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费兰特在皇后区长大，他家附近“每一片区域、每一个部分”都被街头帮派覆盖了。他记得：“属于一个帮派是很正常的，不管是爱尔兰帮、意大利帮、黑人帮，还是西班牙人帮或亚洲人帮。”小时候他个子不高，但很结实，不喜欢上学，但擅长打架：“在那个年纪，谁都会迷失、困惑，找一个帮派参加进去。我认同街头帮派，因为那是发泄过于旺盛的精力的一个出口。我们都以为自己是硬汉。”13岁时，他参加了一个叫“山地男孩”的帮派，他们在皇后区山出没。他说：“我从使用拳头发展到使用棒球棍、刀子和枪。”他很快就开始了他在有组织犯罪领域的生涯。他说：“最初我们只是瞎逛，试图靠砸开信箱拿信用卡挣点儿钱。但是有几个人开始了更严重的犯罪，例如绑架和武装抢劫。”他开始在匪徒的圈子中进进出出，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他说：“我的第一次重大抢劫是劫持了一辆装有价值10万美元的工具和工具箱的卡车。这引起了那些自大狂的注意。”
最后，路易斯开始给纽约甘比诺家族的头目约翰·乔托干活。他说：“我帮约翰放高利贷，但我的主要工作是抢劫。我有一帮手下，我们干了很多次。比如，可能有个人欠匪徒15万美元，他说，‘别打断我的腿，我在一家大型运输公司工作，他们有一个保险箱，里面有30万美元，都拿走吧。’然后匪徒会给我打电话，我来办这件事。”路易斯很享受这种生活：“我们走进一家餐厅时，会得到最好的座位。这让我得意忘形——这么年轻就有了这样的地位。我觉得自己处于世界之巅。”这是乔托爱显摆的地方：“其他头目更加隐蔽，而他总是显摆他的钱。他喜欢他的豪车、华服。我18岁的时候，我开着一辆新奔驰停在他和他的手下面前，他们只是说这车不错。”
1993年，22岁的路易斯被捕，被控一系列武装抢劫和信用卡欺诈等罪行。他被判入狱12年半，被送往看管最严的宾夕法尼亚州刘易斯堡的监狱。“这个地方处于雅利安人和黑人穆斯林发生冲突的地带。我到那里第一天，就发生了两起杀人案。”但即使是在刘易斯堡，帮派分子也会受到特殊对待：额外的香烟、葡萄酒、舒服的床垫，以及自己做饭的炉灶。但对路易斯来说，这种生活的魅力在消退。“我慢慢地对自己做的事情想得越来越多。是什么让我有权利用枪指着别人的头？”他还开始感觉不喜欢狱中其他的匪徒，“我们都是在匪帮的规则熏陶下长大的，那里告诉你只能在别人危害到你的家人时才能杀他，因为那是背叛。所以如果有人消失了，你从来不会问怎么了。现在，在监狱中，我遇到了许多被控谋杀罪的匪徒。十次有九次都跟钱有关。可能只有7000美元。我想，天哪，这些人是禽兽，因为钱而杀人。我认为谁都不该因为哪怕是10亿美元而被杀死。我甚至不想靠近他们。”以前，当路易斯站在约翰·乔托跟前时，就像站在教皇面前。现在，在狱中跟他在一起，他看他就像看到一个普通人。他说：“就像看见没穿袍子的恺撒。乔托总是在抱怨。我想，这哥儿们是在开玩笑吗？他还敢抱怨？我意识到，我有罪，我那么干是错的。对此，大部分帮派分子都不理解。如果他们说他们很抱歉，那肯定是为了被轻判。那是他们的父母的错，或法官、FBI的错。我做过的最伟大的事情是认识到联邦探员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
他曾被投入“洞”中——孤独的禁闭牢房，食物通过门上的一个小孔传进去。“那里的卫兵叫我野兽。我想，我真的像一头野兽。我不能逛街，我吃的东西是通过门上的洞传进来的。”走出禁闭室后，他开始读书。他说：“以前，我从没读过书。我上学时一直作弊，骗过来的。”但现在他开始读人物传记：“我读了马丁·吉尔伯特的《丘吉尔传》，我很喜欢这本书。我爱上了阅读人物传记，读那些克服困难、越过一些障碍、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人物的故事。他们也是人。丘吉尔不过是一个人，跟我一样。你要明白，所有的因素可能都对你不利，但上帝像创造丘吉尔、牛顿、爱因斯坦一样创造了你。”他受到了纳尔逊·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的鼓舞：“我服刑八年半（他的刑期被缩短了），曼德拉被囚禁了20多年，就是为了解放他的国家。他坐牢能坐3倍于我的时间，因为他有目标。他的经历让我明白，对实现你的目标来说，暴力是没有用的。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教训，因为我总是倾向于用拳头来达到目的。”他尤其喜欢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我喜欢他写的西塞罗等人物的故事，他们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为之牺牲。”他是如此喜欢这本书，以致他把这本书从图书馆偷了出来，放在他的抽屉里。“我躺在铺位上想，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感觉自己很卑劣，像是被一吨砖头砸到了。第二天，我把它还了回去，那是我最后一次犯罪。”他说。路易斯现在出狱了，出过一本书，在为文学而呐喊。他说：“阅读真的改变了我的人生。它给了我道德指南，以及好好生活的欲望。”
你是你所模仿的那个人
路易斯可能没意识到，但他用的是一种叫模仿道德楷模的技巧，这是古代哲学治疗工具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技巧背后的力量既简单，又非常复杂。其基础是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我们的许多道德行为源于观察和模仿他人。社会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称之为“学习榜样”。他写道：“人类的大部分行为是通过观察榜样而学到的。通过观察他人，人们知道了如何表现出新行为。在后来的机会中，这种知识成了行动指南。”班杜拉在20世纪60年代初用他著名的“博博玩偶”实验说明了这一点：把一个孩子留在摆满玩具的房间里玩耍，一个大人在房间里的另一个角落玩博博玩偶，并攻击这个玩偶，打它，用锤子砸它，等等。然后大人离开，让这个孩子自己在房间里玩玩具。看到大人凶狠地打玩偶的孩子更有可能也去攻击玩偶，因此看到同性的成年人凶狠地打玩偶的孩子尤其可能自己也去模仿那样的行为。
这一实验后来被重复了许多次，比如播放成年人暴力视频，看这样会对孩子们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实验表明，我们是强烈的社会性动物，我们的道德观深深地受到周围的人的影响。因此许多情绪和行为问题，从肥胖到孤独，都被近来的研究证明是会传染的。当我们的朋友孤独时，我们更有可能感到孤独；我们的朋友抽烟，我们就更有可能抽烟；我们的朋友肥胖，我们就更有可能肥胖。我们是我们认识的人。不仅如此，我们是我们模仿的人。我们都把别人当作模仿的对象，或把他人当作标准来衡量自己。比如刘易斯，很自然地模仿他的生长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人，他们刚好是帮派分子——这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一过程不一定是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我们可以学会变得更有意识地选择我们要模仿的对象。古代人意识到了我们的行为源自对榜样的模仿，用榜样使人们走上正轨。他们记述圣哲和军事英雄的故事，使我们不仅听到他们的话，而且看到他们的人生，以便更好地模仿他们。这一技巧最著名的实践者是普鲁塔克，他是公元1世纪古希腊的哲学家、教士和历史学家，路易斯从监狱图书馆里偷的就是他写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之后路易斯良心发现，又把它放了回去。
“欧洲的老师”普鲁塔克
普鲁塔克大约公元46年出生于希腊皮奥夏地区喀罗尼亚镇的一个富裕家庭。20岁起，他在雅典学院学了3年哲学，然后周游了斯巴达、科林斯、埃及和罗马，并在罗马公开演讲柏拉图主义哲学。回到喀罗尼亚后，他被任命为德尔菲神庙的神职人员。他建立了他自己的学院，学生中包括他的侄子塞克斯塔斯，后来成为马可·奥勒留的哲学老师。有学者评论说，普鲁塔克“几百年来都是欧洲的老师”，这话说得很准确，因为他拥有教育家的天才。他深入思考过如何培养年轻人的性格，几百年来他的方法一直是西方教育的核心。
普鲁塔克反对斯多葛派我们要努力彻底地根除我们身上的激情这一信条。他追随柏拉图，认为根除我们的激情“既不可能也没有好处”。相反，我们应该努力“使激情处于适当的范围内，把它们降低到有益的水平，引导它们服务于好的目标；由此产生美德……这个美德也包括听话的激情。”在教育方面，我们的工作是通过向年轻人灌输好习惯而引导他们的激情“服务于好的目标”。他写道：“性格即长期坚持的习惯。”我们都是理性、激情和习惯的结合体——但幸亏我们大部分人都能用理性自由地改变习惯。对年轻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年轻人容易受影响、可塑性强，这样的心灵仍很幼稚，更容易接受教导。”
教育最重要的部分是引导孩子们的激情去竞争，这意味着要有赶上甚至超越他人的雄心。如阿尔伯特·班杜拉的“博博玩偶”实验所示，孩子们会观看、模仿，不断地从环境中吸取教训。他们为自己树立榜样或标准，然后用这样的标准衡量自己，超越这些标准。这是一种天生的动物性激情，斯多葛派致力于消除它们，但是普鲁塔克说我们必须转而引导它们为好的目的服务。孩子们主要的模仿对象是他们的父母——对儿子来说，尤其是他们的父亲。因此，普鲁塔克说，父亲们应该“使自己成为他们的孩子显而易见的榜样，尤其不能行为不端，该怎样就要怎样，因为孩子们把他们的父亲的人生当作一面镜子，这会防止他们说脏话、干坏事。”不幸的是，有时父亲会给他的儿子树立一个很坏的榜样，制造出一种通奸、饮酒、暴力、违法或夜不归宿的模式。今天，1/3的美国孩子没有亲生父亲的陪伴，1/4的孩子成长于单身母亲家庭。这给单身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情感负担。对孩子们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产生情绪和行为问题，比如离家出走，最终入狱。他们得不到父亲的情感和财力支持——他们还得不到可以去模仿的模式。
平行的人生
虽然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或我们在成长中遇到的人，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模范。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生活、从文学和历史中了解伟人，然后努力达到他们确立的标准。为此，普鲁塔克完成了一部巨著：《希腊罗马名人传》。他在书中描绘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46位伟大军事家和政治家，总是把一个希腊英雄和一个罗马英雄并列在一起，以便对他们进行对比，同时鼓励读者同样地按照以前的英雄来衡量自己。这部书生动地描绘了亚历山大大帝、西塞罗、布鲁图、伯里克利、庞培等人，并有着历史著作中最灿烂的片断，如刺杀恺撒、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之间的浪漫故事、小加图的自杀。他这部书启发了莎士比亚创作罗马题材戏剧，有着艺术家的宏大场景意识，以及记者揭示细节的眼光。但他的主要目标是道德方面的，他希望创造一些善的和恶的榜样供年轻人思考。他写道：“我们心灵的目光应该专注于凭借本身的魅力能将我们的心灵引向完善境界的事物。这样的事物存在于良好的德行之中，在研究它的人的心灵中，能够激发模仿它的极大热情。”
普鲁塔克在他传记中的人物身上看到了模仿的力量。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就沉迷于模仿阿喀琉斯，并跟他竞争。他把阿喀琉斯的箴言写在帐篷上——“永远做第一，远超其他人。”——还拜访了阿喀琉斯位于特洛伊的墓地。尤里乌斯·恺撒沉迷于模仿亚历山大的人生。恺撒在年轻时读亚历山大传时，哭了起来。他的朋友问怎么了，他回答说：“当我想到亚历山大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就征服了那么多国家，我至今还没做过令人难忘的事，难道我不该哭吗？”马基雅维利深深地受到了普鲁塔克的影响，认为有意识地模仿古人是统治者教育的关键部分。他写道：
“为了练习智力，君王要读历史书，研究伟大人物的行动，看看他们在战争中是怎样做的，拷问他们胜利与失败的原因，以便避免重蹈覆辙。最重要的是他应当像过去那些伟大人物那样做。他们要选择某一个受到赞美和尊崇的前人作为榜样，并且经常把他们的成就和行为方式铭记心头。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在效法阿喀琉斯，恺撒在效法亚历山大，西庇阿在效法居鲁士。”
普鲁塔克意识到了年轻人模仿和超越前人功绩的欲望，并努力把这种欲望引向好的方向。所以，他在描绘人物时，引导我们去观看那些展示了经典的苏格拉底式自控美德的英雄。他敬佩亚历山大大帝在性问题方面的自控。据说，亚历山大从未碰过从波斯国王大流士那里俘获的妇女，包括“皇室中最漂亮的女性”、大流士的妻子。这也许是因为亚历山大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是普鲁塔克坚持认为，亚历山大控制他自己，是因为他“认为做自己的主人比征服敌人更像国王的做派”。相反，罗马将军马克·安东尼因为没有控制住他对埃及女皇克娄巴特拉的激情，令他自己和罗马蒙羞。克娄巴特拉从亚克兴战役逃跑时，安东尼忍不住，像奴隶一样跟着她，“全世界都知道，安东尼不会受到指挥官的情绪的影响，也不会受到一个勇士的影响，甚至不会被自己左右，但是他被一个女人牵着走，就好像他跟她融为了一体，她去哪儿他就必须得跟到哪儿。”
普鲁塔克还敬佩那些能够控制自己的怒火的人。如果你从政的话，人们就会攻击你，因此他建议你最好不要心怀不满，因为那样你的治国本领就会被个人偏见而非国家利益左右，比如戈登·布朗和托尼·布莱尔，他们的个人偏见最终伤害到了国家的治理。英国副首相尼克·克莱格从媒体宠儿变成了公众的箭靶子，对此他好像很震惊。可这就是政治。伟大的斯巴达政治家莱克格斯的改革激怒了斯巴达的富人，他遭到一伙暴徒的袭击，一个年轻人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莱克格斯并没有报复，而是把这个男孩带到他宫廷里，让他做自己的学生。这个男孩“后来成了他忠心的追随者，对他的朋友说，这个人既不严厉也不自私，而是最温和、最安静的人。”
也许统治者必须学会去控制的最重要的激情是对声誉和名望的激情。在这方面，普鲁塔克的立场有些危险，因为《希腊罗马名人传》的目的就是激励年轻人变得勇敢，去模仿伟人。但对名声和荣誉的追逐，如果不加控制，会对国家造成很大的危害。阿尔西比亚德斯是一位勇敢的将军，是战争天才，但光荣压倒一切的信念导致他“点燃了雅典人对鲁莽的军事冒险的渴望”。相反，伯里克利就能正确看待名气和声望，所以他更能遏制公众的情绪冲动，而不会被公众的情绪左右。这是统治者的关键角色之一——就像他或她必须控制他们自己的激情一样，他们也必须能够用演说控制和引导公众汹涌的激情，就像一位船长控制一艘船穿过风暴。想想丘吉尔，他在“二战”之前和之中如何引导英国公众既不过于得意，又不过于绝望。他的传记作者马丁·吉尔伯特说，他的演讲术有“两大支柱”：现实主义和远见。
在所有这些东西中，统治者最需要的是哲学。他们需要像普鲁塔克笔下的那些英雄那样，从小就接受有经验的教师的哲学教育——阿尔西比亚德斯的老师是苏格拉底，伯里克利的老师是阿那克萨哥拉，亚历山大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说，哲学赋予统治者统治所需的“装备”：修辞学、历史、治国术，尤其是管理自己和过幸福生活的知识。优秀的统治者需要优秀的品格，但他们还需要一些好运。在这个问题上，普鲁塔克区分了用品格能够实现的东西，以及单纯运气造成的结果。斯多葛派不管幸运还是不幸运都是道德的，但是普鲁塔克式的英雄，处于动荡的地缘政治世界，需要的不只是有道德。他们还需要运气好，为了在恰当的时间果断地行动，他们还要能够正确地判断形势。有时，在政治上，这可能意味着做不道德的事——如作为权宜之计的婚姻、贿赂，甚至谋杀（普鲁塔克的思想有权力政治的一面，这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很有吸引力）。但是普鲁塔克好像相信，哲学理想和地缘政治下的现实世界并不冲突。他说，亚历山大大帝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的军队在全世界一半的地方传播古希腊哲学，虽然他们用的是剑。普鲁塔克给他的社会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就是，让哲学家教育军事精英和政治人物，他们会通过他们的品格的力量改变他们的社会。他指出，不需要发动一场革命，你只需要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方。
英雄主义和英雄崇拜
几百年来，普鲁塔克的英雄崇拜在西方文明世界很有影响，早期的基督徒谴责他表现出了异教徒的骄傲和自负。但他们虽然谴责他，照样援引普鲁塔克的心理学，创造他们自己的榜样，即圣人的人生。他们还用故事、木雕、挂毯和彩色玻璃窗把圣人的故事传遍了他们的文化。中世纪文化中充满了对英勇的骑士艺术化、文学化的描绘，牧师们努力用骑士的浪漫故事教化年轻的统治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沉迷于古典世界的英雄，努力在他们的年代重建古典的英雄理想。比如，乔尔乔·瓦萨里写了《艺苑名人传》，以鼓励意大利艺术家去模仿，还设计了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供游人接受古典艺术的熏陶。浪漫主义时期也出现了英雄崇拜的复兴，这体现在爱默生、卡莱尔、尼采等的著作上，以及拜伦、拿破仑等人物身上。尤其是卡莱尔，认为当时英雄崇拜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基督教，把现代社会黏合到一起。但是在“二战”后的现代文化中，英雄崇拜开始消退。今天，我们几乎把拿破仑那样的军事冒险家视为战争罪犯，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观念也似乎像是法西斯主义。那么，普鲁塔克的英雄观在现代生活和现代政治中还有意义吗？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采访了罗里·斯图尔特，现代政治中有意识地以普鲁塔克的思想指导自己的人生的人已经很少了，他是其中之一，38岁的他已经取得了《纽约时报》所说的“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人生”。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是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的业余老师；后来他在东帝汶和蒙特内格罗的外事办公室工作；25岁时，他创下了穿越亚洲6000公里的纪录，其中最后一段是穿越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地区；28岁时，他成了伊拉克两个被占领省的副省长。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两部畅销书，电影的改编权已经被布拉德·皮特买下。之后，他回到阿富汗，创办了艺术学校，2009年回到英国，成了议员。我给他发电子邮件，问能不能采访他，谈谈普鲁塔克——他一定是唯一一个答应这种奇怪要求的议员。
2011年7月一个下雨的上午，我们在罗里位于威斯敏斯特的办公室见面，我一开始问他，他第一次为古代军事英雄的故事而着迷是什么时候。他说“应该是非常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军情六处的一位高级官员，“在我5岁时，努力教我古希腊的故事，花了许多时间在婴儿室的地板上用塑料士兵模型摆出古代的战场。”6岁时，罗里用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字给他的玩具马命名。普鲁塔克在写到亚历山大时说，亚历山大好像因为“要跟死去的人竞争而感到烦恼”，对小罗里来说好像也是这样。他说：“我总是对过去的人取得成就时的年龄很感兴趣。我经常把书往回翻到开头，提醒自己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比如，如果我发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1岁时已经写了两部书，我也11岁，我就会很焦虑。所以存在着跟死去的人的竞争。”对古代英雄和现代英雄们的模仿（他尤其受到了阿拉伯的劳伦斯的鼓舞）激发他去做伟大的事情，干出徒步穿越阿富汗，或年纪轻轻地就当上伊拉克两个省的副省长那样的事情。但他越来越意识到，在现代世界，普鲁塔克式的英雄有些无政府主义，甚至荒谬：
“古代世界的伟人需要一帮受众，认为他们很伟大。没有这样的受众，他们就很荒谬。所有古代世界的英雄踏在伟大和荒谬之间非常非常细的线上。古代的英雄从本性上说是幻想狂、好自夸，总是会夸大自己。他们努力像神那样行事，并且相信他们真的拥有神奇的力量。”
他认为，最后一批这样不被视为荒谬甚至病态的人，是T·E·劳伦斯、丘吉尔、萨克里顿和司各特那一代人，换言之，是大英帝国的最后一代英雄。大英帝国给了那一代人一个展现普鲁塔克式自我理想的园地。罗里说：
“无疑，18世纪晚期向前，英国的印度殖民地成了一个年轻人逃离工业革命、实现穿着金光闪闪的铠甲的骑士梦想的地方，但这些人回到英国后发现很难适应。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会为这样的人感到兴奋，会为他们立传，给他们画像。但却是他们回国后，总是会不被信任，受到当局的蔑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英帝国衰落之后，已经没有这种宏大的自我观的舞台了。罗里对迈克尔·富特和伊诺克·鲍威尔的生平着迷，这两位战后的政治家都有“一种宏大的古典自我概念”，很把自己当回事。但是罗里对我说，这两个人“最终在现代世界显得很荒唐”。在一个没有帝国的世界，我们不再尊敬军事价值和战斗英雄，我们甚至怀疑那些像恺撒和亚历山大一样“有意准备当英雄”的人。罗里指出，我们更喜欢偶然产生的英雄。古老的普鲁塔克式英雄理想仍然存在着，但却是“以一种简单化的形式，大部分被赶出了日常生活，被赶上了大屏幕”。因此，当《角斗士》中的英雄马克西默斯宣称“我们此生的行为会永远回响着”时，当代美国人也许会感到兴奋。但这样的人只存在于小说中，在电影屏幕上被扩大到了极为荒谬的程度。罗里痛心地说：“你可能会在想象中把自己跟古代的英雄比较，但你们怎能跟银河间的超级英雄如绿巨人一决高下？”
罗里无疑意识到了现代对自我夸大的古代英雄的批评直接指向了他，有些人在想，他能不能成功地融入乏味的威斯敏斯特政治中。当我问他回国后感觉如何时，他沉默了很久。但是他坚持认为，他最终已经把他自己从普鲁塔克式的英雄崇拜的诱惑中“解放”了出来。他说，当他穿越阿富汗时，这种崇拜已经被他摆脱了。他在伊拉克当副省长的经历也改变了他。“我有着如此惊人的权力，相当高的预算权力，听命于我的军事力量……但我一无所成。那种权力是很空洞的。你发布命令，但是你离现实太远了，以致什么都没发生，或即使发生了也不是因为你。”相比之下，他说他一生中最令他感到满足的经历是在阿富汗建立艺术学校，“那是一个很小的项目，只覆盖了喀布尔的两三个街区，但是我在现场，我可以发挥影响，我可以建立关系，可以看到事情在进展。那具体多了。但显然，建立一个艺术学校并不符合古代的英雄模版。”也许他只是成熟了，过了英雄崇拜的阶段。他说：“亚历山大33岁就死了，这并非偶然，雪莱和拜伦也都30来岁就死了。浪漫主义的自我概念可以说是推迟的青春期。它在现实世界不可能无限地延续下去。”
今天，在现代人眼中，古代伟大的战斗英雄跟战争罪犯差不多。20世纪的历史学家证明，没有所谓“伟大的历史人物”，只有在经济力量和运气支撑下产生的虚荣的傀儡。最近，情境心理学家如菲利普·津巴多让我们相信，没有所谓好人和坏人，因为我们的行为依赖于我们所处的环境。1971年，津巴多用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说明了这一点。他招了24个正常、健康的男性志愿者，让其中12个做警卫，另外12个做犯人，给他们穿上制服，然后把他们关在斯坦福大学乔丹会堂地下室的模拟监狱。他和他的同事们努力把这一实验做得尽可能地逼真，看志愿者如何在情境中做出反应。实验本来计划开展两周，但几天后就被迫终止，因为扮演警卫的人变成了虐待狂，以致有几个犯人情绪崩溃了。他们在环境中迷失了自己，哪怕是在斯坦福校园的中心。这一实验好像颠覆了普鲁塔克的品格观，显示出我们是什么人依赖于我们所处的情境。
但有趣的是，津巴多近来好像更接近普鲁塔克的思想了：我们的品格可以通过阅读和模仿伟人的生活而得到加强。2010年，津巴多启动了一个新的冒险计划，叫“英雄主义想象计划”，努力给年轻人灌输英雄主义的行为习惯，包括用捍卫正义的平凡英雄的故事渗透他们的思想。也许我们可以说，有些历史人物是真正的英雄，纳尔逊·曼德拉很英勇，还有欧内斯特·萨克里顿和昂山素季。阅读这些人的传记是有价值的，因为哪怕我们永远都不能像萨克里顿那样勇敢，像丘吉尔那样有远见卓识，像曼德拉那样坚忍，我们仍然可以强烈地希望变得更像这样英雄。没有这样的愿望，我们就会沉迷于琐碎的事情，沉迷于追名逐利（如现代普鲁塔克皮尔斯·摩根著名的节目《人生故事》呈现的都是凯蒂·普莱斯、彼得·安德烈之类的英雄人物）。我们看到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人类必然是社会性动物，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模仿和试图超越我们身边的人。但是这一过程不一定就完全是无意识的、不由自主的。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意识地选择我们模仿的榜样，努力做到最好，而不是最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