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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学也被帝国主义者用于某些邪恶的用途。不论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甚至语言学家都提出了某些科学证据,证明欧洲人优于其他所有民族,因而有权力(或许也是责任?)统治他人。自从威廉·琼斯提出所有印欧语言同源同宗、来自某一个特定的远古语言,学者前赴后继,都渴望找出究竟是谁曾经说着这种语言。他们注意到,最早的梵语母语民族是在大约3000年前、从中亚入侵印度,他们自称为“雅利亚”(Arya)。而最早的波斯语母语者则自称为“艾利亚”(Airiia)。于是欧洲学者推测,这些讲着梵语和波斯语(以及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凯尔特语)原始语言的人,一定是某种“雅利安人”(Aryan)。会不会真这么巧,伟大的印度、波斯、希腊和罗马文明都是雅利安人所创?

接下来,英、法、德各国学者开始把对雅利安人的语言学理论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结合,认为所谓的“雅利安人”不只是语言族群,而是某种生物族群,也就是一个种族。而且,这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种族,而是一个上等种族,他们身材高大、金发碧眼、工作勤奋而且极度理性,他们就这样从北方的迷雾中走出来,奠定了全世界文化的基础。但遗憾的是,入侵印度和波斯的雅利安人开始与当地原住民通婚,于是不再有白晳的肤色与金发,也失去了理性和勤奋。于是,印度和波斯的文明每况愈下。但在欧洲可就不同了,雅利安人还是维持着纯洁无污染的种族特性。正因如此,欧洲人必须要征服世界,而且他们最适合做世界的统治者;不过可得小心,别遭到其他劣等种族混血污染。

在几十年间,这种种族主义理论曾经甚嚣尘上,但现在已经成了科学家和政治家不敢再提的诅咒禁忌话题。虽然我们还是英勇地抵抗着种族主义,但却没发现战线已经转移,过去种族主义在帝国思想中所占的位置,现在都由“文化主义”(culturism)所取代。目前这个词尚未明确定义,但差不多是可以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了。对今日许多精英分子而言,要比较判断不同人群的优劣,几乎讲的总是历史上的文化差异,而不再是种族上的生物差异。我们不再说“这就存在于他们的血液里”,而是说“这就存在于他们的文化里”。

因此,就算是反对穆斯林移民的欧洲右翼政党,也会小心避开种族歧视的用语。以法国极右派政党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为例,党魁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绝不可能在电视上大声表示“我们不希望这些下等的闪族人污染我们的雅利安人血统、破坏我们的雅利安人文明”。然而,不管是法国的民族阵线、荷兰的自由民主党(Party  for  Freedom)还是奥地利的奥地利未来联盟(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f  Austria)都认为,西方文化根植发展于欧洲,具有民主、宽容、性别平等诸多特质,而穆斯林文化根植发展于中东地区,于是具有阶级政治、宗教狂热、歧视女性的特质。正因为这两种文化如此不同,而且许多穆斯林移民不愿(或许也不能)采纳西方的价值观,所以欧洲不应允许他们移居进入西方社会,以免造成内部冲突、破坏欧洲民主和自由主义。

这些文化主义者的论点,也有一套人文社会科学在背后支持,强调的是所谓的文化冲突以及不同文化之间根本的差异。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接受这些理论或者支持它们在政治上的应用。然而,现在的生物学家已经可以指出现有人类族群之间的生物差异小到可以忽略,从而轻松推翻种族主义,但对于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要推翻文化主义却没那么简单。毕竟,如果人类文化之间的差异真是那么微不足道,我们又为什么要付钱给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请他们做研究?

*  *  *

科学家为帝国提供了各种实用知识、思想基础和科技工具,要是没有他们,欧洲人能否征服世界实在仍是未定之数。至于征服者报答科学家的方式,则是提供各种信息和保护,资助着各种奇特迷人的研究,而且将科学的思考方式传到地球上的每一个偏远角落。如果没有帝国的支持,科学能否发展得如此蓬勃,也仍在未定之天。绝大多数的科学学科一开始的目的,都只是为了让帝国继续发展,而且许多发现、收集、建筑和学术也都多亏了有陆海军及帝国统治者的慷慨协助。

显然,这还不是故事的全貌。除了帝国之外,还有其他因素支持着科学的发展。而且,欧洲各个帝国能够蓬勃兴盛,原因也不仅仅是科学而已。不论是科学还是帝国,它们能够迅速崛起,背后都还潜藏着一股特别重要的力量:资本主义。要不是因为商人想赚钱,哥伦布就不会抵达美洲,库克船长就不会抵达澳大利亚,阿姆斯特朗也就没办法在月球上跨出他那重要的一小步。


[1]  Stephen  R.  Bown,  Scurvy:  How  a  Surgeon,  a  Mariner,  and  a  Gentleman  Solved  the  Greatest  Medical  Mystery  of  the  Age  of  Sail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St.  Matin's  Press,  2004);  Kenneth  John  Carpenter,  The  History  of  Scurvy  and  Vitamin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  James  Cook,  The  Explorations  of  Captain  James  Cook  in  the  Pacific,  as  Told  by  Selections  of  his  Own  Journals  1768-1779,  ed.  Archibald  Grenfell  Price  (New  York  :  Dover  Publications,  1971),  16-17;  Gananath  Obeyesekere,  The  Apotheosis  of  Captain  Cook:  European  Mythmaking  in  the  Pacif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5;  J.C.  Beaglehole,  ed.,  The  Journals  of  Captain  James  Cook  on  His  Voyages  of  Discovery,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588.



[3]  今天,在塔斯马尼亚岛上和其他地方[尤其是帕拉瓦和利亚普塔社群(Palawa  and  the  Lia  Pootah  communities)]仍然生活着成千上万的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后裔。



[4]  Mark,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81.



[5]  Christian,  Maps  of  Time,  436.



[6]  John  Darwin,  After  Tamerlane:  The  Global  History  of  Empire  since  1405  (London:  Allen  Lane,  2007),  239.



[7]  Soli  Shahvar,  ‘Railroads  i.  The  First  Railroad  Built  and  Operated  in  Persia’,  in  the  Online  Edition  of  Encyclopaedia  Iranica,  last  modified  April  7,  2008,http://iranicaonline.org/articles/railroads-i;Charles  Issawi,  ‘The  Iranian  Economy  1925-1975:  Fifty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ran  under  the  Pahlavis,  ed.  George  Lenczowski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8),  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