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有出于道德的考虑拒绝在国际援助时进行随机试验的例子，但是比起由于对有效方式知之甚少而拒绝贯彻的事例，这种事情还是少多了。随机试验方式还有另一个强有力的障碍：一些“根本难以确定的问题”的存在，或者如计量经济学家乔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 Angrist）所言，“这些问题都是些‘难定题’（fundamentally unidenlified question）”。“难定题”就是无法通过试验回答的问题。例如“二氧化碳排放对世界气候的影响”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知识进行测量、计算和推断，但有一件事我们没法做，那就是进行一场对照试验。在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环境前，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它会对环境造成什么影响，而且即使看到了影响，我们也不敢确定另外一种行为能否带来不同的影响。
有些发展问题专家认为，随机试验学派的方法有着致命的局限性，因为太多的发展问题是“难定题”。他们认为导致贫困的种种原因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腐败、压迫女性、信用缺失、社会关系脱节等等，只能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援助解决发展问题。这个结打得太死，随机试验根本就解不开它。
总会有社会科学研究员站起来面对这样的问题，而由于研究员的足智多谋、斗志昂扬，很多曾经看起来难以确定的问题被顺利解决。解开死结的关键就是所谓的识别策略，即辨别导致某事的原因。如果一棵树上密密麻麻停满了乌鸦，这棵树树阴下的庄稼长势更好，原因是树阴还是鸟屎？(17)经济专业的统计学分支计量经济学每次都会问一个问题：你采用什么样的识别策略？
很多读者知道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Levitt）的大名是因为他的《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但是相对于其他经济学家，让他享有盛名的是他非凡的识别策略。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对犯罪率和堕胎合法性的研究，通过调查美国各州相关的历史变迁和州与州之间关系的变化，列维特综合了各种证据。但是，随机试验却是最清晰的识别策略，因为在设计试验时就已经考虑到了识别过程。现在随机试验学派进行的试验曾经也是看似根本行不通的。
腐败似乎是一个“难定题”。人人都认为腐败极大地阻碍着发展，但是因为一些明显的原因，很难精确地衡量公众资金或者援助资金最终怎样溜进了私人的腰包。这也是用间接方式来衡量腐败的原因，研究者需要询问到访的外国人是否认为存在腐败现象、是否有人向他们索要贿赂。2003年，一位年轻的哈佛经济学家本杰明·奥尔肯（Benjamin Olken）组织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大胆试验，直接检验由世界银行和英国国际发展部出资兴建的一项大型工程到底被克扣了多少资金，这个项目是在印度尼西亚现有的公路网中增添600多条连接偏远村庄的公路。选择这个项目进行试验非常符合逻辑：公路项目尤其容易滋生腐败行为，这一点众所周知，而且在全球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尼西亚被认为是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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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肯雇用了一支专业测量人员和工程师队伍来检查道路的质量。他们采集道路样本，检测铺设道路材料的质量，估算当地的劳力和供应成本，把修建每条公路以及全部公路的估算成本交给奥尔肯。奥尔肯从世界银行那里得到了工程负责人提出的修路费用。通过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客观地对腐败进行衡量。当然这只是一个大体的衡量，不过因为有600多条公路可以比较，奥尔肯相信过于悲观或者过于乐观的估算正好可以相互抵消。他还让这队人马估算了一些他已经知道真实成本的道路，以此检验这组工程人员估算成本的准确度。奥尔肯最终发现：一个典型的印度尼西亚乡村道路项目中，有超过1/4的资金去向不明。
奥尔肯还想找出是否有办法抑制这种地方腐败。他试验了两种主要方式：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在自上而下方法中，村民们被告知他们的项目会有政府反贪污的检查人员进行审查，而且不会采用通常的1/25的审查比率。在自下而上的方法中，奥尔肯的团队组织了村民会议，会上邀请所有人畅谈自己对公路建设进程的看法。在一些采用自下而上方法的村庄中，村民们还有匿名的建议卡，多数村民会写下他们关心的事情。在公路建设前，哪些村庄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哪些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是随机选择的。
结果可能让很多人感到吃惊，自下而上的方法几乎毫无用处，有没有建议卡差别不大。村民会议几乎没能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制止腐败，可能是因为腐败分子很容易在村民不太在意的东西上做手脚，比如材料。而且腐败分子不会去触动村民们最在意的东西，比方说工资。而自上而下的方法却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这种方法差不多削减了1/3的开支，整个工程的效益因此提高了8%～9%。鉴于修路工程耗资巨大，这个比例确实成就斐然。奥尔肯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他对两种貌似可行的反腐败方法进行了严谨、公平的大规模评估和检验。
奥尔肯的结果听起来可能出人意料：我们已经目睹了不少自下而上的方法打败自上而下的方法，后文中我们甚至要见到更多展现这一趋势的有力事例。但关键是：这个世界非常复杂。在美国军队中起作用的方式在印度尼西亚农村未必有效。我们从中得出的经验就是要不断试验和适应，因为一次单独的成功在其他环境中也许可以复制，也许不可以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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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同样独具匠心的识别政策也让腐败原形毕露。4位随机试验学派研究员玛丽安娜·伯特兰（Marianne Bertrand）、西蒙·德加科沃（Simeon Djankov）、雷马·汉纳（Rema Hanna）、森德希尔·穆莱纳桑（Sendhil Mullainathan）在一些考驾照的印度人中做了试验：如果通过驾驶考试，其中一些人会得到研究员提供的现金报酬，另一些人则会得到额外上驾驶课的补贴。被试参加了驾驶考试并且通过了，考试结束后，研究人员又让他们在另一个独立监考人的监督下进行了一次额外的驾驶考试。发现在第一场考试中得到驾驶课补贴的考生通过率虽然低，但是实际驾驶汽车的能力却更强。令人更加难以想象的是，那些能得到现金的考生竟然耍了手段让政府监考人给他们颁发了驾照，可他们根本就不会驾驶汽车。
再考虑一个古老的辩论话题：放债人是在剥削穷人还是在帮助穷人？这个问题似乎非常深奥，但是经济学家迪安·卡尔兰（Dean Karlan）和乔纳森·津曼（Jonathan Zinman）说服一家南非消费信贷公司随机向一半的申请人发放贷款，当然前提是即便不是为了试验，这些申请人也不太会被拒绝。两位经济学家通过研究得出了一个答案，与被拒绝发放贷款的那一半人相比，得到贷款的人生活境遇变得更好，虽然以西方的标准来看，他们的贷款利率还是相当高，因为实际年利率达到了200%。卡尔兰和津曼采访了很多贷款人，找到了原因：很多人把这笔贷款用在了防止失业的一次性花销上，比方说购买一些时髦的新衣服或者修理家庭摩托车。
随机试验学派的尝试看起来似乎没有止境。迪弗洛和汉纳进行了一场试验，试图解决印度农村老师缺勤的问题，试验显示的解决方法是为学校赠送照相机，照相机上的时间标记不能被修改。每天，学生在课堂开始和结束时为老师照相。赠送相机的那一半学校，老师的缺勤率大幅下跌，学生的考试成绩有了显著提高。
另一个试验想知道斯里兰卡的小老板能得到的投资机会，尤其是那些因缺乏资金而错失的机会，到底有多好。似乎这个神秘莫测、难以捉摸的问题难以下手，但得出明确答案的方法却非常简单。研究人员找了400多家规模很小的店，例如修车行、小摊，随机给一些店200美元、另一些店100美元，其余的店什么也不给。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每月的投资率回报约为6%，一年约为90%。
一些随机试验人员共同在菲律宾建立了一家银行，采用发送提醒短信的方式帮助乡下农民增加存款。研究人员随机选取了拉贾斯坦邦的一些村民，请他们观赏了几场表演，其中有现场演奏、木偶表演，以及宣传妇女领导的政策口号。试验要探讨的问题是观看过这些表演后，村民们对妇女的态度是否发生变化。“如果有积极的效果，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教化人们，”埃斯特·迪弗洛解释道，“如果没有效，也很有趣，因为那表明你得让他们切身体验妇女行动起来后会如何。”
还有很多同样具有激励性的例子，但都不如政治经济学家麦卡藤·汉弗莱斯（Macartan Humphreys）及同事在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组织的试验宏大。
利比里亚就饱受战争之苦，这个国家有个充满希望的名字(18)，却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19世纪上半叶，曾经的美国奴隶在非洲西部建立了利比里亚，现在这个国家在赤贫中苦苦挣扎。利比里亚人的收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诸国平均收入的1/6，要知道这个平均收入已经够低了。利比里亚经历了两次极其残酷的内战，正在缓慢地恢复国内经济。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审判通过叛乱得到领导权的前总统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时，前路军中尉之子玛扎（Marzah）指控他命令部下采取了种种令人发指的行动，例如“沾着盐和胡椒”吃掉敌人的器官、把怀孕的妇女开膛剖肚。冲突结束5年之后，1/4的利比里亚人依然流离失所。在利比里亚北部的洛法县（Lofa County），足有85%的民众至少有一次逃离家园的经历，10%的人口在内战中被杀或受伤，每20人中就有1个人参加过战斗，很多人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与别人搏杀。
如何修复像洛法县这样被战争摧残得支离破碎的社区呢？一种方法在扶贫发展领域正日益盛行：以社区为主导的重建方式（community-driven reconstruction，简称CDR）。据估计，在2003年上一次利比里亚内战结束时，仅世界银行就为CDR投入了20多亿美元的贷款。现在CDR备受追捧，被当成促进类似阿富汗地区发展的唯一方法。其思路很简单：首先让一个促发展慈善团体深入一个社区争取地方合作，然后给这个社区大量拨款，并附带一系列简单的条件，例如社区必须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一个委员会，由委员会决定如何使用这笔资金。从理论上讲，这能确保当地人根据实情判断人们的需要并密切监视腐败现象。这不仅会促进当地经济的复兴，还能够通过激励人们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来重建社区精神。如果这些社区不能重新团结起来，它们就不会再得到拨款。这种方式鼓励机构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发展。
这个政策似乎讲得通而且顺应潮流，不过很多其他政策也似乎有理可循，但不是这么有效。那么，CDR项目能否促进睦邻友好呢？它是不是很快就会被遗忘的扶贫促发展的短暂热潮呢？这个问题太过模糊，似乎根本找不到答案。但是麦卡藤·汉弗莱斯和同事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杰里米·温斯坦（Jeremy Weinstein）设计了一个试验，得出了一个更精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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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研究人员与国际救援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简称IRC）通力合作，国际救援委员会是一家重要的扶贫促发展慈善组织，它负责利比里亚的一系列社区重建项目，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的是英国援助机构英国国际发展部。3位研究人员说服国际救援委员会把这笔拨款通过抽签的方式随机分配给几位当地的首领，他们代表的社区同样有资格获得拨款。如果有首领率先带领村民建立起由选举产生的人员组成的社区发展委员会，IRC奖励他的拨款就会高达1.7万美元，这是利比里亚人均年收入的100倍。这个奖励太有刺激性了，虽然在富裕的国家，人均年收入100倍的项目规模在200万～500万美元之间。
有了这些随机选择的获得拨款的社区，加上与之对比的对照组，费伦、汉弗莱斯和温斯坦还需要一种衡量这个项目是否有效的方式。他们聘用了一支由当地研究人员组成的队伍，完全脱离IRC的运作，开展了一个试验，这是个博弈论类型的试验，从前只有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试验室里才能进行。他们随机从每个村子选择了24个村民，整个洛法县总共选了2 000人。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要么自己拿走5美元，这相当于利比里亚的100元，大约是他们一个星期的收入，要么把这笔钱部分或者全部捐给社区，而他们每捐1美元，社区就相应得到2倍或者5倍的资金。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个信封，他们可以把信封交给研究团队，谁也看不到里面到底有没有钱。这个试验是想检验人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为社区着想的意识和合作意识到底有多强。这种做法很有深意，因为测试援助成效的研究人员常会发现，村民们很快就学会了挑捐款人爱听的话说，但在这个试验中，要迎合研究人员就得花掉一个星期的收入，所以村民们要做的就不仅仅是投其所好那么简单了。
麦卡藤·汉弗莱斯是一个不拘小节的爱尔兰人，他拥有许多领域的学术文凭：在牛津大学经济学优秀硕士论文评选中拔得头筹，获得了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的博士学位，还有都柏林大学的历史学士学位以及里尔大学的政治学学士学位。我和他谈论这次试验时，他讲到IRC的虚心好学让他印象深刻。“越来越多的机构向你靠近，那是因为它们受到了来自捐赠者的压力，他们需要证明自己能胜任工作，”他向我解释，“而IRC是个例外，他们确实想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
汉弗莱斯也坦言，自己对IRC项目到底有多大效果心存疑虑，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个惊喜：社区重建项目切实改变了人们对待社区的方式。在没有接受IRC资金的社区里，依然体现出了令人感叹的社区精神：在这些贫穷的村民中，有超过60%的人放弃了自己得到的全部资金来让整个社区受益，尽管他们遭受了战争的蹂躏，依然不乏慷慨之举和团结意识；但是，在那些经历过建立选举委员会来支配IRC拨款的村子中，这一比例上升到超过70%。这种合作意识的提高在数据上极为可观，也足以引起重视。对支持社区重建项目的人而言，这是个好消息，因为IRC的拨款似乎起效了。
现在，汉弗莱斯正在与IRC合作，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更加野心勃勃的试验。这个试验需要多支勇敢、敬业的当地研究人员组成的队伍去拜访刚果东部偏远的村庄，IRC随机抽取了其中一些村庄参加另一个社区重建项目。首先，他们需要确定这些村庄的位置，这个任务可不简单，对于村庄的可能位置他们有4个各不相同而且大不一致的清单，有时村子在河边，他们需要搭个简易桥才能到达，有时村子坐落在沼泽的另一侧，沼泽的水深得能没过肩膀，他们需要花上一天的工夫才能费劲地渡过去。而且这些都要在一个被联合国资深官员马格丽特·瓦尔斯特伦（Margot Wallstrom）称为“世界强奸之都”的国度开展。在这里，一场战争导致500万人死亡，而且把所有邻国都卷了进来，直到2003年这场战争才宣告结束。
汉弗莱斯说：“其中有些是重点地区。”他这句话有点儿轻描淡写。在刚果有很多人被杀害，有时甚至就是在接收资金的村子里被杀害的。随着调查和实地试验的开展，这些也要做深入调查。但是，人们之所以兴奋，只不过是因为终于有人倾听他们的声音了。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评论：“我们的孩子被劫持了，直升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但是我们这个圣诞节过得很好”。
这样的试验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刚果的试验尤其令人惊异。即使不考虑在非洲腹地开展工作的种种困难，这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对照试验。大约200万人生活在能得到援助资金的众多社区中，还有另外200万人生活在得不到援助资金的社区中。阿奇·柯克伦曾建议随机派遣学生到英国附近各城市的大学中比较两种医学流派的哲学观念，这个建议并不过分，但是很多与之类似的建议都被“一笑置之”。如果柯克伦能活到今天，随机试验学派开展的这些项目肯定会让他惊讶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