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中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日益增长。虽然经受了许多艰难和反复，中国的面貌已经改观，一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已经成了巨人，尽管还有巨大的困难需要克服。
这个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居住的国家正在飞速地实现工业化，以其堪称无限的人力和矿产资源，必将在若干年之后成为世界的大国之一。中国人尽管在“大跃进”（这是他们对1958年工业运动的叫法）的冒进中饱受艰难和挫折，但是总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虽说中国在1971年终于加入了联合国，其确切的前途仍不清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巨大的国家已经觉醒，将在人类的未来中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
在远东还升起了另一股势力。由日本的最终失败造成的破坏——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坚定指引下得到了修补。日本天皇已经自动放弃了先前的“神权”外衣，三菱及其他大型企业王朝也已瓦解，新的宪法已经实施，允许组建强大的工会和民主政治机构。这一民主化是否能维持长久还要拭目以待。
日本很快就迈出了巨人的步伐，通过与西方的合作，奔向经济复苏和经济扩张。由于“日本的经济奇迹”，勤劳智慧的日本人民再次制造出了行销全世界的商品。东京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而日本则成了新老道路纵横交错的地方。樱花、和服和神道教依旧保存，但在大城市中，林立的电视天线出现在古雅的日式住宅顶上。汽车塞满狭窄的街道。广告牌和霓虹灯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广告：最新的美国电影海报及刚下线的新款丰田汽车。日本的吉他演奏牛仔在夜间广场上乱弹，而东京的商业区银座里的现代百货商场则展示着英国领带和法国时装。
最大的变化大概体现在日本的社交生活上。妇女在商业、教育和政治生活上起着更大的作用。现代的民主家庭正在取代家长式的父亲。或许这些变化只是日本人旧有的武士道精神黯淡——如果不是毁弃的话——的前奏。
自从1945年轴心国投降以来，美国一直占有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是世界图画的一个现实。除去苏联之外，地球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敢于认真挑战美国的军事实力。美国的繁荣是所有国家未曾有过的（他们只占世界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却享有几乎三分之一的全球收入），美国人相信自己有保护自由世界的责任。美国在朝鲜参战显示了它充当这一角色的决心。旧有的孤立主义或中立主义已经一去不复返。早在1949年，美国就协助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阻止苏联在欧洲扩张的堡垒，这样一来，美国就必然不断地卷进欧洲事务。在亚洲事务中也有类似的举动：1954年9月8日，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该协议有时也叫作马尼拉条约，包括澳大利亚、法国、英国、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共和国和美国都是成员。该条约签订之后仅一年，保守的艾森豪威尔就从杜鲁门手中接过了美国政府的大权，并且表明，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艾森豪威尔能够站在难以置信的军事实力的地位上讲话，因为美国已经把最强大的武器——氢弹，于1952年11月1日加到了它的武库之中，他继续推行其前任杜鲁门主义所开创的“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为阻止中国收复台湾，1955年签订了一项条约，而为了对抗中东地区的红色袭击，又于1957年1月5日宣布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在执行这些旨在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时，艾森豪威尔还试图改进美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1955年夏，他在瑞士的日内瓦与苏联领导人举行“最高级会议”。后来在1959年，他又作为东道主接待了一位苏联领导人首次访美，作为尼基塔·赫鲁晓夫和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一次互访。这些会见所带来的进一步相互理解的企图由于1960年5月5日一架美国侦察机在深入苏联领土时被击落（即U-2事件）而消散了。美国当局对这一事件的处理（美国方面起初声称，那架飞机只是用于气象观测，一时偏离了航线，这种欲盖弥彰的拙劣手法被狡猾的赫鲁晓夫高高兴兴地揭穿了）使美国的声誉大受损失。美国直到1962年12月才挽回一些颜面：当时的新总统约翰·F·肯尼迪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以防苏联政府对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提供“进攻性”火箭。对这次爆炸性事件的坚定又果敢的处理方式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国人对美国及其新领导人的敬佩及信心。悲剧性的是，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11月22日遭到暗杀，总统职务由林顿·B·约翰逊接手。
1956年，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3个独立国家：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和南非联邦。经过10年，独立国家已经有了37个。这片非洲地区崛起并进入世界政治舞台，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斯瓦希里语中自由或独立主义的“尤忽鲁”，自始于1952年的英属肯尼亚可怕的“毛毛起义”以来，就响遍了非洲大陆。第一个新生的非洲自由国家是英国前殖民地黄金海岸，该国于1957年3月6日赢得独立后称作加纳。很快相继独立的国家有几内亚、尼日利亚、加蓬、象牙海岸，以及后来的30多个国家。一些国家从殖民地向独立过渡的阶段，以相对平稳为标志（如在大多数前英国殖民地中，原先就曾鼓励当地人参与政府）。而在另一些地区，情况就并非如此了。例如，在刚果的大片比利时殖民地于1960年7月1日获得了独立。没过几小时，一支军队开始暴乱，并很快演变成无政府状态，以致暴行恣肆。欧洲人纷纷逃命，由于主要由非洲国家组成的联合国部队的干预，才避免了酿成灾难性的国内战争。然而，新成立的刚果政府实在软弱无能，而国内的古老部落的分裂势力又实在强大，那里的紧张局势多年都未能缓和。刚果的经验证明了，新国家的政府缺乏稳定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控制局面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需要假以时日才能获得。新兴地区在宗教和部落不和上先天不足，而且又缺乏训练有素、肯于负责的领导。具有魅力的政治冒险家（他们那种说不清的吸引力曾使笔者的祖父忘记了他作为荷兰人对法国的憎恨而追随在拿破仑的麾下）往往因不顾后果或误导的行动给他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伤害。加纳的第一任专横领导人科瓦姆·恩克鲁玛，以及领导刚果的相当不稳定的左翼分子帕特里克·卢蒙巴——他在独立后的6个月内即被劫持并遭谋杀，都是这类不负责任的领导的实例。更有远见卓识的非洲领导人曾试图建立一个联邦的非洲，虽然这一设想中有很多问题，毕竟还是迈出了第一步。1960年，非洲内陆和马达加斯加组织成立，以推动非洲的统一。该组织于1963年被非洲统一组织所取代。这些组织的目的是促进非洲的统一和发展，并设法抹掉欧洲殖民主义的痕迹。然而，在当今的非洲各地，专制、腐败和无效率比比皆是——欧洲殖民主义对经济成就的兴趣远大于对普通百姓的社会或文化进步的兴趣。同样，不管在哪儿处处都有发展黑人权力的意识和对黑人问题的关注。对黑人传统的自豪始终得到坦桑尼亚的朱利乌斯·尼雷尔这样一些领导人的强调，并且引导着许多非洲人关注美国的种族和人权问题。可以毫不过分地说，美国种族关系中的每一次运动都会牵动内罗毕、拉各斯和科纳克里居民的心。同样可以毫不过分地说，美国的种族不和对美苏之间争取非洲政治青睐竞争的结果上，可能会有置定无疑的牵连。无论这一问题如何解决，我们只能希望，非洲人民会接受对他们有利的谨慎的长期项目，而不愿陷入一己之私的领导人和外国鼓吹者为他们提供的乌托邦计划。
在撒哈拉以北也存在问题。许多原住地被以色列割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成了寄居在地中海沿岸的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的难民。这些赤贫的难民在难民营中忍受着悲惨的生活条件，策划着摧毁以色列，以便能够返回他们原先的家园，这便是以色列人严重关注的问题。的确，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拒绝承认这个新建的犹太人国家，并发誓要把以色列人赶回海里去。埃及（1958年更名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阿拉伯世界取得了领导地位。在这一大胆行动中的埃及领导人是贾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他是1952年推翻臭名昭著的法鲁克国王腐朽统治的起义的领导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