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像阿奇·柯克伦（Archie Cochrane）那样对这种双重标准大加谴责。柯克伦来自苏格兰，是一位卓越的流行病学家，在参加西班牙内战抗击法西斯分子之前，他就不知疲倦地发起了寻找更好的医药证据的活动。有些医生信心十足地提出了相反的建议，有些医生还自认为不需要试验就知道正确的治疗方法，柯克伦认为这些医生都拥有“上帝情结”。虽然柯克伦对这些医生的批评很尖锐，常常有失公允，却能说明近来对援助穷人燃起激烈争执的原因。
20世纪70年代，柯克伦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疗效和效益》（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在他的努力下，柯克伦图书馆创立起来。今天，有2.8万名医学研究员志愿为图书馆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把有效疗法的最有效证据集中到图书馆数据库中。而柯克伦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度恶劣的条件下开展的第一次临床实验。
A D A P T
试错实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能说一口流利德语的柯克伦被囚禁在萨洛尼卡（Salonica）德国集中营，当时集中营的俘虏爆发了严重的斑蚀性水肿，患者双腿皮肤下充满液体、异常肿胀。柯克伦自己也患上了水肿，他对这种疾病一无所知，虽然不抱太大的希望，他还是开展了一项实验。当时他能随意支配的可能有用的“药品”只有两种：他个人存储的维生素C片和从黑市上购得的酵母酱（Marmite）(16)。他也不知道哪种方法有疗效，但他把20个重病病号分成两组，每组10人。4天之后，吃酵母酱的那组人中有8个人感觉好多了，而吃维生素C的那组人病情丝毫没有好转。柯克伦不确定为什么酵母酱会起作用，但是他看到了疗效。他一丝不苟地把得到的数据绘制进表格，然后把这个表格拿给管理集中营的德国人看。
他没有乐观地认为德国人能够做出回应，因为集中营的看守员和俘虏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有些看守员养成了俘虏略有微词就朝集中营射击的习惯，不久之前还有个看守员朝挤满了病人的厕所扔了枚手榴弹，因为他听到了“可疑的笑声”。
不过，一个年轻的德国医生没有小看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疑心重重、饿得半死、身体浮肿的苏格兰人，他研究了这些数据，这次临床实验的细致规划以及毋庸置疑的结果让他刮目相看。柯克伦返回房间后，自觉毫无希望，忍不住低声啜泣起来，他根本不知道，那位年轻的德国医生坚持认为如果不采取行动就是战争罪行，他要求为集中营提供充足的酵母酱。酵母酱运来了，俘虏们开始康复。
从这时起，柯克伦燃起了对严密医学证据的热情，这种热情贯穿了他的一生。不过当柯克伦为对照试验奋斗时，他的动机经常遭人误解。有一次，他建议进行一次随机试验来检验惩罚犯错学生的最有效方式：严厉谈话、放学后留校还是拿藤条抽打。他想说服别人在对照试验中抽打学生，但是没人配合，这个想法确实让人觉得不安。但柯克伦看事情的方式却截然不同：当时全国每天都有学生被藤条抽打，他由衷地怀疑这种体罚是否能有效地制止犯错。他并不是希望证明这种粗暴行为是个好主意，相反，他猜测自己可以提供证据证明这种方式不起作用，从而让它名声扫地。巧合的是，试验的其他部分先出现了进展：事实证明在防止迟到方面，言语上的训诫比放学后留校更加有效。
在另一个例子中，柯克伦试图在医院的冠心病监护治疗病房中进行一次随机试验，他想知道与在家休养相比，住院治疗是否确实对病人有好处。一个城市的医生打着“道德”的旗号妨碍试验进行，于是他转战另一个城市进行这场试验。柯克伦注意到医学界同僚们似乎要求他遵守更高的道德标准，而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却没那么高，于是在报告早期结果时，他顽皮地搞了个恶作剧，他给这些人展示的证据是家庭护理病房的试验分支导致了更高的死亡率，尽管在统计数据上尚不显著，但发展趋势却让人担忧。
“‘阿奇，’他们嚷起来，‘我们一直认为你这么做很不道德。你必须立即停止试验……’”柯克伦回忆道，“我给他们时间让他们趁机发表意见。”然后柯克伦才展示出了真相：他颠倒了试验数据。显示更危险迹象的是冠心病监护治疗病房，家庭护理病房则逐步显示出更安全的迹象。那些冠心病医生现在会强烈要求立即关闭自己的病房吗？“一片死寂，我觉得很不舒服，毕竟他们都是我医学界的同僚。”
对冠心病监护病人进行对照试验的想法让人感到不安，其中的原因不难解释。柯克伦有勇气弄清楚的是：如果不进行对照试验就得进行无对照试验，而无对照试验更加糟糕，因为它们教给我们的东西少之又少，甚至让我们一无所获。
在进行了维生素C和酵母酱试验之后，战争爆发，柯克伦随即到战俘医院当实习医生。一个深夜，人们把一名年轻的俄国士兵送进了他负责的病房。这名士兵病情危重，他不停地尖叫，柯克伦把他带到自己的房间，因为他不想让这个伤员吵醒病房里的其他人。起初他觉得自己无法减轻这名男子的痛苦，他认为是胸膜炎引起肺和肺腔的痛苦病变让伤员疼痛难忍。
我没有吗啡，只有无法止疼的阿司匹林。我感到很绝望。我几乎不会讲俄语，病房里也没人会讲俄语。最后我本能地坐在床上，把他抱在怀里，尖叫声几乎立即停止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平静地在我怀里死去。让他尖叫的不是胸膜炎，而是孤独。这给我上了治疗垂死之人的很好一课。
阿奇·柯克伦坚持搜集有疗效的治疗证据，而不是听从体现“上帝情结”的权威人士的主张。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不在意，而是因为他非常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