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贝克是德国北海岸的一个小城，但在1158年时，这里只不过是建立在海盗猖獗的海岸边的一个小城堡。地方统治者狮王亨利（Henry the Lion）征服了这里，占领了城堡，处决了当地的海盗头子，开始把吕贝克变成北欧最富裕的城镇。他的方法很简单：颁布一系列只适用于吕贝克的法规；给准市民授予“最尊贵的公民权利”特许状；赶走封建统治者，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地方议会；城里还建了一个铸币厂，确保货币坚挺；禁止苛捐杂税，建立自由贸易区，让吕贝克的商人能与众多城市如明斯特、马格德堡、纽伦堡，甚至维也纳保持联络。亨利在整个欧洲放话，热烈欢迎精通贸易的人移民来到吕贝克。商人们响应召唤蜂拥而来，吕贝克变成了当时的贸易之都，相当于今天的香港或上海，这个突如其来的成功让人们大为震惊。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把吕贝克列入五大帝国荣耀之城之一，与罗马、比萨、威尼斯、佛罗伦萨并驾齐驱。
吕贝克的做法被广泛模仿。一个又一个波罗的海沿岸城市把亨利的特许状适当修改、留为己用，推动了一个繁荣时代的到来。吕贝克成为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的中心，最终有200个城市加入了这个同盟，汉萨同盟历史悠久，一直延续到17世纪。进入20世纪后，吕贝克还保留了相当的独立性，1932年，吕贝克城市上议院拒绝阿道夫·希特勒在城内开展宣传活动。为了报复，希特勒把吕贝克变成了汉堡管辖的郊区。
随着全世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也许又到了学习吕贝克城做法的时候了。正如记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21)指出的那样，亨利在吕贝克的政策有点儿像试图在“如今的刚果或伊拉克建立一个全新的芝加哥城”，而这正是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想做的事情。罗默是特许权城市运动的发起人，他认为世界需要一些全新的城市，它们拥有自己的基础设施，享有自己的民主政策、税收政策以及管理政策。像吕贝克一样，这些城市的管理政策应该旨在吸引具有雄心壮志的人们。在马拉比看来，吕贝克代表了中世纪时期“在混乱中创造秩序、在落后中促进繁荣”的模式。如今，保罗·罗默推崇的正是这种模式。
众多证据表明，当今社会特许权城市的做法卓有成效，比如马来西亚海岸上长期独立的成功城邦新加坡；中国南海之畔的香港；还有深圳，30多年前只是一个小渔村，如今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足以和香港媲美。除了东南亚的这些城市，迪拜也证明，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建立起一个成功的城市。除了靠近大海，这4个城市和吕贝克城的共同之处就是都采用了与周围地区截然不同的管理制度。
我们看到了独立城市或城邦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能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繁荣发展，我们知道在短时间内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完全行得通，还知道城市化对全球大有裨益，因为它推动紧凑生活、减小居住空间、提倡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且无论如何城市化都已经开始。换句话说，从经济、建筑、环境、社会的角度看，建立拥有一定自治性的新城邦具有可行性。
但是，罗默暗示可以由外国来管理这些城市，从而把特许权城市理念发挥到极致。他有一个最不切实际的想法：古巴、美国和加拿大一致同意将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交给加拿大，在这里建立一个加勒比海畔的香港。这样，古巴人就获得了通往21世纪资本主义的入口，美国人也解决了自身的公关问题，而加拿大人也会变得有钱有势。从经济角度看，这个想法似乎可行；但是从政治角度看，这个想法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罗默向来自信满满：他是研究经济增长的杰出学者，地位举足轻重，但他却抛开研究工作改做网络企业家，赚了点小钱；后来，世界银行邀请他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来宣传他的特许权城市主张，他却拒绝了。他那种极端的特许权城市的思路真有必要吗？罗默认为有必要：他坚定地认为，为不稳定政府输入信誉的一种方式就是外国管理，这种做法和民主选举的政治家有时将利率管理权让渡给中央银行的技术专家或把一些主权让给国际机构别无二致。
但这种看法可能过于强调信誉。毕竟，吕贝克是完全的内政事务：狮王亨利不需要与教皇、英格兰的亨利二世或者其他人签订什么条约，似乎他只对未来的市民们做出承诺就足够了。
特许权城市有着与众不同的要求，对此，狮王亨利在吕贝克拿捏得恰到好处：它允许大规模的变异和选择。之所以要有变异，是因为特许权城市的关税、法律、税收与本国其他地区大不相同，这根本与外国管理权毫无关系。
再以松岛新城为例，该城建在填海而成的岛屿之上，距离韩国首都首尔约64千米，大小和纽约中心城区曼哈顿差不多，是一座从零建起的现代大都会。韩国政府支持这个以营利为目标的新城项目，为项目提供资金、进行管理的是韩国的浦项制铁公司（POSCO）和美国房地产开发商盖尔国际（Gale），而浦项制铁公司可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钢铁企业。据称，这里将建设韩国最高的摩天大楼、一个由杰克·尼克劳斯（Jack Nicklaus）设计的高尔夫球场、灵感来自威尼斯水城多条运河的奢华公寓、全部由思科公司提供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以及大量的绿地，计划建成的时间大约是2015年。
松岛新城真正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并不是这种从无到有的建城方式，以前已经证明这种方式将导致功能失调，人们真正感兴趣的是这座新城被包裹在一个独特法律和管理方式的“泡泡”中。这个自由经济区拥有比韩国其他地方更宽松的劳工法律以及对外国公司极具吸引力的规章制度，比如用英语整理办公文件的权利。基础设施只是打下了基础，城市为企业家搭建平台能力的高低将决定松岛新城的未来之路。韩国官员私下承认，要改革全国的管理政策，过程会异常艰难，而建设一个采用更简单管理制度的小城市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尝试。
深圳和松岛新城可以看成是规模巨大的臭鼬工厂项目：就像雷金纳德·米切尔、伯特·鲁坦和马里奥·卡佩奇要避免主流观点的影响来研发自己的创新产品一样，有时城市经济也需要避免本国根深蒂固政策的影响。这样，特许权城市就成了国家在相当可观的范围内进行适应的方式：这些试验的规模大到足以造成影响，小到同时只允许几十或者几百个此类试验同时进行。在发展问题上，政府的大力推动往往以失败告终，而单凭稳步前进又达不到目标，由此看来，特许权城市为发展困境问题提供了答案。
特许权的想法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是种变异，也是种选择。狮王亨利颁布了特许权，为所有希望来吕贝克的人敞开了大门。
21世纪的特许权城市也可能如此发展：政府建立新城市，看看自己的市民是不是真的想在新规则管理下生活和工作。这就形成了最终选择机制：如果城市的管理制度、机构和硬件设施规划得足以保证市民过上高品质的生活、摆脱犯罪困扰、有机会获得高收入，那么这个城市就能吸引到能够推动城市繁荣的人。
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
试错法则
特许权城市无疑是一次大胆的飞跃，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它们满足了试错的种种条件：允许检验全新的方式；规模小到允许一些城市失败，即未能吸引到大批市民和商人；而且还有区分失败与成功的内在机制：让普通人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其失败还是成功。
可悲的是，在之前60年扶贫促发展的首创活动中，这个思路却完全消失了。不过，把普通人的力量当作选择机制不应仅仅局限在特许权城市这个思路上，它还可以是一个最重大的全球问题，即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