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西方社会正在超越多元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回到接近中世纪天主教世界的政治观，那时欧洲团结在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人类成长的目标之下。政治家不是让教士和神职人员，而是让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指导我们过得幸福。塞利格曼是一位科学家，积极心理学说它自己是客观、道德上中立的科学，这让政府得以向它的公民宣讲一种幸福生活观，同时还声称他们不是道德上的家长制统治者。塞利格曼坚持认为，积极心理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种道德哲学。它“不告诉人们去做什么”，它“不是一种道德理论。它不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和恶，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他说，积极心理学描述一种幸福的生活，但不指定它。塞利格曼坚持说，积极心理学没有提出一种幸福生活的模型。他提出，有五种不同的幸福版本，他称之为PERMA：Positive emotion，积极的情绪，或者在伊壁鸠鲁学派的意义上是感到快乐；Engagement，充实，或者说感到沉浸于一种活动；Ralationships，人际关系；Meaning，意义，或者说感到你在为一种有价值的更高的事业做贡献；Achievement，成就。他说，自我实现的这五种版本可以科学地加以测量，幸福生活也许是这五种幸福的某种组合，但谦卑的社会科学家不会告诉我们哪种是最好的。所以积极心理学没有告诉人们该如何生活。它只是测量什么样的引导能够带来这些自我实现的类型。
但实际上，如果你去看积极心理学是如何教孩子和士兵的，你会发现它非常带有规定性、强迫、说教，比如每一个美国士兵都要上的“全方位士兵健康”课。这种课程有许多受欢迎的地方——它教士兵斯多葛派的这种观念：理解了我们的信念和解释外界事物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就能变得更坚韧。但它还努力教授“乐观思维”，这种思维包括不责怪自己犯下的错误，要因为成功而得到赞扬。这不是认知行为疗法的内容，也不是斯多葛派的教诲。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危险的观念——它训练我们事情顺利时得到表扬，事情搞砸了时逃避责任。同样误导人的是，塞利格曼声称，调查问卷能够量化我们的生活多么有意义，我们拥有多少“性格力量”。现在每位美国士兵都要做许多塞利格曼设计的程序化的问卷，它们被称为全球评估工具。士兵们用0~7分的分值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然后计算机给他们的心理健康、情绪健康甚至他们的精神健康打分。如果他们得分太低，电脑屏幕上就会弹出一个框说：
“精神健康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困难的领域。你可能缺乏意义感和人生目的感。有时，你很难理解你和你身边其他人经历的事情。你可能没感到跟某种比你更强大的事物的联系。你可能会质疑你的信念、原则和价值观。无论如何，你是谁、你做什么很重要。要做一些事情来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和目的性。改变是可能的，相关的自我发展的培训是有效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机械的思维方式——中世纪的教士被装有关乎人类精神文明软件的电脑给取代了。注意，质问“你的信念、原则和价值观”成了精神虚弱甚至生病的标志——我们远离了苏格拉底和斯多葛派的思想，更接近天主教的思维方式：任何对官方幸福道路的背离都是疾病甚至异端。一些士兵认为它无礼、侵扰他人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类似地，学校在教授积极心理学时，它是规定性的、简单化的。比如把积极心理学纳入课程中的威灵顿学院，提出了一个“10分幸福课”的安东尼·赛尔登校长说它“囊括了每个希望最大限度地利用生命的孩子和成人都需要遵守的东西”。这所学校的幸福课老师伊安·莫里斯说，他觉得学生“没有多疑癖”。但这真的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吗？难道幸福课不该训练学生的怀疑精神吗？
我不反对学校和军队向年轻人传授道德价值观，但是我反对把这些价值观当作无可辩驳的“科学事实”教给他们。支持成长科学的经验论通常是经不起推敲的，它粗鲁地干预人的性格。积极心理学家真的认为快速的程序化问卷能够准确地量化一个人精神上有多健康、他们有多么幸福吗？你可以问一个人他认为他的人生多么有意义或者多么道德，但是谁会说他们的回答是对的？你可以问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感觉自己在为了一个“更崇高的事业”而做贡献，但是这并不能让你知道他们参与的事业是不是真的崇高。问卷只能告诉你一个人如何看待他自己，但它不能告诉你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塞利格曼本人拼命避免道德家长制的指责，努力保护他的科学信誉，他坚持说，一个人也许在积极心理学的成长测试中得分很高，但他仍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他举本·拉登为例，说拉登可能会在PERMA测试中得分很高。但如果本·拉登符合你的幸福模型，那么这个模型肯定在哪儿有严重的错误。
这就是努力把古代哲学变成科学的危险。有一种很有害的说法说，你可以“证明”某种幸福生活模型的可信性，所以人们就不必再争论它或同意它。如果政治家轻率决定，因为研究证明了它，这种科学就应该立刻传播给大众，通过自动化程序和事先写好的剧本灌输到公民的性格中，这样的主张就会变得很危险。它标志着技术官僚、科学专家的胜利，但付出了实践理性、个体自由和选择的代价。塞利格曼及其政治上的支持者如此热衷于建立一种“客观的科学”，热衷于避免道德家长制的指责，以致他们已经建立了一种忽略了我们的道德判断、道德争论和自由选择的幸福生活模型，而被忽略的这些东西是人类充分发展相当重要的方面。
哲学与心理学的不稳定结合
我不是说积极心理学完全是浪费时间。我赞同它的大部分工作，尤其是传播古代哲学的思想和技巧，以及用经验科学检验这些思想。这真的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工程。道德哲学如果没有经过实证研究，就会像是钵中之脑，被切断了跟真实世界的联系，但是没有道德推理的纯粹科学的幸福生活模型就像无头之鸡。我们应该抵制这种想法：我们可以在排除道德争论和公共思考的情况下得到某种被证实的科学的幸福生活方程。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在一个学科允许的限度内追求该学科的精确是受过教育的标志。”如果我们太急于向整个社会传播一种自我实现的版本，使它自动化，灌输给民众，最后我们给出的将是一种简单化、倒退的、侵扰民众的、有害的幸福生活的官方版本。
在本书中，我努力加以说明的是，古希腊哲学给我们提供了不止一种，而是好几种幸福生活的模型。它们都遵从苏格拉底传统的三个步骤——我们可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养成新的思考、感受和行为的习惯。他们也都赞同第四步：哲学能帮助我们过得更好。但是第四步在定义幸福生活、定义我们跟社会和神的关系时，他们走了不同的方向。这些哲学涉及个人要为自己做的不同的价值判断。科学能“证明”前三个步骤，这总体上是正确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伦理学确实好像符合我们的天性，也许政府可以向孩子和青少年教授基本的苏格拉底式认知行为治疗技术。但是科学永远都不能证明第四步。我们永远都不能证明哪个幸福生活的模型是好的，因为我们永远都不能肯定上帝是否存在，是否有来世，人的存在是否有超验的意义。科学也不能证明对世界的哪种情绪反应是健康的、恰当的。你的配偶去世后你悲伤多久才是恰当的，这不是一个科学能够客观地回答的问题，这是一个道德、文化和哲学问题——以及一个人性的问题。
所以如果政府想在中学、大学或成人教育中心教授“幸福生活”（我认为它们应该这么做），那么我建议它们教授前三步，以及第四步中各种不同的道德进路，而不是把它们倒进一个酒杯里，搅和，直到它们失去它们的棱角、差异，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辩驳。我们要使人们能够考虑幸福生活的多种进路，然后去实验、创新、自己做决定。不然教育的过程就太消极了：专家用勺子喂幸福的艺术，大众跪下来咽下去。我不是自大地认为这本书中呈现的幸福生活模型已经详尽无遗了。我们遇到的所有的学派都分享了一些基本的苏格拉底式的假定和价值观。具体地说，他们都像苏格拉底一样认为，幸福生活是理性的、自我控制和自足。这可能是对幸福生活问题的部分回答，但这不一定是全部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