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多数图书的致谢部分都把作者的家人放在最后，但是我们认为放在最开始是最合适的。我们的妻子阿拉卡（Alaka）和萨拉（Sarah），以及我们的孩子维克拉姆（Vikram）、乌马（Uma）、阿里安娜（Ariana）和马德琳（Madeleine），不得不忍受比别人更多的来自我们的废话。而且，在帮助我们反思、学习和成长的道路上，没有人比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更为清晰的镜子。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些我们在家里工作的片段。萨拉为这本书的几份手稿做了很有价值的录入工作。阿拉卡贡献了优雅的措辞，不仅重塑了章节的标题和书名，而且润色了整部书稿。对于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付出的爱、幽默和支持，我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一路走来，我们也受惠于很多良师益友。对贾森来说，写作本书过程中的那些至关重要的“头脑中的声音”来自（按照时间次序）他的父母里克·杰伊（Rick Jay）和休·索耶（Sue Sawyer）（他们也为这本书贡献了很有价值的评论）、扎尔曼·沙克特-沙洛米先生（Reb Zalman Schachter-Shalomi）、内塔内尔·迈尔斯-耶佩斯（Netanel Miles-Yepez）、罗伯特·基根（Robert Kegan）、卡塔丽娜·拉塞尔纳（Catalina Laserna）、布鲁斯·阿林（Bruce Allyn）、比尔·艾萨克斯（Bill Isaacs）、斯基普·格里芬（Skip Griffin）、格伦尼夫·吉莱斯皮（Glennifer Gillespie）、彼得·圣吉（Peter Senge）、约翰·斯特曼（John Sterman）、旺达·奥里考斯基（Wanda Orlikowski）、里克·洛克（Rick Locke）和苏珊·西尔贝（Susan Silbey）。对加布里埃尔来说，他们是教我永远追寻他的使命的他的父母格雷戈里·格兰特（Gregory Grant）和玛丽莲·博沙（Marilyn Bauchat）、吉姆·布雷纳德（Jim Brainard）、马克·博伊斯（Mark Boyce）、冈特·保利（Gunter Pauli）、阿梅莉亚·特拉品（Amelia Terrapin）、汤姆·西格（Tom Seager）、玛丽安·切尔托（Marian Chertow）、查尔斯·福格尔（Charles Vogl）、艾米·瑞斯尼斯基（Amy Wrzesniewski）、查德·奥利弗（Chad Oliver）、哈里·皮肯斯（Harry Pickens）、安娜玛利亚·阿里斯蒂扎巴尔（Anamaria Aristizabal）、韦恩·戴维斯（Wayne Davis）和巴雷特·布朗（Barrett Brown）。
我们都得感谢一些我们共同的良师益友和影响了我们的人，他们的工作鼓舞了我们。约翰·埃伦费尔德（John Ehrenfeld）重新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了人类和其他生命能够在地球上永远繁盛的一种可能性。唐内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邀请我们想象和表达我们的愿景。他们一起帮助我们识别了真实、个人转型的社会转型之间的关键联系。罗伯特·基根和莉萨·莱希（Lisa Lahey）所写的书，其中包括《变革为何这样难》（Immunity to Change），以及奥托·沙尔默（Otto Scharmer）所写的《U型理论》（Theory U）对我们的工作影响非常大，它们让我们得知，通过一本书来分享个人和社会转型的过程是可行的。我们两人也深感万幸能够遇到沃纳·埃哈德（Werner Erhard）和与他有关的一些老师，除前面提到的之外还有罗格·史密斯（Roger Smith）。他们与我们分享了转变一场谈话的可能性。而且，悖论的观念潜藏在我们的很多想法之下，特别在“接受冲突”的一章。我们感谢肯温·史密斯（Kenwyn Smith）和戴维·伯格（David Berg）、罗伯特·奎因（Robert Quinn）和金姆·卡梅伦（Kim Cameron）、温迪·史密斯（Wendy Smith）和玛丽安·刘易斯（Marianne Lewis），以及保拉·加扎科维斯基（Paula Jarzabkowski）在悖论方面所做的一系列工作。我们受惠于他们将一个生僻的概念成功地运用于理解组织和社会变革的努力。最后，我们的工作也受惠于从新角度看待政治分歧的一系列当代作家。丹·卡汉（Dan Kahan）的关于气候变化和其他社会风险的文化心理学、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对“正义之心”（Righteous Mind）的细致描述和马克·盖尔宗（Mark Gerzon）对“重塑美国”（R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详细记录都是这本书的灵感来源。
我们的学员和接受我们访问的人把他们的经历通过十分动情而有力的故事带给了我们。他们做出了改变谈话的实际努力，我们对他们每一个人都表示深深的感谢。其中一些学员选择在我们的书里分享他们的故事，留下了我们希望是很重要的记录。他们是凯文·哈根（Kevin Hagen）、梅利莎·吉尔德斯利夫（Melissa Gildersleeve）、乔伊丝·拉瓦列（Joyce LaValle）、约翰·弗雷（John Frey）、肖恩·肯尼（Sean Kenney）、罗布·威尔逊（Rob Wilson）、莫莉·鲍德温（Molly Baldwin）和布伦特·西格尔（Brent Segal）。
如果没有协调人，上面这些故事都不可能发生。他们有凯蒂·华莱士（Katie Wallace）、巴雷特·布朗（Barrett Brown）和萨拉·索德斯特伦（Sara Soderstrom）。巴雷特帮助我们编写了重要的练习。萨拉在密歇根大学的环境领导力课程引发了我们所见到过的最深刻的变革。我们的培训课也得到过一些经济上的资助，对此，我们要特别感谢普华永道的杰夫·塞尼（Jeff Senne）、拜伦基金会的马克·博伊斯（Mark Boyce）和格兰瑟姆环保基金会的杰里米·格兰瑟姆（Jeremy Grantham）和拉姆齐·拉夫纳尔（Ramsay Ravenel）。
我们从我们的项目经理劳拉·耶茨（Laura Yates）那里得到了巨大的帮助和鼓舞。这本书从她春假里所做的气候变化谈话开篇，第6章和第8章里也记述了她充满了勇气的谈话。在整个过程当中，她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们的编辑罗斯-安妮·穆尔（Rose-Anne Moore）和安娜·莱茵贝格尔（Anna Leinberger）帮助我们把混乱的想法和练习理成了一个清晰连贯的整体。而且，如果不是因为贝雷特-凯勒出版社（Berrett -Koehler）的吉万·西瓦苏布拉马尼亚姆（Jeevan Sivasubramaniam）和史蒂夫·皮耶尔桑蒂（Steve Piersanti）的“严厉的爱”，那么这本书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在鼓励之下，我们成了出版商和作家社区的一员。他们一方面致力于创造能满足所有生命所需的世界，一方面帮助它的作家们去实现这一目标。
关于这本书的早期版本，我们从两个群体当中收集到了极其重要的反馈。第一个群体中有我们尊敬的图书作者，比如旺达·奥里考斯基、彼得·圣吉、约翰·埃伦费尔德、安德鲁·霍夫曼（Andrew Hoffman）、巴雷特·布朗、查尔斯·福格尔、比尔·艾萨克斯、凯特·艾萨克斯（Kate Isaacs）和史蒂夫·沙因（Steve Schein）。另一个群体是做完了第一版练习的“试用者们”，他们有蕾切尔·佩恩（Rachel Payne）、贝姬·马吉奥塔（Becky Margiotta）、卡洛琳·杜邦（Carolyn DuPont）、希瑟·约翰逊（Heather Johnson）、塔玛拉·斯塔顿（Tamara Staton）、贝萨妮·帕滕（Bethany Patten）、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贾斯明·汉密尔顿（Jasmine Hamilton）、萨瓦娜·克里斯蒂安森（Savannah Christiansen）。萨拉·汤森-格兰特（Sarah Townsend-Grant）和克洛伊·科伯恩（Chloe Cockburn）帮助我们带来了健康和社会公正领域的观点。我们的插画师约翰·考克斯（John Cox）帮我们把严肃的游戏变得生动活泼。最后，我们也极大地受惠于将这本书在他们的课堂上进行了现场试验的大学教员们，他们有伊丽莎白·沃尔什（Elizabeth Walsh）、杰西卡·沃格特（Jessica Vogt）、詹姆斯·贝雷斯福德（James Beresford）、吉姆·斯托纳（Jim Stoner）、格伦·道尔（Glen Dowell）。
我们感谢所有朋友们带给我们的广阔视野，如有遗漏或模糊之处，责任全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