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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节 后天的影响




从犯罪学的角度来看,后天如果能用后天培养来解释道德的进步、荣誉和对真理的热爱,那后天培养对人类的影响就非常重要了。犯罪学家必须研究与此有关的各种关系、行为和说法,才能在仅在人的后天培养上存在差异时对其进行评估和对比。塔尔德[319]和厄尔策特-纽因[320]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最具有启发性。在老一辈的作家中莱布尼茨曾说过:“如果你让我负责教育,我就能在一个世纪之内彻底改变欧洲。”笛卡儿、洛克和爱尔维修都认为后天培养的价值至高无上,而像卡莱尔之流则认为文明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人类狂野的本性在它的掩盖下永远燃烧着地狱之火。现代人对其毁誉参半。里博说培养对两种极端的人来说毫无作用——对白痴几乎没用,对一般人影响很大,而对天才来说完全无用。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即白痴和天才的圈子必须得大到极致这种说法才说得通,因为只有普通人人数变得非常少,智力训练才不能在犯罪曲线上造成统计学上的差异。这就是阿道夫·瓦格纳得出的结论之一,它证实了执业律师的经验,而我们这些一般教育成长过程中有机会从犯罪学角度观察事物的人,对它的影响一无所知。[321]如果一般的说法是正确的,即提升国民教育水平,减少了争端和公共财产损失,增加了诈骗和挪用等,那我们就犯了个极大的错误。因为从心理学角度评估罪犯的时候,罪行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总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罪犯的行为对他自己的天性造成了怎样的毁坏。所以就算一个农夫用椅子腿或破篱笆打了邻居或整个村子的人,他可能还是最受年轻人推崇的人,以后也会成长为受到普遍尊敬的人。很多优秀的村长年轻时也做过打架斗殴、损坏财物、反抗权威等事。可如果一个人曾经诈骗或杀害过什么人,这个人就永远失去了名誉,并且一辈子都将是个坏蛋。如果把第二类罪犯看成和第一类一样,我们就真是看走眼了。

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验。一个比较有教养的、不仅能读写还能利用自己知识的人,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高声宣扬自己对生活境遇的不满。在他想读书的时候却没有足够的时间,而有了时间之后他又不得不把那卷诗歌集放到一边,去喂猪或清理马厩。此外,他从书中点点滴滴地了解到很多无法得到满足的欲望,最终就会通过我们犯罪学家知道的那些非法手段去寻求满足。

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法律规定,会考虑到可使罪行减轻的情况和由成长教育缺陷导致犯罪的情况,可没有一个犯罪学家会认为人有可能因为不能读写而犯罪。无论如何,一个农民证人常常给人一种绝对正直、可靠和智慧的印象,任何和他谈话的人都会受益匪浅。就算终其一生阅读和写作这些“妖术”对他都是陌生的,也没有任何人会觉得他的成长背景有缺陷。

无法对大部分人表现出善意是良知问题。当然不是说缺乏教育本身就是怀疑证人或拘留有犯罪倾向的人的原因。养育孩子时犯的错误,比如溺爱、严苛、忽视及其后果,以及懒惰、欺骗和盗窃都会造成非常糟糕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到底要负多少责任,天性又负多少责任,这只能在碰到每个具体案件的时候才能判断。当然,任何人都不会因为我们低估了心智培养的价值而希望回到野蛮和无政府状态。道德培养还是需要的,但是不能高估了它的重要性。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教育的目的是获得同情其他人的感受、理解和意愿的能力。也许还可以补充一点,即同情必须是正确的、深刻的、含蓄的,因为外在的、表面的或颠倒的同情肯定是不行的。女仆了解自己主人的仅仅是他骂人和吐痰的方式,但对其内心世界却是完全陌生的。文化和文明的黑暗面总是在人类的对外交往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考虑什么是理性的同情时,我们必须界定只有在通常都能想到的事物上这种同情才有可能存在,必须根除大脑内部构想出来的科学道德的范畴。这样就只剩下宗教这种对普罗大众有影响力的道德了。

根据歌德的看法,历史上最根本的冲突是信仰和怀疑的冲突。在此没有必要讨论这种冲突,这只是为了说明犯罪学家可以依赖的唯一一种培训来自真正的宗教。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是可靠的证人,如果他成了被告,至少我们还能假设他可能是无辜的。当然,我们很难判断他对信仰是否真诚,但是如果能确定他是真诚的,我们就有了一个安全的起点。很多作家讨论过教育的优缺点。据统计,俄国只有10%的人能够读写,而在36868名罪犯中,至少有26944名是识字的。19世纪70年代,苏格兰的罪犯中有21%是完全的文盲,52.7%受教育程度不高,26.3%受过很好的教育。

宗教上的统计数据完全没有价值,因为其中一部分和宗教没有任何关系,比如犹太人的犯罪率。还有一部分没有价值是因为它仅仅针对受洗的新教徒或天主教徒的犯罪情况。剩下的一部分可能非常有意思,也就是信徒和非信徒的犯罪率问题根本无法确定。有统计表明,某年某国有x%的新教徒、y%的天主教徒犯罪,等等。这种数据又能有什么用呢?在x和y这两个比例中,有很多人是绝对不信教的,至于他们不信的是新教还是天主教根本无关紧要。但要是能了解到天主教和新教信徒中到底有多少人非常虔诚就会很有意思,因为如果我们能肯定信徒极少犯罪,那么就可以从犯罪学家的角度说应该鼓励哪一个宗教发展壮大——肯定是真正的信徒占比更高的那个,不过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是哪个。在这一点上,“新教”罪犯和“天主教”罪犯的数字对我们毫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