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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6页







娼妓的徽标


她的双唇红红,其中一片薄俏;

而靠近下巴的那片更加丰润,

刚刚有蜜蜂将其螫咬。

——约翰·萨克林,英国诗人




很多人赞美那些有着饱满下唇的年轻女子,17世纪的英国诗人萨克林既不是第一个,又不是最后一个。在《洛丽塔》中,那个不能自拔的亨伯特柔声描述着他还未成年的心上人:“她的唇像舔过的红色糖果一样,下唇丰满漂亮。”它标志着洛丽塔的性欲望正“含苞欲放”。人们常常难以分辨婴幼儿的性别,于是会尽早给男孩、女孩做不同的衣着打扮,用来区分并强化性别,性别强化的大幕就此开启并持续一生。当青春期到来,性激素开始发挥作用时,男女的区别就会更加明显。区别之一就是,女孩的嘴唇看上去更成熟、更丰满。

拥有像被蜜蜂叮咬似的肿胀嘴唇或红润双唇的,不仅仅是青春期的女孩,但是相较于其他人群,这种嘴唇和女孩的联系更加紧密,特别是这种联系还释放着其他信息。任何伴随性成熟而发育起来的性别特征,作为交配标志,都可能具有进化意义。显然,除了胸部和多脂的臀部,青春期女孩的嘴唇也是具有生育能力的一种视觉提示。此外,当她们表现出性兴奋时,嘴唇会像乳头一样膨胀、隆起,颜色更加红润。这已是科学家的共识。但是有些生物学家推断说,成熟雌性的双唇会更大、更红,这是模拟她们性兴奋时生殖器的样态。另一部分科学家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这不过是对弗洛伊德学说的迷恋,而伪装成适应主义在泛滥。然而,大自然的动力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令人惊奇,它对性的念念不忘和来自维也纳的那位先生(指弗洛伊德)不相上下。有些灵长类动物的脸部特征确实酷似它们性兴奋时的生殖器官。狒狒属的山魈以颜色艳丽的面孔著称,这一特征在哺乳动物中很少见。它们有蓝色的脸颊,脸颊有沟槽,还有像小丑一样的红鼻子。这样一张好似狂欢节面具的脸孔,酷似山魈的生殖器。

千万年的进化才塑造出狒狒的面孔,我们不禁要问,狒狒的脸为什么要“费尽周折”地长成生殖器的样子呢?原因是,如此一来,“不知羞耻”的(性)基因就可以占有脸部这一绝佳“广告牌”上更多的“广告位”了——灵长类动物的“广告牌”毫无遮拦且引人注目。据人类目前所知,自然界对人类或人类所谓的公平概念没有任何特别的兴趣。像大公司一样,“自然”在意的只是最要紧的“底线”,否则,“适者生存”又所为何来呢?自然界用打广告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主张。一旦具备了繁衍后代的能力,人类就会表现出鲜明的性征。少女的唇以及发育起来的胸部,一如她们男友低沉的声音和毛茸茸的下巴,都是在宣示:“我已经做好了繁育后代的准备。”

毫无疑问,嘴唇是人一生中进行“性宣传”的重要场所,它在体现青春活力的同时,也暗示着生育能力。各年龄段的女人都用引人注目的唇膏对嘴唇加以强调。唇膏的颜色通常是色谱中最红的部分。这种装饰很可能只是人类想象力的另一种体现,终究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人们只是用具有某种文化意义的构想对其进行包装而已。对于女人的嘴唇和胸部这些第二性征,许多男人如同棘鱼或其他动物一样反应强烈,这些原本只是自然性征被人为夸大和凸显的结果。社会心理学家黛比·斯恩坦言:“唇膏有更多的性含义,而不仅仅是化妆品。”唇膏物美价廉、轻巧便携,在西方社会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化妆品——实际上,许多女性认为它不可或缺。贝玲妃化妆品公司的创建人之一珍·福特·丹尼尔森宣称,整个美容业的核心是唇膏。各种报告显示,普通美国女性(假设存在这样一位普通女性)一生中涂在嘴唇上的颜料有好几磅[3]。拉加斯和科兹洛夫斯基在她们的著作《唇语》中写道:“女人即使不化妆,至少也要涂唇膏。”

在大萧条时期,化妆品行业将化妆包装成一种梦幻的、不留痕迹的提升美貌的技巧。那时的广告记录下了这样的一幕:一张没有表情的脸,兜售着一种唇膏,广告语是,“它让你看上去不像化了妆,它本就不是化妆品”。有些广告商承认唇膏是一种性催化剂,并鼓动人们在寻找终身伴侣时认真地使用它。一开始,这种造作的自然主义潮流限制了人们在公共场合涂用唇膏——因为此举显然等同于当众揭穿魔术师的把戏。但是到1933年,《时尚》杂志对唇膏的使用大加赞扬,宣称它是“20世纪的象征之一”。

一根可以伸缩自如的金属管中储存着颜料,以方便涂抹,这种标准的唇膏形态直到1915年才被发明出来。但是,在20世纪之前,人们很早就开始在唇上涂色了。古代中国和埃及的插画描述了人们涂唇的情景。2  500年前的希腊妇女用植物颜料提升嘴唇的自然色泽。大名鼎鼎的埃及艳后克莱奥帕特拉用胭脂红颜料和指甲花染料涂抹嘴唇。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女性涂抹嘴唇来增强吸引力的做法。17世纪,英国有一个名叫托马斯·霍尔的牧师到处布道,宣讲悍妇和地狱一样会给人带来痛苦。像历史上所有的牧师一样,他恐惧女性性征,因为它可诱使意志薄弱的男子投入“撒旦”的芳香怀抱。他痛斥口红为“娼妓的徽标”,并且坚称,女人涂着唇膏出门,就是为了“激起那些对她们注目的男人的热情,点燃他们心中的欲望之火”。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些女性厌倦了对所谓“女性气质”的僵化定义,拒绝使用具有诱惑性颜色的唇膏,为此,化妆品公司应声而动,推出了颜色更加丰富的唇膏,时至今日,它们的销路仍然很好,包括白色,甚至狂野的黑色。显然,涂唇膏并不仅仅与令人着迷的唇膏本身相关,更能给使用者和观赏者带来实在的愉悦,此外,它还带来了一种别样的快乐,这种快乐可能又会让托马斯·霍尔心惊胆战。薇若妮卡·魏纳在她《无所事事的艺术》一书中,热情地赞颂涂唇膏给人们带来的感官享受:


如果不是一支像黄油一样莹润、像香草一样芬芳的绚丽妖娆的娇兰唇膏,轻轻地触碰我的双唇,我可能永远也体验不到唇膏带来的乐趣,体会不到它所激发的飞扬思绪……它带来丰盈、润滑的感觉,提醒我们应言辞谨慎、表达清晰。当我们轻启朱唇,美味绝妙的香膏也被延展或收缩,牵动着从唇部到下巴、面颊、鼻子、眼睛和耳朵的细小肌肉。




这种对唇膏的美妙感受,听上去令人异常愉悦,而在维多利亚时期,女人们有个简朴的染唇习惯:用湿润的嘴轻咬玫瑰色的绉纸,以便让红色印在唇上。显而易见,唇膏因其独有的特性而流传至今。从修辞角度看,嘴唇是一种视觉符号,代指其主人。美国波普艺术的领袖人物安迪·沃霍尔创作过一幅作品,就是将梦露涂着口红的嘴唇重复排列在一起,以示对她的怀念。早在1934年,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曼·雷就描绘过一幅风景画,上面只有一张双唇漂浮于空中。唇膏在当代俚语中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比如“唇膏女同”——同性恋和异性恋都用这个词来指称“有些传统女性气质”的女同性恋。该构词法现在扩大到了“唇膏图书管理员”和“唇膏女权主义者”等。



有时,唇膏的作用不仅仅是凸显嘴唇,让其比自然原色更具诱惑性。一代又一代的女人巧妙地用唇膏改变双唇的外形轮廓,有时会用唇线笔重新勾勒唇形。从琼·克劳馥到克拉拉·鲍的美国女演员,引领了丘比特弓箭唇形和猎人弓箭唇形的风潮。到20世纪90年代,女演员和女歌手们为了彰显青春,又开始流行使用唇线笔,让嘴唇轮廓显得饱满、上翘。

让嘴唇显得更加性感和噘翘,不止涂唇膏和描轮廓两种方法。多年来,有人热衷于修改唇形,发明了无数方法用以改变嘴唇的形状和大小。19世纪晚期,追求流行时尚的女性甚至要上专门的课程学习如何说P开头的单词。这主意首先是由狄更斯小说《小杜丽》中那个空虚矫情的寡妇——杰纳勒尔太太传播开来的,她的职业是为上流社会的小姐们教授礼仪。她列举了一组拗口的词汇单:爸爸(Papa)、土豆(potatoes)、家禽(poultry)、干梅和棱镜(prunes  and  prism,意为“吞吞吐吐”),号称这些词的发音都对控制唇形有好处,尤其是“干梅和棱镜”。可以想见,许多女性觉得这样做是荒唐可笑的。伟大的女权运动家伊丽莎白·斯坦顿曾公开说,她忍受不了那些磨磨唧唧、字斟句酌、爱使用装腔作势的字眼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