示以信义、私交笼络。为此，他不惜通过各种手段向洋人示好，譬如认璞鼎查的儿子为干儿子、和璞鼎查交换夫人的照片等。但在上奏朝廷的文件中，耆英则骂英夷性如犬羊，说自己和他们打交道，就像吉林人捉老虎，熟悉了性情，就有办法制服云云。
表面上和人家亲亲热热，背后又骂人家是畜生，说和人家打交道类似于驯兽，这确实有失厚道。不过，在大清官场上，这种明一手暗一手的事情多了去了，根本就不算个事。可是，如果私下骂人的把柄被捉住了，那事情就得另当别论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洋人攻陷广州，发现了耆英背后骂他们的文稿。洋人十分愤怒，没想到温文友善的耆英，竟是这样虚伪的小人。
耆英到达天津，很快进入角色，准备同英法代表谈判。这时，英法谈判代表拿出当年耆英背后骂人的底稿，当众朗读起来。朗读完了以后，郑重声明，耆英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完全没有信义，他们绝对不会和这样的人进行谈判。
耆英的老脸算是丢光了，他再也没法在天津待下去了。于是，耆英就撂下工作，自己跑回北京。咸丰皇帝愤怒了：如此有组织没纪律，眼里还有没有皇上，还有没有国法！
天子一怒，雷霆万钧。咸丰皇帝下谕：着僧格林沁派员将耆英锁枷押解来京，交巡防大臣、军机大臣会同宗人府、刑部严讯具奏。
耆英被押解回京审讯议罪，被定为绞监候。绞监候这样的死刑缓期执行，只要假以时日，找人说清，一般不会真的丢了性命。耆英好歹也算宗室大臣，保住性命应该问题不大。
可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属于耆英的黄金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年他在朝中炙手可热，令人嫉恨；现在想要弄死他的人，可就不是一个两个，咸丰皇帝的宠臣肃顺就是其中之一。
耆英当年深受道光宠信，经常受到公开表扬。咸丰登基以后，看这个投降派十分不爽，多次当面斥责。从炙手可热，到挨训受气，耆英心里也十分委屈。于是他就写了一副对联：“先皇奖励有为有守，今上申斥无才无能。”
耆英也就是发发牢骚，但在肃顺的眼里，这就是藐视皇上，是弄死耆英的绝佳罪证。于是，在肃顺的撺掇下，咸丰皇帝下旨，赐耆英自尽。自以为聪明的耆英，就这样送了老命，终年72岁。
耆英失势，黄恩彤也跟着耆英倒霉。黄恩彤因议和有功，官做到广东巡抚，可没过多久，便遭到弹劾，被降三级留任。黄恩彤与两广总督徐广缙等大员不和，耆英回京述职后，黄恩彤失去了靠山，在广东混得憋屈无限，不久便辞职回了老家。耆英被咸丰皇帝赐死，黄恩彤就彻底失势，从此再未出仕。
议和抚夷的官员，经常和外国佬打交道，对外面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应该了然于心。但他们跟洋鬼子打交道，本就犯了忌讳，岂敢奢谈洋夷的好处，鼓呼变革。
他们不过是奉旨办差，只要努力弥缝，勉强做到民夷相安，就算不负皇恩。因此，他们妥协退让，迁延推诿，也是时势所迫，不得不为之。
官场人精刘韵珂，战后升任闽浙总督。他在任内，把精力放在和洋人斗心眼儿，使蔫儿坏上。刘韵珂竭力阻拦洋商到福州贸易，通过种种上不了台面的手段，让洋商在福州无利可图，失望而去。
这样的消极斗争，让回籍养病的林则徐看着十分不顺眼。福州“神光寺事件”，林则徐纠集福建籍在京官员弹劾刘韵珂、徐广缙。刘韵珂见势不妙，顺势以年老多病，奏请回籍调理。咸丰皇帝倒也干脆，准了他的假，不久又干脆撸了他的官。
刘韵珂回乡后，优游岁月，精研书法，日子倒也过得自在。同治三年（1864年），刘韵珂寿终于山东汶上老家，享年73岁。
总体来说，无论是作为皇帝的道光、咸丰，还是曾经和洋人交过手的各位大员，他们都没有从此次战争中汲取教训，没有反思大清落后的原因，更没有产生奋起改革的动力。大清举国上下，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丝毫没有变化。鸦片战争这场胖揍，大清算是彻底白挨了。
3.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
鸦片战争之后，虽举朝浑浑，但放开眼量关注西洋的官员士子还是出现了几个。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将林则徐的思想发扬光大的，则为林则徐的好友，湖南人魏源。
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号良图。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生于湖南邵阳隆回县。其家世代耕读兼事农商，家境颇为富裕，但到魏源降世时家道中落，生活已不再优裕。
魏源自幼聪慧好学，17岁中秀才，29岁高中举人，此后在江苏布政使衙门、巡抚衙门充任幕宾。魏源博学多才，在江苏官绅中颇有声望。中举后，向进士冲刺的道路上，魏源的运气就显得差了些，屡次应试皆不第。
道光十二年（1832年），魏源在南京城西买地建宅，闭门读书。此时的魏源是一个精研典籍义理的理学家，曾写下不少经世致用的理学著作。林则徐时任江苏巡抚，他对魏源的学问十分赏识，两人交往密切。
鸦片战争爆发，沿海战事屡屡失利。魏源走出书斋，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襄助抗英。道光二十一年七月（1841年8月），林则徐革职远戍伊犁，刚刚动身，又改命折往东河治水效力赎罪。在镇江，林则徐和魏源相会。林则徐将在广州时搜集、翻译的外国资料及《四洲志》的手稿交给了魏源，并嘱托他进一步搜集、研究外国的情况和资料，编撰成书以开阔国人视野。
受林则徐重托，魏源马上开始研究整理，于次年（1842年）年底就编撰成《海国图志》50卷。其后又不断增补扩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增补刊刻为60卷，咸丰二年（1852年）增补刊刻为100卷。
《海国图志》是一部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的综合性著作，详细叙述了世界舆地和各国历史、政制、风土人情、科学技术等。它通过海外知识的记述，打破了自以为是的天朝观念，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
魏源说，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编撰《海国图志》的目的，就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为了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
林则徐引领魏源走上睁眼看世界的道路，魏源报之以皇皇巨著，将看世界的视野拓展得更加宽广。但是，这样的皇皇巨著并未引起当时国人的广泛关注。大清的官员还是像以前那样，唯皇命是从，该咋样办差还咋样办差。广大的士子们依然埋首四书五经之中，铆足了劲儿向科举路上的一个个关卡冲刺，期望用圣人之言，拱开升官发财的大门。
魏源自己也不能免俗，他也要通过科举来证明自己。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魏源终于得偿所愿，高中进士，此时，魏源已52岁。中进士后，魏源被分发江苏，任东台、兴化知县，咸丰元年（1851年），授高邮知州。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兴起，江苏已成战乱之地。魏源因“迟误驿报、玩视军机”被革职，不久又命复职。时局艰危，年岁已高，魏源已无心仕途，遂辞官归去。辞官后魏源潜心佛学，研究佛学经典，撰成《净土四经》。
咸丰六年（1856年），魏源游杭州，暂居僧舍，此时他已身染疾病。咸丰七年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终年63岁。
魏源故去后，《海国图志》才受到重视。镇压太平天国之乱中崛起的汉族士绅们，见识了洋枪洋炮的威力，明白了中西方的差距，于是决心“师夷”，开展洋务。这时候，洋务派官员才明白魏源是他们心意相通的先行者。可惜的是，他们的觉醒，比魏源晚了至少十几年，而中国的近代化变革，也错失了十几年的机会。
4.徐继畲：世界很大，强国很多
当初，因处理福州“神光寺事件”与林则徐意见不合，而被言官弹劾的徐继畲，也是鸦片战争之后难能可贵的清醒者之一。
徐继畲，字松龛，又字健男，别号牧田，山西代州五台县（今山西省忻州市）人。徐继畲出身仕宦之家，幼时即受儒学熏陶。道光六年（1826年），32岁的徐继畲高中进士且为朝考第一，选翰林院庶吉士。年纪轻轻就入翰林院，这为他日后的仕途显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鸦片战争期间，徐继畲任福建汀漳龙道，在漳州组织防御。后不断升迁，先后任两广盐运使、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在此期间，徐继畲和广大天朝官员一样，熟读诗书典籍但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使他开阔眼界的契机，缘于他工作的需要。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徐继畲迁任福建布政使。道光帝让他以布政使之职，专门办理开放厦门、福州两口通商通行事宜。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差事，徐继畲发现自己虽为翰林出身，但对夷务几乎全然无知。身负皇命办理外交，岂能对夷务如同睁眼瞎子。就在徐继畲犯难的时候，一个叫雅裨理（David Abeel）的美国传教士给予了他及时的帮助。
雅裨理，美国归正会传教士，道光十年（1830年）来华传教，同年又被派遣到南洋考察。道光十九年（1839年），雅裨理重返中国，开始学习汉语，准备传教。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到福建厦门鼓浪屿建立布道所，正式开始传教。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英就外国人在新开口岸厦门的活动范围进行交涉。雅裨理通晓华文和闽南方言，所以被邀请充当中英交涉的翻译。
雅裨理做翻译，是他和徐继畲接触的开始，也是徐继畲获得系统外国知识的开端。
雅裨理担任翻译时，表现得立场公正，赢得了徐继畲的好感。正急于获取西方知识的徐继畲屡屡会见雅裨理，请教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政治、文化、科技等知识。雅裨理觉得和徐继畲这样的朝廷大员交往，会成为他拓展传教事业的良好契机。如果能将这位高官引领到信仰上帝的路上，基督教便会在福建一带落地生根，蓬勃发展。
雅裨理对徐继畲十分热情，他积极地提供书籍资料。徐继畲凡有疑问，雅裨理都会详加解说。可是，徐继畲还是令雅裨理失望了。因为徐大人对天堂里的上帝没兴趣，他一门心思就想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
精心研读雅裨理提供的资料，徐继畲眼界大开。他终于知道了地球有多大，天朝不算个啥。于是，徐继畲决定写一部书——《瀛寰志略》。他要告诉国人世界很大，强国很多；西方不是蛮夷，人家的文明已走在天朝的前面。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徐继畲升任福建巡抚，和官场人精、时任闽浙总督的刘韵珂搭班子共事。基于对西方比较系统的了解，徐继畲在福建巡抚任上处理外交事务，表现出异于其他天朝官员的理性，使福建基本保持民夷相安的局面。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瀛寰志略》撰成并刊出。该书首先以地球为引子，介绍了东西半球的概况。之后按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顺序依次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
相比魏源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的内容更加详尽靠谱，认识更加深刻。其中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更是详加介绍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推崇。
《瀛寰志略》对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认识堪称独到：
米利坚（即美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瀛寰志略》刚一出版，就引起天朝舆论的一片哗然。朝野上下纷纷指责徐继畲替洋人说话，是不折不扣的汉奸。有个叫李慈铭的京官指斥徐继畲：“轻信夷书，夸张外夷，尤伤国体。”当时在京城任高官的曾国藩也指责《瀛寰志略》张大夷人，夸张夷情。
全面了解西方的徐继畲，在大清缙绅士子的眼里，成了妥协投降、替洋人说话的汉奸典型，举朝人人侧目。
道光三十年（1850年），福州“神光寺事件”，徐继畲得罪了林则徐，被京城言官参劾。次年（1851年），咸丰皇帝以徐继畲“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将他革职，调入京城面讯。
回京面圣后，徐继畲被降职为太仆寺少卿。曾经的封疆大吏，学贯中西的思想先行者被咸丰一纸谕令，变成了“弼马温”，而且还是副的。
咸丰二年（1852年），徐继畲被吏部罢黜，理由是他在福建巡抚任上，逮捕罪犯延迟。
宦海多年，徐继畲自然明白，所谓逮捕罪犯延迟，不过是欲加之罪。
5.先行者的悲凉
徐继畲被罢黜后，回到老家山西五台县。此时太平军正进攻湖湘，捻军响应于北方，山西已烽烟遍地。徐继畲回乡后组织团练，协助防守山西辽州（今左权县）、上党、阳城等地。
徐继畲为官清廉，罢归后日用艰难。咸丰六年（1856年），山西平遥超山书院聘他为书院山长。教学之余，他倾心于诗文写作和学术研究，如此度过十年岁月。
徐继畲学通古今，明于时知，却被珠投璧抵，罢黜不用。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初心不改，办团练协助官府平乱，做山长教书育人，允文允武，贡献心力于桑梓。
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又挨了一通胖揍。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英法强盗们闯入皇家宫苑圆明园，肆意劫掠，然后再放了一把大火，将这个“万园之园”烧了精光。
这时候大清的统治者们才明白，天朝上国根本不是洋夷的对手。要想富强，必须学习人家的船坚炮利。朝中的洋务派官员终于知道，被罢黜回家的徐继畲，其实是天朝里难得的明白人，《瀛寰志略》是一本具有非凡价值的好书。
同治四年（1865年），徐继畲被重新起用，命参通商事务，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协助恭亲王奕訢办理洋务。此时，徐继畲已是古稀之年。
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重印《瀛环志略》，“中外奉为指南”。同年，朝廷授徐继畲太仆寺卿，授二品顶戴。
同治六年正月（1867年2月），徐继畲被任命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即中国最早的新式高等学校的校长。徐继畲获此重任，本想积极有为，为国培养全新的洋务人才。可是以大学士倭仁等为首的保守派，对开办同文馆肆意攻讦和阻挠。大清熟读四书五经的士子也以学习西洋语言文化为耻。最终同文馆竟然开了门，却招不到生。
徐继畲大失所望，他只能忍辱负重，勉力履职，力保同文馆的存在，为中国新式教育留下一丝星火。
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对美国政体的介绍，对华盛顿的推崇，得到美国人的热烈回应。同治六年（1867年）秋，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受美国第十七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之托，将华盛顿油画像的复制品赠送给徐继畲，以表达对这位东方清醒者的敬意。
在赠送仪式上，徐继畲致辞答谢说：“因思贵国中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他一如既往地肯定和推崇西方民主政治，其见识不但超过当时一般缙绅士子，更超过了当时主持洋务运动的大臣。他的见识洞穿了时光；国人真正理解，至少要在维新变法之时。
同治十二年三月初三日（1873年3月30日），徐继畲病终于山西五台县冶镇东街“司马第”家中，享年79岁。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坐落着一个高大的大理石方尖碑，它就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纪念碑。在巨大的华盛顿纪念碑内部，有一个汉字石碑，上面刻着：
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
耶稣教信辈立石
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合众国传教士识
这块石碑是大清浙江宁波府祝贺华盛顿纪念碑落成，送给美国政府的礼物。1998年6月29日，第四十二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在北京大学演讲。他旧事重提，感谢徐继畲对华盛顿和美国政体的肯定。
克林顿的演讲，有一段话令人动容：
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它直探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拥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言论、异议、结社和信仰等自由。这些就是我们美国220年前赖以立国的核心理念。这些就是引导我们横跨美洲大陆登上世界舞台的理念。这些就是美国人今天仍然珍惜的理念。
当年一直未被公议认可的思想先行者，却在150多年后受到如此评价，徐继畲真的应该从地底下爬出来，和克林顿先生握个手。
6.梁廷楠的制夷之策
还有一个人，也必须提及。此人叫梁廷楠，本是具有西洋知识的士绅，但后来思想却日趋保守。他的转变足以说明传统影响之强大，中国近代变革之不易。
梁廷楠，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广东顺德人。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副榜贡生，后受聘入海防书局，编纂《广东海防汇览》。其后任澄海县（今广州澄海区）教谕，学海堂学长，越华、粤秀书院监院。鸦片战争前入过林则徐的幕府，后亦入两广总督祁贡、徐广缙幕府。
梁廷楠接触夷务较早，对西洋的认识也早于同时代的官宦士绅。鸦片战争之后，他出于筹海防夷的目的，撰写《耶苏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仑偶说》《粤道贡国说》四本书。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将这四本书合编一部，取名《海国四说》。
“耶苏”即为耶稣，《耶苏教难入中国说》介绍西方基督教；“合省国”即美利坚，《合省国说》介绍美国；“兰仑”指英国首都伦敦，此处泛指英国，《兰仑偶说》则为英国的介绍；《粤道贡国说》则介绍南洋、西洋诸国。整部《海国四说》也是对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等知识的介绍。其中对英美介绍尤其详细，对基督教的看法十分深入独到。
梁廷楠编撰《海国四说》是为了筹海防夷，其“制夷”目的更为明显。所以在广州反入城斗争中，梁廷楠表现得十分积极。在反对英人入城时，他奔走呼号，联络士绅，组建团练，为反入城斗争出力尤多。
广州反入城斗争胜利，梁廷楠因护城有功，受到朝廷重视。咸丰元年（1851年），朝廷赐封他为内阁中书，后又加侍读衔。
鸦片战争在广东的前前后后，为梁廷楠所亲历。战后他将自己耳闻目睹的历史事件详加记录，撰成《夷氛闻记》一书。这本书记述详尽，成为研究鸦片战争的重要史料。
从《夷氛闻记》中，不难发现梁廷楠思想日渐趋向保守。鸦片战争失败的悲愤和广州反入城斗争胜利的鼓舞，使梁廷楠的制夷之策，越来越倾向于“畏之以威”，越来越强调对夷人一味强硬。更有甚者，他晚年开始认为学习西方会使中国礼崩乐坏，万劫不复，因此明确反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梁廷楠的转变，代表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的恐慌。他的日趋保守，说明传统文化对近代中国变革的强大阻力。
7.日本捡了便宜
魏源的《海国图志》初版时，才印了区区一千册。直到魏源去世，清廷决心开展洋务，《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才被洋务派官员所认同。
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刚一出版，就招来骂声一片。徐继畲也跟着倒了霉，成了举朝人人侧目的汉奸。洋务运动时期，多数缙绅士子对《瀛寰志略》中西方政体的论述，还是不以为然。
咸丰元年（1851年），日本的长崎海关从一艘中国的商船中没收了一批违禁货物，其中包括三本《海国图志》。这本来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却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海关没收的《海国图志》，很快受到了日本人的重视。这本书似乎具有魔力，凡是见到它的日本人，都立刻被其中内容吸引，一读就放不下来。
很快，《海国图志》的声名就在日本贵族和武士学者中流传开来。大家都争相传播，希望一睹为快。但日本只查抄了三本，资源严重不足。于是，手抄本便开始在社会上流传。为了获得原版，有人不惜驾船出海，到中国购买。
咸丰三年（1853年），长崎海关又从中国商船上查出二十多本《海国图志》。这时候海关再也不像先前那样直接没收，而是态度恭敬地全数买下。
当时日本正处于幕府时代的末期，其封闭保守，比清廷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查禁一切可能对他们的统治带来危害的东西，其中图书查禁尤为严格。
但是，官方查禁难以遏制民间阅读《海国图志》的欲求。面对如此汹汹的大潮，日本幕府政府索性放开对《海国图志》的查禁，而是由官方组织翻译，出版日文版，然后卖书换银子。
官方出版的日文版《海国图志》一经上市，就引发抢购热潮。巨大的市场需求，使《海国图志》一版再版，先后印刷出版了十五版。而且价格年年飙升，成为日本人崇奉异常的奇书。
《瀛寰志略》其后也传入日本，引发争相阅读。它和《海国图志》一样，反复再版，受到热烈追捧。日本学者评价它为“通知世界之南针”。
《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传入日本时，正是日本幕府统治的末期。日本社会正在酝酿一场推翻幕府统治，变革政体的革命。这两本书从清廷漂洋过海而来，正好为日本知识阶层指明了维新改革的方向。魏源、徐继畲本意在唤醒国人睁眼看世界，可国人浑浑，反倒让日本人捡了便宜。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舰队驶入江户湾浦贺海面。佩里向日本江户幕府递交了美国总统的国书，并向江户幕府致意。
所谓国书，就是要求日本开放通商港口；所谓致意，其实是表面客气的威胁。
佩里率领的舰队是近代先进的黑色铁甲战舰，这种海上巨无霸一样的铁家伙，日本人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内心惊骇无比。所以日本历史称美国舰队的这次来访为“黑船事件”。
面对美国人的威胁，日本江户幕府马上就了。但是国内倒幕运动正此起彼伏，他们也不敢贸然答应美国开埠通商的要求。两难之间，幕府只有拖延，许诺美国人第二年春天给予答复。
1854年3月，佩里舰队如期而至。这次佩里不再客气，率领舰队闯入江户湾内，到达横滨附近才停船。美国人要来硬的，江户幕府没了退路，只好在横滨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此后，英国、俄国、荷兰等国家也趁火打劫，逼迫日本签订通商条约。自此，日本闭关锁国的时代结束。
国门开放，幕府统治也随之崩溃。1867年，日本倒幕派发动政变，推翻幕府统治。从此，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开启了资本主义改革的道路。
日本岛国，船小好掉头。他们面对近代变局，及时抽身调头，进行革新。大清背负的传统太过沉重，鸦片战争挨了一场胖揍，依然举朝浑浑噩噩，徘徊在原先的老路上。
大清，一场胖揍真的算是白挨了。
附录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