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不顾身，勇往直前
2011年1月22日，诺基亚组织了一次管理团队小组会议，讨论并确定选择安卓还是Windows Phone。这次会议距离下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董事会会议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董事会对B计划仍是秘而不宣。但到了秋季，MeeGo和塞班的困境已经变得显而易见了，因此这一计划也从幕后走向了台前，成为我们的核心方案。）埃洛普作为首席执行官自然出席了该会议，其他参加了该会议的还有战略主管凯·奥伊斯塔莫、首席财务官蒂莫·伊哈莫蒂拉（Timo Ihamuotila）、诺基亚领导团队（NLT）的其他成员以及麦肯锡的顾问。
除一个人外，所有与会者都支持选择微软。就我理解，他们是真心实意地认为Windows Phone是个更好的选择。埃洛普倾向于选择Windows Phone，其他与会者是否受此影响？这无从而知。
只有那位麦肯锡的顾问持有不同意见，并做了如下一番论证：“这两种选择的区别在于，Windows Phone给了我们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诺基亚必须取得完美的成功才能赢得胜利，否则就会万劫不复。在选择了Windows Phone的情况下，诺基亚将成为其最大的供应商。而对于Windows Phone而言，只有这个生态系统中的手机销量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取得成功。如果这些销量目标确实能够实现，那诺基亚必然将会占据大部分的市场；反之，如果预定销量目标无法实现，那Windows Phone将会一蹶不振，而诺基亚也会随之一败涂地。两种结果之间不存在中间地带。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了安卓，就能有一个折中的局面。”
这位顾问认为选择Windows Phone是一场豪赌，我们既有可能满载而归，也极有可能输到倾家荡产。尽管安卓带来的收益不可与之相提并论，但完全失败的可能性也相对要小得多。
在接下来的周三、周四两天里，我们举行了董事会会议。第一天，我们集中讨论了“海鹰计划”的调查结果以及MeeGo系统的悲惨困境。第二天则侧重于未来我们将做出哪些选择。
形势迫在眉睫，我需要当机立断。距“诺基亚投资者日”还剩两周时间，投资者日是我们与主要股东及分析师们的“年度聚会”，我们原本指望通过MeeGo的“故事”在投资者日上来提振投资者的信心，但这一计划却已化为泡影。
选择Windows Phone听上去不错。毕竟，通过逻辑论证来比较谷歌和微软哪一家更愿意与我们合作之外，我们的新任首席执行官埃洛普也推荐我们“拥抱微软”。因为他来自软件行业，也被公认为对诺基亚所处的新格局有更好的理解。几个月来，他倾注了自己所有的时间对形势进行分析，并与运营商、技术合作伙伴以及我们的员工展开对话。而且他也赢得了每一位诺基亚管理团队成员的支持。大家都认为他的分析是正确的、合理的，并一致表示Windows Phone是更好的选择。
麦肯锡的顾问也列席了董事会会议，但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因为他也希望在董事会的面前支持埃洛普。麦肯锡的报告被轻易解读为另一种含义，让人觉得这份报告实际是在支持Windows Phone。而此前诺基亚领导团队（NLT）会议上的各种论证也没有明确呈现出来。
除了Windows Phone，剩下的选项则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要努力推进MeeGo系统、争取改善塞班系统并大力发展Meltemi系统，此外还包括是否对安卓进行进一步的探究工作。而这一团乱麻般的各种琐事只会让我们本已捉襟见肘的资源变得更加分散。
选择微软看似是前方唯一可行的道路。
从情感上来说，我们也情不自禁地站到了埃洛普这边。上任仅几个月，他就面临着一场关乎诺基亚未来存亡的危机。我们都期待他能获得成功，也希望他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如何让微软致力于发展低端市场，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尽管微软作为一家全球公司在美国之外赚得盆满钵满，但他们主要还是一家由美国团队管理的美国公司。从微软的角度来看，只有当一款设备契合微软员工自身的需求时，才算找到了重要的“产品/市场契合点”。这也就意味着这款中高端智能手机需要支持英语用户界面，并且加载了在美国流行的应用程序。
由于苹果已经占据了高端市场，因此诺基亚当时只在中低端手机市场上具有优势。我们在这些国家的街头巷尾拥有成千上万的用户，例如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埃及、俄罗斯以及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上述的很多市场上，都有本地的应用程序供应商以及大量的本地化需求，至少是语言方面的需求。Windows Phone的最初版本只支持少得令人不可思议的八种语言。但是微软的管理团队已经下定决心来强力推进Windows Phone，所以这些不足之处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重视。
此外，微软在西雅图的研发团队向我们保证，他们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但我们事后才意识到，他们根本就不理解这些需求的复杂性。
微软过分地夸大了自身的能力，而我们也没有对微软的国际化能力做足本该做的功课，甚至没有事先调查当时Windows Phone的功能对国际市场的支持力度。抛开这一切不谈，我们并没有深入研究那些潜在的、负面的影响。
在2011年1月26日的董事会会议上，我们实际上就已经做出了选择微软的决定。自那以后，我们几乎没有再花精力去探讨是否选择安卓。与微软的谈判尚需几周时间，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帮助我们最终完成谈判。由于这个特别委员会是在我们下了定论后才组建的，所以，他们其实也从没研究过任何Windows Phone以外的备选方案。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第四季度的营收状况将于次日公布。而在2月11日的“诺基亚投资者日”之前，诺基亚最高级别的200名管理人员将于2月9日齐聚伦敦。
在2011年2月10日晚上，董事会进行了电话会议。但到了此时，再质疑我们是否应该选择微软，为时已晚。埃洛普以一种非常令人信服的方式向大家认真地汇报了与微软的合作计划。他思路清晰，并坦诚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对于那些他无法确切回答的问题，团队都进行了记录，并毫不迟疑地提供了更多相关的数据。整个过程令人觉得紧凑而又高效。
尽管这一过程并非完美无缺，但相关的事实让我们确信Windows Phone是最佳的选择。
人们可能会指责诺基亚选择Windows Phone是“好高骛远”而不是选择小而安全的目标来“明哲保身”。对于正在努力重塑昔日辉煌的诺基亚来说，做出这种选择，人们至少不会责备我们是“谨小慎微”。然而，在那个时候，诺基亚已经没有犯错的余地了。
总是凝视黑暗的一面
从逻辑上来讲，诺基亚与微软合作的理由非常充分。但我们所犯的逻辑错误在于没有充分分析页面情景。简而言之，董事会在这方面实践不足。在我担任董事的四年间，董事会在技术话题上所投入的时间，累计起来也没有这次投入的多。即便如此，这次我们大概也只花了两天的时间来讨论与技术相关的话题，但考虑到其复杂性，这些时间并不算多。在董事会看来，技术方面的事情太偏向于运营，应当由管理团队全权负责。
在那段时间里，董事会的另一种工作作风就是不批评、不质疑、避而不谈负面问题。由于我的问题或看法过于尖锐，我确信董事会的同事们也深有同感。有好几次董事长当着我的面，直截了当地提醒我要注意。
人们总是喜欢专注于如何取得胜利，而不愿意尝试弄明白什么可能导致失败。我们花了98%的时间来思考如何成功，但却几乎没去仔细思考其他的可能性：“如果这不可行怎么办？那我们到那时该怎么办呢？哪些事情可能会导致这不可行？”
在一种负面的情景下，我们可能不得不终止与微软的合作关系。如果我们要求自己彻底考虑这种情景，那我们就会更清晰地意识到自身所承担的风险。如果我们把Windows Phone与安卓的负面情景进行比较，那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这两种选择之间的差别。
当你需要为一家企业的命运做出决断时，你可以考虑委派一到两名团队成员来扮演“白脸”的角色。他们将专门负责考虑负面的情况，指出其中的风险，并让每个人都保持平衡的心态。但这次选择与微软合作时，我们每个人都在唱“红脸”[1]。
事实上，特别委员会在他们的“风险地图”上确定了25项高级别风险，其中最大的两项风险在于“构建生态系统失败”以及“Windows Phone竞争力不足”。尽管他们的这些分析一语中的，但我们完全花任何时间去仔细检查这两项巨大的风险。对于这些情景，诺基亚的对策基本上就是“我们会更加努力奋斗”。
即便采取了上述的一切措施，结果可能也不会改变。我们或许还会选择Windows Phone，为了获取它所带来的更高收益。为了重获诺基亚早已司空见惯的市场地位，事实上我们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情景思维（我将在第十一章进行更详尽的描述）将有助于董事会和管理团队对整个局面展开更详细的探讨。同时，基于情景的处理方式也会迫使人们去有条不紊地梳理各种备选方案。它也给团队注入了一种自律，促使大家着眼于那些看似朴实无华的选择。
但在2011年，无论是董事会还是管理团队，大家在情景思维方面都实践不足。同时，由于我们还不太习惯于这种思维方式，所以也没有意识到遗漏了哪些情景。
背景新闻及译者注释
（1）“安卓最大OEM之崛起：三星的故事……三星确实开发了自己的智能手机平台。Bada OS于2009年末发布，但该公司已于2009年6月发布了首款安卓智能手机i7500，也就是三星Galaxy。成功并非一蹴而就，但三星的未来之路很快变得清晰起来，Bada OS也被三星悄然抛弃。”（Android Authority，2013年10月25日。）
[1] 在中国传统戏剧中，一般把忠臣（好人）扮成红脸，而把奸臣（坏人）扮成白脸。后世人们就用红脸代表好人，用白脸代表坏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