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视美国陆军在伊拉克的适应行为以及米切尔的喷火战斗机、卡佩奇令人瞩目的基因研究、哈里森制造的钟表这样至关重要的创新发展时，我们特别强调为新思路即“变异”的出现创造空间。但是适应也需要选择，需要剔除糟粕、保留精华。
复杂世界中永远存在“选择”问题，即找到“什么是有效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真实的莫过于扶贫发展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很多怀抱美好初衷的捐赠者投入了大量金钱，但你能想象得出他们的视角与小虫视角有多大的差别。范·海尔蒙特向医生们提出挑战，让他们证明自己的技术切实可行，但之后的300年里医生们还是坚持使用放血法。援助发展事业事关更多人的生死，接受最终援助的人和最重要的捐赠人之间的反馈信息却极为有限。有很多试验和挑选成功案例的方式，随机试验是行之有效的有力工具之一(19)。
不过，采用随机试验只成功了一半。在知道哪种方法有效后，我们还需要确保这些方法能够被更广泛地加以推广。在其他生活领域里这不是问题：如果一家餐厅能提供更好的综合服务，菜品更多、价格更优、装饰更好、咖啡口味更佳，就会有更多的顾客慕名而来，他们不会选择另一家餐厅，而被抛弃的餐厅最终也不可避免地要学习对手的做法，否则它就要关门大吉，眼睁睁看着对手夺去自己的地盘。
但是在公共服务领域，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顾问，扶贫发展专家欧文·巴德（Owen Barder）指出：市场能提供短期、有力的反馈循环，但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反馈循环周期更长、内在关系更松散。如果父母们不喜欢当地的学校，他们会向当地官员反映，或者直接贿赂校长。他们也可以让孩子转学到其他学校，但这种行为对学校的影响不像顾客对餐厅的影响那么大。
而在发展援助问题上，反馈循环的周期则更长，也更加脆弱。在学校问题上，为学校提供资金的纳税人和依赖学校的父母很可能是同一批人；但在发展援助问题上，纳税人和提供资金的慈善捐赠者很可能永远也见不到受益人。如果援助项目因为某种原因意外破产，原本的受益人也很难通过漫长的中间人链条向上反映，“游戏水泵”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只要能够获得一些利益，受益人就很少有理由加以反对，因为他们担心项目会完全中止，因为即使多数资金被浪费或者偷走也比没有强。欧文·巴德得出了结论，如果反战援助想要适应和进化，“我们不应该尝试设计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应该制造更好的反馈循环”。
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发展经济学家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多年以来都在乌干达研究这种反馈循环。他和世界银行的里特瓦·雷尼卡（Ritva Reinikka）进行了一项极富影响的研究，他们调查了一个针对学校的现金拨款项目：乌干达政府向很多学校提供了一笔按学生人头发放的拨款，但是雷尼卡和斯文森发现，中央政府拨出的这笔钱有80%在拨给学生之前就不翼而飞，显然这笔钱被地方官员偷走了。
A D A P T
试错实验
在窃取拨款的规模明确之后，乌干达政府用一个不同凡响的试验进行了回应：它开始在两家报纸上刊登每个月政府向每所学校拨出了多少资金。很快，情况有了改变。家长们掌握了应该下拨的资金数目，他们开始激烈地抱怨。6年内，顺利下拨到学校的拨款比例从20%上升到了80%。报纸攻势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尽管雷尼卡和斯文森不能进行随机试验，他们还是能够证明：如果一些学生的父母有得到报纸的最佳渠道，那么这些学生所在学校的偷扣拨款幅度会大幅下降。
斯文森还和马蒂纳·比约克曼（Martina Björkman）进行了另一个随机试验，研究在乌干达诊所引入社区监控器的效果。就像本杰明·奥尔肯在印度尼西亚修路项目上进行的试验一样，比约克曼和斯文森用这种方式鼓励居民向当地社区报告这些诊所是否提供了应有的保健服务。他们试验的结果与奥尔肯试验的结果截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监控非常有效，很可能是因为有了监控器，大家就知道医生会不会来上班了；而奥尔肯试验中很难监控建筑材料是否被盗取。诊所变得更干净，旷工的医生和护士减少了，被偷的药品也减少了。最显著的改变是，在引进了社区监控的地区，接种疫苗率上升了1/2，夭折的幼儿数量下降了1/3，这样的效果引人注目。反馈确实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改进扶贫促发展领域的反馈循环，就能为发展援助提供更有力的刺激，让其不断提高、演变和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