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无论何时在学术文献中使用“精英”一词，都会指出它没有统一的定义。1986年，沃尔夫冈·费尔伯（Wolfgang Felber）发现“西德的精英研究员少有共识”。恩德鲁委特（Endruweit）确切地指出，“所有作者赋予精英被选中的唯一特性。所谓精英，指在某个特定的选择过程中，证明自己在某些方面优于其他人的人。除被选中这一特性之外，没有作者给精英标注其他特性”。[1]
2004年，芭芭拉·瓦斯那（Barbara Wasner）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目前，关于精英的定义，在各种各样的与其相关的理论中，几乎没有什么共识。所有人都认为精英是由选拔（以任何形式）而出的个人组成的。他们被视为少数派（通常是积极的）。然而，除了这些基本考虑因素之外，理论家之间几乎没有达成共识。”[2]
2003年，贝亚特·柯瑞斯（Beate Krais）确定了“精英”的两个构成要素：基于特定个人成就的选择过程以及社会是否把这种成就认可为成功。“‘精英’这一概念的关键要素是个人成就，而不是出生时就被赋予的头衔或特权。因此，精英是由那些根据各自甄选过程的标准表现最佳的个人组成的。”此外，精英的第二项标准是：“公众对一种成就和成功的认可。”因此，社会既要认可这项成就的意义，成功也要受到公开称赞，这两点至关重要。[3]
2004年，维多利亚·凯娜（Viktoria Kaina）发现，“关于谁属于一个特定社会的精英阶层以及为什么某个人会被称作精英都尚无共识”。对精英最普遍的理解是“经过选拔和竞争而被归为一类的少数个人，选拔和竞争的过程保证和证明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4]
2006年，阿明·纳赛希（Armin Nassehi）表示，围绕精英研究的社会科学论述大多卡在试图去定义“该主体的本质特征”。这个领域的学者不能依赖任何共识，甚至无法明确精英的构成和研究他们的最佳方法。“关于精英的讨论似乎主要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概念术语的第一个定义，确切地说，这个术语可能意味着什么。对于精英是否真的存在，人们基本能达成共识，但对于是否真的需要精英，人们很难达成共识，而对如何辨识精英，几乎没有任何共识。”[5]
两年后，克里斯汀·克斯特尔（Christine Kestel）表示，对“精英”一词的定义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词语。”[6]她描述了一种“各种定义都在试图向事实靠近的混乱现象”，[7]并断言：“对‘精英’一词的核心概念至少可以总结出一个共同点，这一共同点也意味着精英是经由选拔而出的社会主体，是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的少数派。”然而，她承认这是“以极其模糊的术语定义的最低共同特性”。[8]
正如上文所述，不止一位学者发现，对于“精英”的定义无法达成任何共识。美国和德国的研究结果同样如此。2012年，美国社会学家西莫斯·拉曼·可汗（Shamus Rahman Khan）称，定义“精英”并不容易，“这一领域的学者很少定义术语，因此在某种定义上也就少有共识（甚至少有相关讨论）”。可汗对精英的大致定义是“（精英是）对资源有着极不合理掌控权或使用权的人”。[9]
2006年，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格瑞特·伯杰格（Grit Straßenberger）和马蒂亚斯·博兰登（Matthias Bohlender）发现给“精英”一词下定义的问题始于该词的双重意义：“它既属于社会分析范畴，又属于政治论战范畴。它的用法容易模棱两可，因为无法确定到底是想对其进行规范化定义还是进行主观性描述。”[10]本书中，该术语是作为社会分析领域的描述性术语而非规范术语使用。
费尔伯对“精英”一词进行了进一步鉴别，即对精英的定义是基于主观特点还是客观特点进行研究。“主观标准注重主观意识，因此，精英是被人们视为精英的那些人。反之，客观标准与独立于相关方主观意识的特性相关。那些个体之所以属于精英，是因为他们具备这些特性，而不论相关方是否能意识到这一事实。”[11]在本书中，“财富精英”一词是以客观形式存在的，即不管那些属于精英的个体是否将自己称为精英，这都无关紧要。因此，一个人是否认为自己是精英中的一员并不是决定他们是否属于精英的决定性因素。
功能主义方法在当代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方法不需要一个单一、统一的精英概念，而是要确定多个有竞争力的职能型精英。“在现代社会，已不再只有一座金字塔，而是有许多座金字塔，每座金字塔顶端都有自己的精英。”[12]这些社会领域涉及政治、经济、科学、宗教与文化精英。1995年出版的《波茨坦精英研究》（Potsdam Elite Study）一书中对政治、公共行政、商业和经济、贸易协会、工会、大众传媒、科学、军事和文化等主要领域的职能精英进行了区分。[13]
2.1 谁是经济精英？
早在1962年，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就指出“精英”和“统治群体”二者存在歧义。在现实中，他注意到，每个社会的上层阶层都“至少包含三个集合体或准群体”[14]：上层阶层群体、经济上层阶级、统治阶级或权力精英。
“判断一个社会群体是否属于经济上层阶级的决定性标准不是经济实力，而是与社会中某一等级或地位相关的资产或收入。可以说，这涉及最高税率级别，但由于存在各种合法的、准合法的避税以及非法逃税，因此这个定义也就不准确了。”[15]撇开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合理避税”一事不说（逃税是违法的；也许达伦多夫意指合法避税方案，如今在德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他把这个术语用作职能精英在经济领域的一个可行的定义来使用，但是涉及面太过宽泛。
然而，达伦多夫的断言是正确的，即有关权力的行使不一定要作为定义经济精英的一项衡量标准。事实上，他说，那些属于经济精英阶层的人可能在某个位置上行使权力（不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市级层面），因此他们可归为精英阶层。然而，根据这种判断方法，权力的行使并不是成为精英阶层成员的特征之一。
这种判断方法不同于其他方法（见下文），因为其他方法将权力的行使视为人们成为精英成员的必要先决条件。达伦多夫对这个术语的定义非常宽泛，它包括社会中一个不重要的群体（现在所说的在德国缴纳所得税税率为45%的人），而其他学者在界定经济精英时条件过于严格和狭隘，他们认为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潜力是成为精英的决定性特征。
1995年出版的《波茨坦精英研究》就“其在与整体社会有关的关键决策进程中，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的程度”这一方面，对精英做出了定义。[16]但“整体社会”这一含义仍不明确。在国家层面对政治决策有所影响，是不是成为精英成员的必要先决条件？或者，比如说，有能力影响大城市市级层面的关键决策就足以成为精英了？
《波茨坦精英研究》将公司规模（以营业额衡量）作为选择经济中最高职位持有者的最重要标准。[17]该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公司和银行的管理委员会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监理会中。[18]因此，“经济精英”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仅指受薪高管。而作为“经济精英”的核心企业家以及投资者，大多被排除在外，因为大公司的管理层通常由受薪高管而非企业家组成。
运用达伦多夫的“财富与收入”标准，受薪高管（大公司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仅占据经济上层阶级的一小部分，这还不包括超级富豪。而学术派财富研究者通过研究发现，大多数的超级富豪是企业家而非受薪高管。如上所示，财富水平越高，这一点就越明显。
当从收入而非财富层面去考虑时，大公司的管理层成员（在传统精英研究中占很大比例的受访者）实际上代表了最高收入阶层中特殊的少数群体。2011年，在德国有16341个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超过了100万欧元。[19]只有顶尖公司的高管才能达到这样的收入，比如被纳入德国DAX指数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DAX指数是指以德国股票市场上市的30家最大公司为样本的指数，这些公司2015年平均收入为586万欧元。[20]大多数被纳入MDAX（MDAX指数将仅次于刚才所说的30家公司之后的50个最大公司作为样本，是德国第二大股票指数）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也是收入百万的富翁。[21]然而，只有80家公司被列入DAX指数和MDAX指数中，收入过百万的人的总数仅在三位数范围内。
“波茨坦精英研究”项目是一项综合调查项目，其受访者包括539名大公司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和338名大型金融机构中拥有最高职权的人，[22]其中许多都是顶级公司执行董事会的成员，他们大多是收入过百万的富翁。这次研究并没有把收入和财富作为选择标准，而这877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在大型商业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尽管这些人从收入来看都可以称为百万富翁——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在德国收入百万的富翁中仍属于只占约5%的少数派。虽然没有关于百万富翁的职业的统计数字，但种种迹象表明，大多数百万富翁都是企业家而非在大型商业企业中占据领导职位的受薪高管。许多中小企业的企业家收入（尤其是红利）远远超过那些大公司执行董事会成员的薪酬总额（工资加奖金）。上层阶级的最高层，根据达伦多夫在“财富/收入”中的标准定义，在研究范围仅限于大公司执行董事会成员的时候，同样被排除在外。
因此，从两个子类来考虑经济精英是合理的，其中第二个子类就是本书所要谈论的。
1.大公司的最高职权人，由于其职位及公司规模，很可能对国家层面的政治决策产生影响。该群体主要由受薪高管组成。从传统意义上讲，他们是大多数经济精英研究的焦点，比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进行的研究以及“波茨坦精英研究”。
2.财富精英是在财富金字塔顶端的那些精英，但其不一定能在国家层面上对政治产生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该群体由企业家和投资者组成。
学术类财富研究的焦点集中在“财富精英”这个群体。在这方面，“精英”一词是否适用于这一背景呢？如果把能否在关键性的社会决策上产生决定性影响作为基本衡量标准，就如同《波茨坦精英研究》的作者所说的那样，那么显然这个标准并不适用。而本书则是遵照达伦多夫所采用的方法，在其对经济精英下定义时并没有把“权力”作为一项衡量标准，而是把“财富与收入”作为经济精英的关键特征。
如上文所引用的“精英”一词的其他定义，这里所定义的财富精英无疑就是精英。超级富豪通过经济选择的过程，达到他们所处的地位。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之所以可以代表一个精英阶层，是因为“在一个特定的选择过程中，与社会体系中的其他成员相比，他们在某些特征上的表现优于其他人”。[23]这种特征指的是财富，而选择过程就是市场。至少大多数“白手起家”的超级富豪，都在这本书所涉及的主体之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继承财产的人来说也是如此。维持（特别是增加）所继承的财富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经济成就。西莫斯·可汗·拉曼所指的“对资源有极不合理掌控权或使用权的人”[24]同样可以被称为财富精英。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就是财富。
与一个人在一家大公司中晋升到领导地位的选拔过程相比，选择财富精英的过程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大公司的领导职位通常被认为是公司内部工作所能达到的顶峰，但是财富精英的经济选择过程遵循的是截然不同的规则。重要的是实际的经济成就，包括创办和成功地创建一家（比较典型的是中小型）企业，或者投资活动的盈利情况，比如说在房地产市场中的投资。
那么，对财富精英的定义到底有多宽泛？在本书中，“财富精英”这个词是用来指那些至少拥有1000万欧元净资产的人。[25]诚然，高净值人群及那些拥有1000万欧元净资产的人，都具备非同一般的金融资源、生活方式和政治影响力。然而，该群体的成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不必为了谋生而工作，尽管该群体的绝大多数成员都选择这样做。
以每年3%的净利率用1000万欧元进行投资，每月收入为25000欧元。就算要在40年内将这笔资金全部花掉，每年支出也要达到250000欧元。因此，这些人可能获得的资产与“隔壁的百万富翁”[26]有本质不同。那些不属于财富精英的人以每年3%的利率进行投资，每月仅获得2500欧元收入，这远远达不到财富精英对生活的期望值。
从客观的角度来说，财富精英的特征是高度的“财务自由”，这样的能力超出了“隔壁的百万富翁”。从主观层面上讲，许多财富精英也会根据这样的事实来定义自己，即他们通过自己拥有的财富来创造收入，这让他们不仅不必出于经济需求而从事有报酬的工作，还能借此享受优越的生活。
2.2 习性对于成为经济精英所起的作用
将“经济精英”一词所指代的范围局限于大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有着深远影响，特别是在有关精英招募机制和社会流动性的调查当中。使一个人能够跻身经济精英行列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术语的确切定义。如果这一术语所指的范围主要包括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那么精英的招聘机制将与上文提到的被财富精英采用的机制有很大差异。
当代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皮埃尔·布尔迪厄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研究统治阶级所采用的复制机制。[27]除了正规的教育资格之外，布尔迪厄认为习性（habitus）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把习性定义为“一个具有被结构化和建构双重特征的社会化性情系统，它在实践中习得并一直以实用功能为目标”。[28]它包括一个人的着装风格、爱好、热衷的休闲活动、说话方式、所处的社会圈子、所从事的运动、所拥有的常识，以及表现出来的自信。
布尔迪厄认为，不同的习性可以划分社会中的不同阶层。他说：“每一个阶层的情况都是由……每一件将其和其他事物区分开来的事，特别是与其相背离的事情来确定的；社会认同是通过差异来定义和确立的。这意味着某个阶层的整个结构都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习性倾向中，因为它在这种生活条件下将自己展现出来，这种生活条件在该结构中占据特殊地位。”[29]
根据布尔迪厄的说法，历史以两种形式客观存在或客观体现：制度上的物化和人类肌体的物化，即习性。[30]习性被置于相当重要的位置：每个人出生时都处于某个特定的阶层或群体中，然后从童年开始，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和社会环境中习得特定的行为，形成行为模式和表达自己的方式，从而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偏好。这些行为和偏好共同创造出一种生活方式，使之与其特定的阶层或群体以及该群体的个体成员保持一致的步调，并将他们所处的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分开来。“（实质上或象征性地）具有某一社会阶层的偏好、倾向和能力，是生活方式的生成准则，该阶层包含已被分类、具有分级功能的物体或实践，包含一整套与众不同的偏好，它们在有象征意义的子空间、家具、服装、语言或身体、禀性的特定逻辑中表达相同的意图。”[31]
布尔迪厄以及追随他的那些理论家认为，作为精英结构复制的关键，习性的功能是：那些将精英习性内化的人的社会化从一开始就比那些没有经历过同样社会化进程的人有决定性优势。“一个人过去的经历塑造并表现出他们的习性，并将作为一种习性继续对行动方向、态度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最终带领这个人回到其所属社会阶层的社会空间。他们仍归属于自己的社会群体，并在他们的实践中不断复制他们的群体。”[32]
通过实证研究，布尔迪厄制作了一份调查问卷，他在问卷中向受访者提出问题，包括他们使用的家具，他们的爱好、着装，他们最喜欢的音乐家、歌手、作家、艺术家和电影，以及给客人提供的食物的味道等[33]。这些不同方面的偏好结为一体，共同构建出一种使该阶层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和群体的生活方式。
迈克尔·哈特曼（Michael Hartmann）特别强调了在德国习性和精英招募之间的相关性。他发现德国的大公司以四个关键的个性特征来确定他们要招募的精英的习性：[34]深知着装和礼仪规定；基础广泛的通识教育；创业的态度，包括豁达的人生观；外表和举止表现出的高度自信。
在哈特曼看来，希望改善社会地位的那些人往往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上缺乏必要的，或者最起码的自信，同时不想巧妙质疑官方准则和居支配地位的行为准则，或不想仅是在某种情况出现时打破这些准则。这里所说的自信包括建立规则和准则时的游戏态度，构成了“存在于归属者与那些想要归属其中的人之间的关键区别”。[35]
哈特曼指出，潜意识——惯习在甄选机制中起到关键作用，它解释了为什么经济精英的成员主要是从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中而来。他发现任何一个受雇于大公司执行董事会或处于高级管理层的人都具备一种重要的品质，即与那些已占据这些职位的人拥有相似的习性。“由于大公司对高层的任命是由极少数人决定的，其招聘流程也没那么正式，应聘者能与所谓的‘决策者’保持一致，且同属一派就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决定没有建立在太多的合理标准基础之上，这和人们通常所想象的不一样。”[36]
为了支撑他的论点，哈特曼查看了该群体中拥有最高教育资历的人——有博士学历的人的职业前景。他辩称，如果说一个人的社会背景在其晋升为精英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仅由个人的资质决定，那么他希望将其研究范围锁定在资质相同的人群，以中和这种因素产生的影响。经过他亲自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在工人阶层或中产阶层中能获得博士学位的……只有9.3%的人，即大约每11个人中有1个人可以达到高级管理层的顶层。在上层社会阶层中，这一比例上升到13.1%，这意味着每8个人中就有1个人获得成功，而那些来自大资产阶级的人有1/4的可能性达到德国最高经济阶层。”[37]
对于在1955年、1965年、1975年和1985年获得工程、法律或经济领域博士学位，且之后进入商业、政治和法律专业或学术领域工作的那些人，哈特曼调查了他们的社会背景、教育和职业道路。哈特曼之所以将他的研究锁定在这三个专业领域（即工程、法律和经济领域），如他已指出的，在德国90%的高管研读的都是这三个专业领域中的其中一个，即工程学、法学和经济学，而在政治和公共行政领域这些学科也占主导地位。在商界，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管中几乎有一半都是这三个专业的。[38]
哈特曼的研究发现，在德国经济中，社会背景与高管任命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社会选择的作用不仅是在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得到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方面有所体现，而且体现方式也非常直接。“尽管每个参与研究的博士毕业生都获得了最高的、为大多数社会所选择和认可的学历，但他们在德国商界生涯可以得到的机遇，以及他们在德国经济精英界中的发展前景，由于他们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得不到公平的分配。尽管他们为了获得博士学位已经历非常激烈的选择过程，然而他们仍需面对进一步的社会选择过程，这是完全独立于学术资质的，而且是为了跻身德国最大的公司谋求领导职位而需经历的过程。”[39]
继布尔迪厄之后，哈特曼认为，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习性是大不相同的。“在社会的最高阶层，人们如果能表现得‘更加自信’，是因为他们从小就熟悉那样的环境。而那些在长大后才从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进入最高阶层的人，则缺乏这样的自信，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不稳定性’，恰恰因为他们缺乏经济精英领域的知识或者说对这个领域不熟悉。”[40]
就哈特曼所研究的群体而言，这些发现确实令人信服。然而，他的研究的根本弱点在于他对经济精英的片面定义。哈特曼对经济精英的“更广泛”定义包括所有在德国一家大公司任高管职位的人。他用“狭义语境”界定经济精英，认为他们是那些占据世界级企业最高管理职位的人。[41]哈特曼总结道，一个人所处的经济地位越高，他的社会地位就越重要。他关于社会选择至关重要的假设，尤其适用于大公司的高层管理层。[42]
然而，这意味着哈特曼的研究对象明确地局限于大公司中的受薪高管。自主创业的企业家往往比高管赚的多得多，但在这项研究中基本上被忽视了，除了那些在自己公司里还位居正式高管职位的大公司老板。然而，只有哈特曼研究的少数大公司是这种情况。
有许多的证据证明了企业家的社会流动性远远比德国大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流动性大得多。哈特曼认为，社会选择在商界的影响力比在其他精英阶层的影响力更大。他对这种差异的解释如下：“大资产阶级的孩子”总能比法律界或政界的人优先在商界获得地位，因为他们“通常能坐到那些有希望获得最大权力和最高收入的位子”。[43]而在商界拥有领导职位的人，是否真的比在政界拥有同等地位的人有更大的权力，这仍是一个需要公开讨论的问题。然而，这是提供获得更多收入潜力的途径，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哈特曼没有考虑到，在许多情况下，企业家的收入远高于受薪高管，甚至包括那些最高级别的管理人员。正如上文所述的学术财富研究成果所一再证明的那样，那些渴望财富的人，几乎不愿意作为雇员来实现他们的目标。绝大多数富人和高收入者都是企业家，主要是中小企业的所有者。
哈特曼的研究结果对于大公司内部的精英招聘显然是合理的。进入最高管理阶层是精英几十年职业生涯中的最高成就，而这最终是由公司监理会的人来决定的。在这方面，强大的主观因素确实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强调习性的重要性的哈特曼和其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然而，财富精英们的选择过程却大不相同，本书B第二部分中的访谈阐述了其不同之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在学习阅读和写作以及努力完成基础中等教育过程中遇到巨大困难的受访者。虽然这些困难势必成为他在德国某家大公司董事会获取一席之地时的障碍，但是并不妨碍他积累下价值数亿欧元的财富。9.1节将对财富精英的社会形成机制做出详细说明。
正如这项研究所显示的，许多企业家和超级富豪都来自中产阶级。企业家们所展现出的许多人格特质对其在德国的大公司的职业生涯并不是特别有利。然而，例如，自愿服从被视为一个人能否跻身公司最高管理层的积极特质，而企业家往往不是墨守成规的人，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明确地追求自主创业的理念，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个性或正式的学历使他们不可能在某家大公司实现一段成功的职业生涯或晋升到执行管理层（有关于此的更多信息，参见本书10.1节）。已有很多证据可支撑该假设，如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人永远无法在某家大公司严苛的体制框架下成就一段成功的职业生涯，因为他的行为模式与执行董事会的相关任命要求是不一致的。[44]他只好自立门户，不仅个人获得了成功，而且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
公司在任命执行董事会时所采用的甄选机制与公司创始人的甄选机制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个人能否成功跻身于财富精英行列，不是由某个委员会成员或导师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例如，房地产投资者能否获得财富同样不受任何董事会决定的影响，这与他们是否做出了明智的投资决策的结果有关。这表明，习性和正式教育资质在一个人跻身财富精英队伍时所发挥的作用远不及他们一个人爬到大公司高级管理层那么大。
这清楚地表明，对“财富精英”这一术语的过于狭隘的定义仅指大公司中的最高职位占有者。局限于这些个人（大公司执行董事会成员）的研究，将企业家、成功的投资者和财富精英统统排除在外，致使得出的与经济精英所运用的复制机制相关的结论是偏向于某一个方向的（只反映了一个单一子群体的实际情况）。
下一章将介绍创业研究的发现，这一学科不同于传统的精英研究，它关注的并不是世界级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而是成功创业的具体要素。由于企业家是富人中最重要的一个群体，因此创业研究很值得关注。
* * *
[1] W.Felber，Eliteforsch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Wiesbaden：Springer Fachmedien，1986），S.19.
[2] Barbara Wasner，Eliten in Europa：Einführung in Theorien，Konzepte und Befunde（Wiesbaden：Springer Fachmedien，2006），S.16.
[3] Beate Krais，“Begriffliche und theoretische Zugänge zu den ‘oberen Rängen’ der Gesellschaft，” in Oberschichten-Eliten-Herrschende Klassen，edited by Stefan Hradil and Peter Imbusch（Wiesbaden：Springer Fachmedien，2003），S.38.
[4] Viktoria Kaina，“Deutschlands Eliten zwischen Kontinuität und Wandel. Empirische Befunde zu Rekrutierungswegen，Karrierepfaden und Kommunikationsmuster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 10（2004），S.8.
[5] Armin Nassehi，“Differenzierungseliten in der ‘Gesellschaft der Gegenwarten’，” in Deutschlands Eliten im Wandel，edited by Herfried Münkler，Grit Straßenberger and Matthias Bohlender（Frankfurt-am-Main：Campus Verlag，2006），S.255.
[6] Christine Kestel，“Über Elite：Form und Funktion von Elite-Kommunikation in der Gesellschaft der Gegenwarten”（PhD diss.，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unich，2008），S.16.
[7] Christine Kestel，“Über Elite：Form und Funktion von Elite-Kommunikation in der Gesellschaft der Gegenwarten”（PhD diss.，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unich，2008），S.24.
[8] Christine Kestel，“Über Elite：Form und Funktion von Elite-Kommunikation in der Gesellschaft der Gegenwarten”（PhD diss.，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unich，2008），S.45.
[9] Shamus Rahman Khan，“The Sociology of Eli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8（2012），p.362.
[10] Herfried Münkler，Grit Straßenberger，and Matthias Bohlender，“Einleitung，” in Dies：Deutschlands Eliten im Wandel（Frankfurt-am-Main：Campus Verlag，2006），S.13.
[11] W.Felber，Eliteforsch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Wiesbaden：Springer Fachmedien，1986），S.20.
[12] Michael Hartmann，The Sociology of Elites（New York：Routledge，2006），p.105.
[13] Wilhelm Bürklin et al.，Eliten in Deutschland：Rekrutierung und Integration（Wiesbaden：Springer Fachmedien，1997），S.17.
[14] Ralf Dahrendorf，“Eine neue deutsche Oberschicht？” Die neue Gesellschaft 9（1962），S.18.
[15] Ralf Dahrendorf，“Eine neue deutsche Oberschicht？” Die neue Gesellschaft 9（1962），S.19.
[16] Jörg Machatzke，“Die Potsdamer Elitestudie：Positionsauswahl und Ausschöpfung，” in Eliten in Deutschland：Rekrutierung und Integration，edited by Wilhelm Bürklin and Hilke Rebenstorf（Wiesbaden：Springer Fachmedien，1997），S.35.
[17] Jörg Machatzke，“Die Potsdamer Elitestudie：Positionsauswahl und Ausschöpfung，” in Eliten in Deutschland：Rekrutierung und Integration，edited by Wilhelm Bürklin and Hilke Rebenstorf（Wiesbaden：Springer Fachmedien，1997），S.43.
[18] Jörg Machatzke，“Die Potsdamer Elitestudie：Positionsauswahl und Ausschöpfung，” in Eliten in Deutschland：Rekrutierung und Integration，edited by Wilhelm Bürklin and Hilke Rebenstorf（Wiesbaden：Springer Fachmedien，1997），S.44～45.
[19] 2011年，12374人的收入为100万到250万欧元，2567人的收入为250万到500万欧元，1400人的收入在500万欧元以上。详细数据参见“Anzahl der Einkommensteuerpflichtigen mit mindestens einer Million Euro Einkünften in Deutschland von 2004 bis 2013，” last modified 2017，https：//de.statista/statistik/daten/studie/162287/umfrage/einkommensmillionaere-in-deutschland。
[20] “Auf den nachfolgenden Seiten erhalten Sie folgende Vergütungsinformationen auf Basis der Geschäftsberichte 2014 bzw.2015，” accessed 27 October 2017，http：//hkp/cms/upload/press/20160330_Pressegespraech_DAX_GB-Auswertung_2015_Tabellen.pdf.
[21] “Die Top-Verdiener im MDax，” 15 May 2014，http：//wiwo.de/finanzen/boerse/vorstandsverguetung-die-top-verdiener-im-mdax/9897550.html.
[22] Jörg Machatzke，“Die Potsdamer Elitestudie：Positionsauswahl und Ausschöp-fung，” in Eliten in Deutschland：Rekrutierung und Integration，edited by Wilhelm Bürklin and Hilke Rebenstorf（Wiesbaden：Springer Fachmedien，1997），S.44-46.
[23] W.Felber，Eliteforsch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Wiesbaden：Springer Fachmedien，1986），S.19.
[24] Shamus Rahman Khan，“The Sociology of Eli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8（2012），p.362.
[25] 更多详细解释参见本书第7.2节。
[26] Thomas J.Stanley and William D.Danko，The Millionaire Next Door（Atlanta：Longstreet Press，1996）.
[27] 关于这点及以下参见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Abingdon：Routledge，2010）；Michael Hartmann，The Sociology of Elites（New York：Routledge，2006），pp.46-54。
[28] Bourdieu and Wacquant quoted in Micheal Hartmann，The Sociology of Elites（New York：Routledge，2006），p.115.
[29] 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Abingdon：Routledge，2010），pp.171-172.
[30] Beate Krais and Gunter Gebauer，Habitus（Bielefeld：Transcript Verlag，2014），p.34.
[31] 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Abingdon：Routledge，2010），p.169.
[32] Beate Krais and Gunter Gebauer，Habitus（Bielefeld：Transcript Verlag，2016），p.34.
[33] 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Abingdon：Routledge，2010），p.513 et seq.
[34] Bourdieu and Wacquant quoted in Micheal Hartmann，The Sociology of Elites（New York：Routledge，2006），p.82.
[35] Michael Hartmann，The Sociology of Elites（New York：Routledge，2006），p.82.
[36] Michael Hartmann，The Sociology of Elites（New York：Routledge，2006），p.81.
[37] Michael Hartmann，Der Mythos von den Leistungseliten：Spitzenkarrieren und soziale Herkunft in Wirtschaft，Politik，Justiz und Wissenschaft（Frankfurt-am-Main：Publisher，2002），S.65.
[38] Michael Hartmann，Der Mythos von den Leistungseliten：Spitzenkarrieren und soziale Herkunft in Wirtschaft，Politik，Justiz und Wissenschaft（Frankfurt-am-Main：Campus，2002），S.23.
[39] Michael Hartmann，Der Mythos von den Leistungseliten：Spitzenkarrieren und soziale Herkunft in Wirtschaft，Politik，Justiz und Wissenschaft（Frankfurt-am-Main：Campus，2002），S.71.
[40] Michael Hartmann，Der Mythos von den Leistungseliten：Spitzenkarrieren und soziale Herkunft in Wirtschaft，Politik，Justiz und Wissenschaft（Frankfurt-am-Main：Campus，2002），S.168.
[41] Michael Hartmann，Der Mythos von den Leistungseliten：Spitzenkarrieren und soziale Herkunft in Wirtschaft，Politik，Justiz und Wissenschaft（Frankfurt-am-Main：Campus，2002），S.63.
[42] Michael Hartmann，Der Mythos von den Leistungseliten：Spitzenkarrieren und soziale Herkunft in Wirtschaft，Politik，Justiz und Wissenschaft（Frankfurt-am-Main：Campus，2002），S.87.
[43] Michael Hartmann，Der Mythos von den Leistungseliten：Spitzenkarrieren und soziale Herkunft in Wirtschaft，Politik，Justiz und Wissenschaft（Frankfurt-am-Main：Campus，2002），S.174.
[44] 更多关于史蒂夫·乔布斯的行为模式参见Jeffrey S.Young and William L.Simon，iCon Steve Jobs：The Greatest Second Act in the History of Business（New Jersey：John Wiley & Sons，2005），pp.77，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