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1948年的阿以战争由联合国的行动制止了，但中东的紧张局势一直有增无减。凭借着与埃及的协议，英国在许多年中都守卫着苏伊士运河。1956年，英军撤退。同年，纳赛尔控制了运河，并对以色列的航运关闭了通行。以色列派出一支军队夺取了运河，而英法军队则在运河区登陆，以便让运河对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在联合国会议上，美、苏两国都支持联合国谴责军事行动，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便撤走了他们的军队。为了补偿以色列军队的撤出，美国保证以色列船只自由通过此前封锁的蒂朗海峡。
到纳赛尔1970年去世之前，他都是阿拉伯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他在1956年成功地从外国人手中夺回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他的声望和作为领袖的素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1956年以色列——埃及战争之后，对以色列存在权利的激烈争论和偶发的袭击仍在继续。当埃及重新封锁了蒂朗海峡时，以色列意识到战争终究不可避免。以色列发动了战争，其强大的军队同时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起进攻，并取得了反响巨大的胜利。作战6天之后停火时，以色列已占领了全部的西奈半岛、加沙地带及苏伊士运河东岸、约旦河西岸，以及叙利亚西部有战略意义的戈兰高地。六日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比先前更加心怀怨恨，开始派遣训练有素的游击队战士潜入以色列，而以色列也不断回击。1969年，当游击活动还在继续时，列维·艾什科尔总理去世。继承他的是戈尔达·梅尼夫人，她年轻时曾在美国教书。
为什么在中东这样一个火药桶地区，一颗火星就可能引爆可怕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冲突呢？
以色列起初是一个中立国家，愿意接受来自共产主义和西方的援助。然而，苏联很快就从以色列转向阿拉伯，原因是垂涎阿拉伯的石油，并可能要在地中海建立其海上霸权。而美国及许多其他西方国家不想让苏联主宰那一地区的梦想成真，于是，美国就成为强国之中以色列最坚定的支持者。
阿拉伯人说，石油往往混有血和沙。这是个悲哀的真情实况。那一地区分成了两个军事阵营，其赌注便是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油田，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及对地中海周围的军事主宰权。
中东和非洲的这些国家，与其亚洲邻国及拉丁美洲的国家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有人口过剩的可怕问题。比如，据估计，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哥斯达黎加在不足20年之内，人口会翻上一番，而中国每年的人口会增加1 500万到2 500万。它们全都缺乏资金和技术工人。这些不发达地区和西方高度工业化国家间生活水平的差异极其悬殊。美国的人均收入在20世纪60年代中超过了3 000美元，而玻利维亚工人的平均收入是大约130美元，印度工人一年劳动的收入是55美元。这些国家的人民之间收入之巨大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对这些国家的援助项目，如由美国资助的在拉丁美洲实施的进步联盟，在设法补救几个世纪以来剥削的后果，尽管花费巨大，但问题依然尖锐。另外，每年都有5亿美元的支援流入非洲国家，而且每年用来帮助拉丁美洲人民的美元还要高出一倍。法国、英国和苏联也对这些新兴国家提供了援助，而且为了赢得这些前殖民地的好感还在继续竞争。这些新兴国家对于这场东西方的政治拉锯战中自己的利弊极其清楚，始终都乐于接受来自双方的援助，却不对任何一方承担政治义务。流向这些新兴国家的资金和货物比起是殖民地时得到的还要多得多，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象：先前的主人为了取悦10年前还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奴隶的民族，正在彼此竞争。
欧洲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康复了。英国不再引领潮流，但仍是欧洲政治中的一支力量，英联邦更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法国曾受制于国内的病症和1951年的殖民地起义，不过已经恢复了平稳。夏尔·戴高乐帮助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于1958年将混乱平整为有序，恢复了法国的声望。法国的殖民地不复存在了——有些通过流血起义（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有些好离好散（如乍得和加蓬这些法兰西共同体的成员）——但法国的形象又竖立起来了。戴高乐使法国人坚信有一个强大的未来，而且他领导他们渡过难关，走向了经济稳定，重建了国际声望。到1969年戴高乐退出政坛时，法国已成为世界上的一个核大国，看到了自己成为取代美国在政治上作为决定因素的新欧洲的领袖。许多法国人为失去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而痛心疾首，但这种损失是应该承受的。由于这种努力，法国的形象更好了。
1963年法国和西德签订了互助友好条约。由于戴高乐和康拉德·阿登纳签署的这项声明，几世纪来的仇恨和猜忌消除了。在不久前发生的一切奇妙的事件中，这诚然是最令人鼓舞的。或许这并非奢望：其他人和其他国家得益于两大宿敌的和解，会以非战争的方式解决他们的分歧。
当今的世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在受到全面毁灭的威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火星可能来自分治的柏林（自1961年以来被一道柏林墙实实在在地分开了！）的偶然事件或者来自另一处的以色列——阿拉伯冲突。也可能来自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周期性的战斗；最近一次在1972年，印度战胜了巴基斯坦并创立了孟加拉国，必然会激起伊斯兰教徒和印度人之间的仇恨。或者，也可能来自古巴、塞浦路斯或中苏边境；也可能来自越南或东南亚的什么地方。由于这一切潜在的爆炸局势，显然，联合国并没有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联合国毕竟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在朝鲜和中东制止了侵略，在刚果和塞浦路斯恢复了秩序，以及许多符合人道本质的成绩。联合国远不是一个完善的机制，但是用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话说，联合国仍是“世界上的最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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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秩序让路
随着对二十世纪前半叶战争记忆的消退，新一代争取“驯服人的蛮性并使世界上的人生活优雅”。
到197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伟大的领导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德韦特·D·艾森豪威尔、夏尔·戴高乐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都已去世。用约翰·费茨杰拉德·肯尼迪的话说，火炬已经传递到20世纪诞生的新一代，他们既在战争中得到锤炼，又受艰苦的和平的约束。这年轻的一代，朝气蓬勃且急不可待，用批判的目光看待老问题。
对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约翰·肯尼迪代表了多事之秋的20世纪60年代崭新的行动和崇高的理想。1961年1月，年轻气盛的肯尼迪从颇得人心的父辈般的艾森豪威尔的手中接过了总统的重担。他用简短的就职演说解释了在一个饥饿和分裂的世界上他的国家应起的作用。他说，美国已受到召唤“去承担长久的黎明前斗争的负担……对抗人类的共同敌人：专制、贫困、疾病和战争”。他呼吁冷战中的双方“在由科学释放出来的黑暗的摧毁性力量在蓄谋的或偶然的毁灭中吞食所有人性之前，重新开始谋求和平”。在许多其他场合，他还说过：“是使美国再次行动起来的时候了。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肯尼迪总统身边围着一群有头脑的青年，他看到了国内外的“新边疆”，美国人对他的理想主义惊得不知所措。他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受到他的话语的激励，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还有许多年长的人，参加了和平团或称“自由骑行人”，支援帮助南部内陆或阿巴拉契亚山区贫困和未受教育的人，他们在那里除了做事之外，还向那些被遗忘的男男女女讲授如何行使美国公民的选举权。
小马丁·路德·金博士这位年轻的黑人洗礼会牧师，为了给他的黑人同胞带来机遇的平等和更多的自由，在亚拉巴马州蒙特哥莫里乘坐公共汽车问题上，在全国各地的入学、就职和住房问题上与种族隔离进行斗争。他给大家讲他的“机遇平等的梦想……有关人们不会因肤色而不平等的一片乐土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