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会议




掷地有声,不奈之何

在律师、投行顾问、安保人员以及各种后勤人员的陪同下,我们双方的核心小团队也陆续抵达伦敦。但当我们开始当天的4×4会议时,其他工作人员都被要求留在他们自己的会议室。

鲍尔默有个习惯,当他想深究某项业务的细节时,就会摆弄Excel表格。为了更好地理解诺基亚的地图业务可能会带来哪些价值,他新建了一个与HERE业务相关的电子表格。会议室里的另外七个人则安静地坐着,看他不断添加公式和摆弄运算,新建出越来越多的电子表格。

这种等待简直是度日如年,我们建议与其在这里观看鲍尔默大秀“Excel肌肉”,不如都回到各自的休息室,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鲍尔默估计他将在30分钟内搞定那些表格,而实际上他花了两个小时才终于将微软的最新提案发送给我们的团队。

这个提案很复杂,我们需要时间来完全消化它,并就如何回复展开讨论。有时,微软的投行顾问会紧随在几声敲门声后,把头探进来,询问我们还要多长时间。考虑到微软团队此前让我们等待了两个小时,我很简短地回应,“需要多久,就得多久。”他关上门,转头去给微软团队传达我的回复。

突然,我们听到鲍尔默大喊一声,“该死!”我心想,“好吧,这声音听上去可不像那个投行顾问。”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推拉门,打算一探究竟。只见鲍尔默平躺在地板上,脸上沾着血迹,扯着嗓子在咒骂。原来他被一张低矮的玻璃茶几绊倒了,不巧划破了头。万幸的是,安保人员随身携带了急救箱,并给他妥善处理了伤口。

尽管额头的伤口很深,但鲍尔默仍然坚持继续谈判。我们都对他的“失足”大笑不已,而这次会议也因此被称为“该死的会议”。

即便如此,我们也并没有以愉快的心情结束这一天的工作。争论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然而我们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我邀请鲍尔默和他的核心团队与我们共进晚餐。这场轻松愉悦的小聚似乎带来了转机,也为后续谈判奠定了基调。晚餐后,微软团队返回会议中心进行下一步的工作部署,诺基亚团队则仍留在餐厅讨论第二天的计划。

在第二天过后,我们感觉到双方的分歧正在逐步缩小。当会议结束时,这真的是第一次,诺基亚和微软都由衷地认为大家最终可以达成交易。

2013年5月27日,鲍尔默给了我修改后的报价,比第一次报价略高一些。但是,从诺基亚的角度来看,这个报价实际上是更低了,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我们额外提供的,并且已经被微软认可的估值数据。让我来解释其中的逻辑:假设微软的原始报价是1000美元,而我们的数据显示有500美元的未发现价值,他们也认可这一点。他们的新报价提升至1200美元,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将原来的报价压到700美元,然后再加上双方都承认的500美元。很显然,我们无法接受这个报价。

即便如此,鲍尔默仍和我积极探讨。在通话结束时,他告诉我:“我们尚未抵达目的地,但我们已明确知道‘路在何方’。”这听起来令人备受鼓舞。

2013年5月30日,我与鲍尔默计划在芬兰时间凌晨1点钟,通过电话进一步进行沟通。直到一小时后,鲍尔默才打来电话。他心情沮丧地告诉我,他刚刚结束了一场糟糕的会议,对方是微软最大的合伙人之一。鉴于此,其实当时不是诺基亚提出还价的最佳时机,即让微软去弥补之前假定的1200美元到1500美元之间的差距。或许是因为鲍尔默非常沮丧,我不得不再三重复我们的还价,并解释其背后的理由。

也许正是因为鲍尔默心情非常不好,他变得不耐烦起来。他强调,由于微软已定于6月12日和13日召开董事会会议,所以我们达成协议的截止日期为6月11日,否则所有协议全部取消。

显而易见,留给双方交易谈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同时,留给诺基亚的时间也不多了。我们第二季度的营收预期又下调了2亿欧元,这迫使我们对终端设备及服务业务在2013年上半年的预期下调到了22亿欧元。这25%的下滑让人万分沮丧。如果我们预测准确,那么诺基亚将不得不再次触发条件并启动预案,通过进一步的裁员、削减成本以及调整战略来应对这种局面。

几天后,微软给出了回复,他们并不认同我们的还价。鲍尔默回复的本意其实是想说:“这起不了作用。我们别再浪费时间了吧。”

这笔交易就这样第二次被取消了。

我们需要考虑所有情景,即使是最糟糕的情况。没有消息会因为太糟糕而不被讨论。当然,作为我们情景规划的一部分,董事会已经考虑了最糟糕的结果。当时诺基亚的首席财务官是伊哈莫蒂拉,我一直很欣赏他。那时,我们俩第一次私下谈到诺基亚无法完成交易的可能性,不仅是作为一种理论情景,更是作为一个确凿的事实。



绝望是创新之母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重回正轨。埃洛普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时间最为宝贵,让我们争取一些时间,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在双方总部之间的某个地方开会。

我对鲍尔默说:“我们很想再见一面,但你们不用飞到伦敦、纽约或雷克雅未克。你们不用去任何地方。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理解你们的观点。如果你同意,我们下个周末就去你那里找你们。”

鲍尔默同意了,尽管这意味着他要从他儿子的高中毕业派对上抽身出来。因此,在6月1日的那个周末,诺基亚的团队到了微软位于华盛顿雷德蒙德的办公室。我们和微软在他们的主场进行了会谈。

微软总部的停车场空无一人,人们都在外面享受着初夏的阳光。当我们走向鲍尔默办公室附近的会议室时,空荡荡的大厅里回荡着我们的脚步声。会议室中有一块干净的互动白板,已经准备好让我们用潦草的图表把它涂满。

我们继续使用4×4会议方法,但结构略有不同。首先,这四组搭档要聚在一起开会,共同找出重大问题。其次,每组分别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来审视这些不同的问题。与此同时,鲍尔默和我在他的办公室进行了一对一的单独讨论。在我们讨论结束后,双方的团队分别召集起来各自再进行讨论。最后,诺基亚和微软的所有团队成员再进行集体会议,总结那些已经讨论过的内容。我们通过这个过程不断迭代推进,本着合作的诚意,不厌其烦、煞费苦心地逐步地去消除剩余的痛点。

最终,我和鲍尔默就这笔交易的估值达成一致。交易包括诺基亚完整的终端设备及服务业务、HERE地图业务以及相关的专利许可。总价是62.5亿欧元,加上未来5年的盈利能力支付[1]计划。如果微软能占有一个合理的市场份额,盈利能力支付这部分将可能给诺基亚赢得9亿欧元。

我们握了握手,然后告知双方的团队,我们达成了交易。

在双方的团队彼此赞许并祝贺后,我们飞回了芬兰,疲惫不堪但心满意足,不过对双方达成如此之大的一笔交易是否已尘埃落定,我们还不太有把握。这笔交易仍须得到诺基亚和微软董事会的批准。我们把谈判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通报了诺基亚董事会,而且董事会在谈判前就给予我充分的授权,所以对诺基亚来说,董事会批准通过交易只是走个程序。我认为,这次诺基亚和微软都没问题。

然而,事与愿违!

[1]  盈利能力支付:盈利能力(earnout,earn-out)指并购中的一种定价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卖方可以根据并购后的业务表现基于收购价格比例“赚取”一部分收益。—译者注



微软的意外


盖氏英雄,横生枝节

2013年6月13日,鲍尔默打电话告诉我,微软董事会拒绝了这笔交易。

我在多年以后才知道其中的细节。在微软为期两天的董事会会议的第一天,鲍尔默就提交了我们协商的条款,董事会也批准了这笔交易。那天晚上,鲍尔默的儿子要参加一场高中篮球赛,所以他没有出席董事会的晚餐,而是去看了他儿子的球赛,并确信“一切尽在掌控”[1]之中。

晚餐过程中,微软董事会重新进行了考虑。微软董事会成员似乎知道鲍尔默和我们的谈判,但他们没有被告知细节,也没有被告知交易的原因、金额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微软董事会认为价格太高,交易结构不清晰。尤其令微软董事会恼火的是,他们觉得没有及时得到交易的汇报和更新,完全像是被蒙在鼓里。以比尔·盖茨(Bill  Gates)为首,董事会成员进行了“反抗”。微软首席法务官史密斯在篮球比赛中途心急如焚地提醒鲍尔默,“出事儿了,你最好马上回来。”

但为时已晚。

交易双方的首席执行官“握手成交”,但最后被董事会出示“红灯”,这在商界非常罕见。鲍尔默非常沮丧,以至于在第二天的董事会上,做出了一些不明智的事情。他并没有配合微软董事会成员一起找出他们在这笔交易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提供让他们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与之相反,鲍尔默向董事会发出了最后通牒,撂下狠话说:“我要回办公室了。你们必须在今晚前拿出一份给诺基亚的提案。”

微软董事会确实给出了提案,但并没有人对此表示满意。

[1]  一切尽在掌控:“无线空间,无穷的力量。一切尽在掌控。爱立信手提电话。”(张曼玉版本)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