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试着去描述臣服，但想要看清它在生活中的位置，却总感觉像是在努力与那个难以捉摸的数字零打交道。没有这个数字，一切将毫无意义，所有认知都将变得松散，得不到支撑。而零的反弹效应在于，我们常常需要放低姿态才能达到目的。
接受痛苦，接受自身能力的局限
在面对痛苦时，桑德斯表现出的脆弱是反直觉的，而摆渡人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向导的角色。对桑德斯来说，摆渡人就是杰里·科隆纳（Jerry Colonna）。这位来自布鲁克林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在J. P.摩根公司的私人股份公司工作过，曾经是一位风险投资家，现在则专门为企业家提供有关生活平衡方面的咨询。坐在他位于曼哈顿下城区熨斗区百老汇大街的办公室里，科隆纳告诉我：“倾听和见证苦难是我做这份工作的一部分原因。”他举止谦逊，但目光犀利，并且拥有一颗不断探察的心。桑德斯希望科隆纳帮他在情感和精神上为北极探险之旅做好准备。
这两人的组合让我备感意外。桑德斯第一次去找科隆纳时，是出于一个非常实际的原因。科隆纳告诉我：“那时，本可以成为路虎的代理，但如果接受了，他就必须把自己的梦想搁置在一边。”桑德斯进行探险并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在科隆纳这儿，他得到了合适的指导。
荣格谈到过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内心存在着一些之前从未经历过的生活。随着长大成人，我越来越适应后半生的生活，也允许生活中出现一些全新的经历。我的另一面中有一位摄影师、一位老师、一位作家，还有一位疯狂的流浪者。
科隆纳向我描述了如何帮桑德斯从舒适的环境中恢复过来，拥有接受痛苦的能力。听起来，帮助这位世界级的探险家接受情绪低谷的存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我问他：“你要做的事是人类从来没有做到过的，这很困难，你对此感到震惊吗？毕竟，如果很容易就能做到，那这条路上早就挤得人山人海了。”这给了本一个全新的视角，让他能够用一种更温和的方式看待自己。
随后，科隆纳又深入了一步。
学会接受痛苦，然后克服它，这“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心理认知技巧”，科隆纳强调。
我的一位佛教老师叫萨克扬·M.仁波切（Sakyong Mipham Rinpoche），他的父亲把香巴拉(13)武士的教义传到了美国，他说过，痛苦不是惩罚，快乐也不是奖赏。你可以理解成失败不是惩罚，成功也不是奖赏，它们只是失败和成功，如何回应完全是你自己的选择。
当我质疑他是否认为对失败如何回应完全是一种个人选择时，他说：
我们必须用心，因为不能只是嘴上说说，“我要重新定义这种经历”。实际上，这需要一种联系，我常称之为激进的自我探究。对着镜子说，丑陋的东西，我不喜欢看见你，也不想接受你；那些我喜欢看到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完全OK的，并且就真真切切地存在在那里——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将它视为中心意识的基础，可以让内心的平静出现，桑德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科隆纳讲述这个想法时，我脑海中闪现出了桑德斯对佩玛·丘卓（Pema Chödrön）的《当生命陷落时》（When Things Fall Apart）的看法，这是科隆纳推荐给他的书之一。丘卓在书中写的有关接受“偏离中心、悬而未决的状态”的内容引起了桑德斯的共鸣。当行进在北冰洋的冰层上时，桑德斯意识到了对自己生命应负的责任。浮冰代表了一个警示，即生命中有许多事是单凭一己之力无法控制的。
桑德斯说，“我得学着对我能改变的事放轻松一点，同时忽略其他的事。毕竟，如果我改变不了它，那它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了”，即使是脚下的大地在不断移动这样极为可怕的事，也不值得担心。
在桑德斯2004年的探险中，他身上的榜样力量被激发出来了。他告诉我，芝加哥一名叫保罗·克里斯琴（Paul Christian）的警察受到枪击，腰部以下瘫痪了。在桑德斯探险的过程中，克里斯琴每天都在桑德斯的网站上留言，讲述自己身体的恢复情况。桑德斯无法上网，但他在英国的团队看到了这些留言。每当桑德斯需要鼓励时，他们就会在有限的通话时间里把这些留言读给他听。桑德斯记录自己探险活动的网站有720多万的点击量，他说，他并不是“独自一人走了很长一段路，长了胡子，变得有些疯狂。事实上，正是因为他的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并且激励了很多人，他才真的有了不断坚持下去的动力”。
科隆纳告诉我：“当本独自在冰天雪地里寻找他的父亲时，我基本上都是鼓励他不要抗拒，而是试着去接受。”
科隆纳以为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事实上，我并不了解这背后的故事，也觉得那不是我该进一步去了解的事情。这话我只是搁在心里，没有说出来。在随后的聊天中，科隆纳讲了一个与这相关的故事：桑德斯的父亲在他五六岁时就失踪了。有一天，桑德斯的父亲离开了家，连续几年只在每个月的某个周末出现一次。桑德斯十一二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不再出现了，并且没有任何解释就切断了和桑德斯的所有联系。桑德斯根本不知道父亲是死是活。20多年来，桑德斯一直都联系不上他的父亲。
桑德斯说，努力探索以及在这一路上寻找到的虚构的父亲形象那里得到的指引能替代他对父亲的挂念。年幼时，从马尔维纳斯群岛归来的英国士兵从船上下来时那种坚毅的神情给桑德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约翰·里奇韦（John Ridgway）和自行车手简·乌尔里克（Jan Ullrich）是桑德斯心目中的英雄。桑德斯告诉我，他和乌尔里克很像。乌尔里克的父亲也是很早就离开了家，有一天，乌尔里克的父亲来到乌尔里克进行自行车比赛的地方，递给乌尔里克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乌尔里克就把它放在自己的运动衫里。但是，在几个小时的雨中比赛和汗水的浸透下，那张纸条上最终什么也没有留下，只剩下空白的、难以辨认的湿漉漉的一张纸。
桑德斯告诉我，科隆纳可能还没有孩子，但“他说出了一些我希望能从我父亲那儿听到的话”。
爱尔兰作家乔治·摩尔（George Moore）曾写道：“有一个人环游世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东西，但转了一圈，他还是回到了家乡继续寻找。”即便在家乡依然找不到，他也不会停下来。
尝试、失败和跌跌撞撞的结果
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有数不清的东西能分散我们的注意力，逃离痛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当我们处在一个不情愿的位置上，如何以从未想过自己能做到的方式成长呢？如何去感受合气道中的臣服呢？感受失败，接受低谷，通常就是一种有力的方式。
对于桑德斯被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录取这件事，他的家人认为这是“本成就自己”的标志。不过，他只在那儿待了11个月就退学了。“我的父亲是一个身无分文、无父无母的泥瓦匠，所以我也不会期望自己能有多大的成就或者期望自己的旅程能得到资金支持。”桑德斯的朋友和家人都认为他已经迷失了自我。
成为一位探险家纯属偶然。离开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后，桑德斯跑了一场马拉松，他发现自己很喜欢这种极致的感觉，也找到了一位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曾经在1966年乘坐木船横渡大西洋的英国前陆军军官里奇韦。里奇韦在苏格兰的高地经营着一所“冒险学校”，为企业客户提供领导力发展课程，类似于拓展训练。在大学开学前的那个假期里，桑德斯在这里工作，并得到了里奇韦的指导。“他非常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经验，让别人对自己的潜力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当他说‘为什么不呢’而不是‘这事不会成功的，不要犯傻了’时”，桑德斯制订了一份严肃认真的北极探险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