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谈是人的天性，而能吸收交谈中的信息则是文明。”歌德的这句话表明了文化的缺点始于何处，同时证明没受过教育的人是无法准确把握自己听到的话的内容的。这并不是说没受过教育的人记不住原话，而是说他们无法完整地理解并用自然简单的方式将它们复述出来。这就是在单纯的人身上观察到的一切事物的全部和最重要的部分。很多领域的思想家都曾注意到这一点。比如米尔观察到，一些无知的人表述自然现象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无法区分感知和推理的差异。道格拉斯·斯图沃特注意到，乡村药剂师很少能够不用理论词汇讲清一件最简单的事情。对某一现象简单但真实的表述立刻就能反映出这个人的大脑能否准确理解事物的本质。这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常会听到对本身很简单的事件的冗长描述，如此复杂的表述方式正好说明说话者并不了解该如何做到简洁。所以康德说：“普通人做证时常常想要诚实地表达，然而他们的证词往往并不可靠，这是因为证人没有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习惯，于是就把自己设想的和其他人告知自己的信息混淆了。因此，尽管他们都宣誓要诚实做证，我们还是几乎不能相信。”休谟也在论文中说，一般人的天性是要让自己的话显得有特点，就算他们只从某个角度去看问题，也没有想到反例的存在，可是他们还是会非常生动地构想出他确认的原则，以至于完全注意不到那些别的看问题的角度。其实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的人看不到事物的本质，而拒绝反例的人已经对他看见的事物进行了主观渲染，所以也无法看到其本来面目。
在这一点上注意一下没受过教育的人定义问题的方式就很有意思。他们并不关心当下的感知，而只关心它的抽象形式。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军营中对荣誉的定义：荣誉是属于拥有它的人的。同样的错误也出现在无法理解事物整体的人身上，他们只能感知到最明显和离他们最近的那些东西。米特迈尔指出，那些目睹了偶然事故的漫不经心的证人只能看见离他最近的特征。他还说：“众所周知，没受过教育的人只会注意到最后问的那个问题。”[322]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有人毫无技巧地一口气问证人他是否杀了A、抢了B、偷了C的梨三个问题，他可能会很冷静地回答：“我没有偷过梨。”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其他两个问题。这一点常常被被告方利用，律师会问原告方的重要证人说：“你能说自己看见被告如何进了房间，四处张望，走到柜子边，然后把手表拿起来吗？”尽管目睹了除了藏匿手表之外的一切过程，但没受过教育的人只会干巴巴地回答：“不，我不能。”他仅仅因为自己无法回答问题的最后一个部分就否认了全部。要警惕这一点也很简单，只要不在一句话中出现很多问题，并且要求必须用最简单、最清楚的方式提出问题。简单的问题容易听懂，也比长的、复杂的问题能得到更好的答案。
同样地，会妨碍未受过教育的人看清事实的原因还有：他们对公正的热爱是为了急于避免自己成为不公正的受害者。因此，软弱的人永远不可能诚实，在最没受过教育的人看来，责任都是其他人的。责任本来是针对所有人的，但是如果只要求他人的话就会方便很多，所以他们就会这样理解。这可能是由于教育能让人冷静，这就有助于以更正确的视角对事件与责任取得更客观的认识。
还有一些典型的未受过教育的人的思维特点，比如要谨慎使用救生衣、灭火器和其他逃生方式的奇特想法，这些本来用来救急的物品却常常被他们仔细地拴好，或者藏在衣橱里。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在发生突发事故时用它们来保护自己不会有太好的效果，而防盗的愿望在脑海中占了上风。
为什么没受过教育的人必须仔细感觉展示给他们的或对他们而言新鲜的东西呢？孩子们甚至会拿起来闻一闻，而受过教育的人一般只会看一看。公共场所中提出“请勿触摸”的要求理由很充分。我相信一个人的文化程度基本可以通过他是否想要去触摸面前的新事物判断出来。这种欲望的产生原因很难说清楚，不过没受过教育的人显然很希望彻底地了解一个物体，所以除了视觉之外他们还会用上其他所有感官。可能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有仔细观察的习惯，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只能在看一看之外做更多努力吧。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没受过教育的人还是无法感知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当其以A的面目出现，或者表现得好像某个物体的时候，他倾向于不相信，所以必须通过仔细触摸才能说服自己它真的是A。[323]这也许可以用“联想训练”来解释。
对事物特性的理解靠的是训练和受过教育的观察，这一点也被证明过很多次了。另外，没受过教育的人会发现自己很难进行成功的陈述，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但这不仅仅是他们缺乏练习造成的。有个古老但具有启示意义的故事说，一位农妇问儿子在看什么，是黑色部分还是白色部分，这一点说明每当没受过教育的人看见图像、照片等时就会沿用这种思维。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其实觉得背景才是更应该注意的。比如当你给一个没受过教育的男人看一张半身像时，他可能觉得肩膀上方和头部是背景中的某个模糊的轮廓，可能能从中看出点什么来，如果这轮廓正好像一条狗，那么这个人看见的就是“一条白色的狗”。这种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常见，因此我们必须关注用照片辨人失败的问题。[324]再举一个例子。一个摄影师分别拍下了12名龙骑兵行进的照片，然后问了这些骑兵父母家的地址想把照片寄去，却没有了编号。他就把这些照片分别寄给了这12家的家长，每张照片都附有说明，让收到的人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如果错了他会改正，再寄正确的去。结果没有一个家长抱怨收到的照片不对。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张骑兵的照片，而且都表现得对照片的正确性很满意。这再次证明，没受过教育的人对照片主角身份的否定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但另一方面，图像对儿童和大老粗又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其呈现出某种难以磨灭的印象，尤其是关于大小的。所有人有关书的最生动的记忆都是自己看的第一本图画书的内容。就算我们可以肯定那些图其实画得错误百出，但还是对它印象深刻。常见的情况就是尺寸常常被证人说错，比如一匹马和一头驯鹿出现在同一张图片上时，后者看起来比前者要大，于是在我们的想象中驯鹿总是比马大一些。无论我们是否了解驯鹿到底多大，还是我们看到过多少次，我们始终觉得这个动物“总是太小了，肯定应该比一匹马大吧”。受过教育的成年人不会犯这种错误，但没受过教育的人却会，所以很多错误的证词都是来自图像给人造成的印象。清楚了这个来源，就很容易发现错误，但要是错误是无意识造成的，那我们就需要结合情况深入地寻找原因。
最后，大老粗无法看清事物的本质，这会对他们的感觉基调产生普遍的影响。有两个很有特点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布尔沃讲了一个故事：仆人被主人打了后有人劝说他到法院寻求保护，但仆人愤怒地拒绝了这个人的提议，原因是他觉得自己的主人是贵族，根本不会受到法律的约束。古特贝勒特则讲过拉文纳的警察局局长塞拉菲尼的故事。塞拉菲尼听说某个恶名昭著的杀人犯威胁说要打死他，于是他派人把他带来，给他一支上了膛的手枪让他开枪。杀人犯脸都吓白了，于是塞拉菲尼打了他几耳光把他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