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我们之前曾经探讨过直立人头骨的厚度问题，美国学者认为直立人厚厚的头骨很可能是他们彼此之间军备竞赛的产物，也象征着直立人残酷的种内暴力行为。而在旧石器时代末期，智人的头骨有着明显变薄的趋势，这可能也意味着人类彼此之间的暴力不再像之前那么频繁和激烈了。
智人不仅驯化了猪，驯化了狗，还驯化了自己。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驯化只不过是降低了个体的攻击性，并不意味着智人族群之间的征战减少了。个体攻击性的降低有助于形成更大、更有纪律性的团体，因为在真正的战场上，队伍的纪律性和协调性才是最重要的。
除了猪和狗以外，人类还驯化了其他动物，比如猫。人类最初试着养猫是看重了它捕鼠的特性，希望它可以为粮仓除鼠害。有学者认为，大约在5 000年前的古埃及，野猫被驯化成家猫；也有人说，在更早的时候，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上已经出现家猫了。无论如何，猫与人类共同生活的时间都比狗要短得多。人们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家猫大概在东汉时期才进入中国，那时候的中国人已有了十二生肖的概念，这可能也是十二生肖里没有猫的原因。
说到十二生肖，就要提到国家博物馆的另外一个展柜，那里完全再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墓葬的原址位于河南濮阳西水坡，距今大约6 000~7 000年，墓穴中有一位成年男性的尸骨，尸骨两侧有用贝壳摆置的龙虎造型的图腾。那只龙被专家们认定为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中华龙的形象之一。在中国人的十二生肖中，有11种动物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唯独龙，只是一种存在于传说中的怪物。然而，人类的特点之一就是无法想象自己没有见过的东西，所有神话中的怪物和神明，其实都不过是现实生活中已知元素的拼接组合，人头蛇身的女娲是这样，狼头人身的阿努比斯神也是这样，一切虚构出来的形象都是这样。那么，既然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中华龙的形象，说明龙在当时的自然界中也是有原型的。有一部分学者推测，龙的原型可能是黄河地区的某种鳄鱼，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文字和史料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左传》中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名叫子产的思想家在城中被路人拦住，说城门外有龙在打架，这很不吉利，问要不要搞个祭祀来祈福。这个故事说明，东周时期的城门外是可以看到龙的，而且当时的人们对此也不以为意。这意味着龙是当时比较常见的一种动物。
而且，鳄鱼的“鳄”字，在汉字中出现得非常晚，大约到东晋时期才第一次出现，这是一件比较反常的事情，难道直到东晋时期人们才想起要新发明这个字来指代这种动物吗？同样代表鳄鱼的“鼍”字早在甲骨文时期就出现了。所以有人推测，这很可能是因为黄河流域曾经存在鳄鱼，并且被人们称为“龙”，到了西周时期，气候逐渐转冷，鳄鱼作为一种爬行动物，无法让自己的体温保持恒定，骤降的温度导致鳄鱼渐渐地消失在了北方人的视野中，永嘉之乱以后，大量的北方人被迫迁徙到温暖的南方，再见到鳄鱼时，能记得“龙”这个字的北方人已经不多了，取而代之的，是南方人为这种动物创造的名字——“鳄”。
至于龙的原型究竟是什么，目前在学界尚无定论，鳄鱼说只是其中的一种，我想，中华龙的源头很可能不止一处，其原型也未必只是某一种动物。
有趣的是，并不只有中国才有十二生肖，在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甚至东欧等地也同样存在十二生肖，比如，越南的十二生肖中没有兔子，却有猫；印度的生肖中没有老虎，而有狮子，鸡被换成了金翅鸟。
甚至连中国境内也有不同的版本，比如一些少数民族的十二生肖中，还会有大象和蚂蚁。
无论是各种版本的十二生肖，还是墓葬里的龙虎图腾，这些概念所表达的，都是人们对世界的解释。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地区，这种“解释”的行为痕迹突然多了起来，并且变得格外引人注目。
所谓的解释，其实就是对事物赋予属性的过程，这种行为起源于语言的出现，却不仅仅局限于语言这一种形式。
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一件著名的文物——人面鱼纹彩陶盆，这是一个典型的被“赋予意义”的案例。它并不是被当作盆用的，严格来说，它是一个棺材盖。我们知道，早期的智人分娩过程很困难，新生儿死亡率非常高。人们会把刚出生就死去的婴儿尸体放在陶罐中，就地安葬，这种行为被称为瓮棺葬，人面鱼纹彩陶盆就是瓮棺葬的盖子。在盖子的内部，半坡遗址的先民们绘制了各种神秘的图案，包括抽象的人面形象，还有鱼的形象。关于这些图案的解释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不过我看到的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解释是来自闻一多先生的，他认为鱼的形象极有可能代表着一种生殖崇拜。
在陕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两种鱼骨颇为常见，一种是鲶鱼的鱼骨，一种是鲤鱼的鱼骨，大家观察一下就不难发现，人面鱼纹彩陶盆中绘制的更有可能是鲤鱼。鲤鱼是一种生殖能力非常强的鱼类，在繁殖期，一条鲤鱼大约可以产卵一万颗到十万颗。对于那个时代的先民来说，鲤鱼就象征着多产。
于是他们把鲤鱼的形象绘制在了瓮棺盖的内部，希望自己可以生育更多的后代。
关于这种生殖崇拜，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我们的祖先花费时间和精力在陶器上绘制精美的图案是在试图对客观事物或者现象进行解释，并且让不同的人形成共识，从而凝聚成团体。
人们往往会因为共识而走到一起，这些共识或许是关于某种信仰、某个国家、某个意识形态、某个领袖、某个团体甚至是某个明星，总之，当人们发现彼此对同一个事物或者同一种现象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解释时，就会因为共识而产生亲近感并且互相协助，最终凝聚成团体。当团体形成之后，它又会反过来不断地加强并扩散自己的解释方式，以实现像生物那样的自我成长。
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往往分散居住，多以150人以下的小团体为单位，靠采集和狩猎四处迁徙生活；而新时器时代农业种植成熟以后，人们开始定居下来，并且实现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如何将大量的人口维系成一个稳定的团体成了一件颇具挑战性的事。于是，有一些人站了出来，开始散播自己的理论，这些理论有解释各种自然现象的，有关于财富分配方式或道德行为准则的，甚至有关于统治者身份的，它们形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信仰，而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们则会动用暴力或者假借神力来强行让人们达成共识。
就这样，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部落开始凝聚起更多的人口，朝着更大的规模发展。到了5 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团体意志的自我加强与扩散，国家政权的雏形已经初步形成。
性匮乏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出现了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匮乏，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历史惯性，以至于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依然生活在这一匮乏所带来的影响之中。
这就是性的匮乏。
上海复旦大学分子人类学实验室的严实博士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做过广泛的采样，经过统计和汇总之后，他发现大约60%的中国男性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五大超级祖先的后代（参见严实《中国人的超级祖先》）。
超级祖先是指新石器时代有几位男性似乎得到了更多的生育机会，这使得他们繁衍了非常多的子孙，这些子孙继续开枝散叶，实现了广泛的基因扩散，他们的血脉最终汇聚成了中国人口的汪洋大海。我找严实博士抽过血，结果显示，我也是那新石器时代五大超级祖先中某个人的后代。
这些华夏民族的超级祖先和Y染色亚当还不太一样，因为他们的基因实现了星状扩散，也就是说，他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繁育出了大量的后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目前有学者推测，很可能是因为他们靠权力实现了对性的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