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雷诺（Michael Raynor）、玛哈尔·艾哈迈德（Mumtaz Ahmed）和安德鲁·D.亨德森（Andrew D. Henderson）通过计算得出如下结论：高业绩公司能够取得成功纯粹是因为它们运气好。他们的假设是：“在研究了那些所谓‘伟大’公司后，他们认为，这些企业多半只是比较幸运而已。”这一点“揭示出，系统性变化的结果要归因于少数人假定的特性，这是十分愚蠢的，这些人只是得到幸运之神眷顾而已”。[1]
很多有钱人和其他成功人士常常提到，好运气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因素。弗朗兹·沃尔特（Franz Walter）和斯泰恩·玛格（Stine Marg）采访了来自大型企业的160位企业家和执行经理。[2]在罗纳德·希曼（Roland Hiemann）撰写的《德国企业领导人的职业生涯》（The Careers of Germany’s Business Leaders）一章中，有些内容尤其令人感兴趣。希曼报道称，当受访者被问及自己如何得到现有领导职位时，其中多数受访者都答道：“其实，这真不在我的计划之内。”[3]他补充道：偶发事件队长（Captain Happenstance）可能是适合多数传记的标题。[4]
然后他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并没有确定的规划，并且承认运气和偶然性同样影响职业生涯，需要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不应把它视为缺乏雄心和动力的表现；第二，绝不要把它误解成自己职业命运的迷失或失控……另外，强调好运的作用和上司的青睐并不会影响企业家的自我决定或自尊心，反而更充分表现这些品质。[5]
2008年和2009年，瑞士社会学家采访了100个人，其中很多人是百万富翁。他们引用了其中一位受访者的话：“我只是碰上了这辈子最好的运气。”[6]其他受访者也同样愿意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运气。[7]尽管大家都这么说，但社会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富人倾向于把自己的财富主要归因于个人品质……有钱人似乎是凭借个人价值赚取财富的。有钱人（有可能是由于他们有物质资源）会觉得自己有非凡的能力。”[8]
和许多富有的成功人士内在信念相反，他们受访时再三强调了好运和机缘的重要性。1996年，美国心理学教授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发表了一篇《创造力：心流和发现与发明的心理》（Creativity：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的研究，受到高度关注。1990～1995年，他访问了91名优秀人士。每一位受访者都在科学、艺术、经济或政治等重要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受访者包括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9]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人数比商界人士的人数更多（只有三位受访者来自商界）。[10]
在他整个研究过程中，契克森米哈赖考虑了意外好运对受访者的成功所起到的作用。契克森米哈赖认为，“在我们问有创造力的人们如何解释自己的成功时，最常见的回答之一，也许是最常见的回答，就是“自己很幸运”。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位置几乎是普遍的说法。”[11]“遇到正确的人”[12]同样也很重要。
作者总结道，运气无疑是发掘创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契克森米哈赖介绍了一位非常成功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卖得很好，最后挂在了最好的博物馆的墙上。他曾经遗憾地承认，至少有上千位艺术家和他的水平不相上下，而他们都默默无闻，他们的作品没人欣赏。他说道，自己与其他人的区别就是，几年前，他在一场派对上遇到了一个人，和他一起喝了几杯。[13]他继续透露，这个人后来给予他很大的支持。
契克森米哈赖随后就用运气和巧合的巨大意义证明自己的说法。然而，强调个人作用重要性的有限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个人作用往往被人夸大。“但是，人们也可能犯相反的错误，否认个人的所有功劳……不过，很多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有利位置或遇到了合适的时机，即使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也极少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做。”[14]他承认，这些人所取得的成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不过相对来看，他补充道：“除了这些好运所支配的外部因素，能让个人为提高文化修养做出努力的是一个人塑造自己生活以适应自己目标的个人决策，而不是让外部力量来支配他们的命运。”事实上，可以这么说，这些人最显著的成就是他们创造自己的生活。我们有必要了解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因为这也适用于我们的生活。”[15]
因此，契克森米哈赖以尖锐的言辞来开篇，他认为，即使每个新想法或新产品都出自个人，也不能说这种创新一定是任何个人特定特征的直接产物。[16]在别处他甚至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反而会受到外部事件的影响，遇到好人或坏人、好事或坏事，他们（研究中的受访者）不得不对应对遇到的事情。与其说是事件塑造了他们，不如说他们通过改变事件来达成自己的目标。”[17]
加拿大记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Outliers：The Story of Success）一书中，试图找出特别成功的人能够如此成功的原因。他的核心假设就是，人格特质、智力等在解释卓越人才的成功方面并不重要。“我希望你明白的是，这种关于成功的个人解释没什么用……站在王者面前的人可能看上去像是一切都是他们独自完成的，而事实上，他们始终得益于隐藏的优势、意想不到的机会和文化遗产，这些可以使他们不断学习、努力工作并且以其他人做不到的方式认识世界。”[18]
格拉德威尔坚信，巨大的成功并不是出众的人格特质或策略的结果，而是努力工作和好运带来的。格拉德威尔以两位特别聪明的人物为例——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和一位很大程度上无人认识且并不成功的天才克里斯·兰根（Chris Langan）（智商为195），以证明智力并不能保证人一定能成功。格拉德威尔认为，研究表明，智力当然是影响成败的因素，不过，这最多只适用于智商为120左右的人。[19]而智商高于130的人并不会获得真实世界的任何其他优势。根据格拉德威尔的说法，举例来说，智商为130的人和智商为180的人同样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他认为，“实践智力”，即知道对什么人说什么话，知道什么时候说，并且知道怎么说才能获得最大效果。能做到这些要重要得多。[20]然而，格拉德威尔认为，这些技巧不是由基因决定的，而是从学习中获得的。与父母贫穷的孩子相比，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学习这些技能的可能性更大。此外，出生在哪个家庭是由个人运气决定的，这也证明了作者的假设，即运气是最关键的因素。就像契克森米哈赖一样，格拉德威尔也强调了这个事实，即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也会强调好运在成功中所起到的作用。格拉德威尔问及盖茨成功的原因时，他首先这样说道：“我很幸运。”[21]
那么为什么成功人士在谈及成功时往往把成功归结为运气呢？契克森米哈赖、格拉德威尔和其他作者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更愿意接受受访者“表面上认定”自己是走运的。事实上，在成功人士被问及自己成功的原因时，他们会谈及运气主要基于如下几点考虑：
·他们的回答中包含真实成分。生活中，遇到好运和遇到不幸的巧合同样重要。
·他们可能潜意识地试图转移人们嫉妒的视线。
·他们的回答往往令人困惑，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怎么成功的。
5.1 偶然的作用
像契克森米哈赖和格拉德威尔这样的作者往往会遵循类似的论证。如果成功人士并没有恰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特定的地方，或并没有认识正确的人，他们永远都不会成功。哲学和历史哲学中有大量论述了机遇重要性。在一篇《历史理论中的机遇与应变》（Chance and Contingency in the Theory of History）博士论文中，阿德·霍夫曼（Arnd Hoffmann）这样定义机遇：“机遇是基于动机和期望的独立行动链的巧合，并会达成这样的结果，在其汇合并对事件产生影响时，只有这些机遇是无意识的、不可预测的、突如其来的、不太可能的。它们才会对行为人产生重要影响。”[22]
在历史领域，在依靠违背事实的假设来探索历史是否合理甚至合法上，有很多激烈的争辩。2005年霍夫曼指出，过去20多年，大家对于“如果……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明显兴趣大增。[23]有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每一种因果性解释必须包含隐含的违反事实的观察，即使这些并不是外显的。“如果没有说明某种原因或某些原因，我们就暗示，如果没有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动或一系列行动，那么事情就会有所不同。如果我们并不相信他们会那么做，我们就不应该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性或行为提出质疑。”[24]
在与格拉德威尔的观点相似的书中，虽然违背事实的假设并没有被明确提出，但它们具有重大意义。读者时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比尔·盖茨没有免费接触大型计算机的工作机会会怎么样？我们很难为这类假设提供一个让人满意的结局。盖茨还对在他的领域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功满意吗？如果不能，他能否以他的个人特质（例如超凡的智慧、杰出的创业素质或某些个人品质的力量和成功策略），在其他领域取得同样的成功？
成功并不取决于个人机遇，更重要的是，个人是否能够首先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机遇，以及是否能够对其加以最优化利用。很有可能其他人也会遇到同样的机会，但谁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即使意识到机遇来临了，并没有加以充分利用。小说家马克斯·弗里奇（Max Frisch）曾经说过：“机遇为我打开属于我的一片天地。”[25]机遇能否被发现并被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经验的开放性”，也就是大五人格特征理论之一。许多研究表明，企业家和富裕人士的经验开放程度要高于平均水平。
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的发现也很有趣，他调查了人们如何看待机遇在生活中起的作用以及他们对突如其来的机遇会做何反应。他经过观察发现，外向性与一个人遇到意外机遇和积极加以利用的可能性是相关的。“任何再三声称自己‘幸运’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加外向。这种高度的外向性意味着，这些自己宣称是‘幸运星’的人会与更多的人接触，并且由于外向的人通常对其他人更为开放，所以他们往往更能够从信息、反馈及其他能在生命中任何地方增加机遇的有用暗示中获益。”[26]
怀斯曼（Wiseman）给研究对象来的路上提供了两个机会：一个机会是以钞票的形式出现的，怀斯曼把钞票放在通往研究实验室的地板上；另一个机会是以潜在雇主的形式出现的，潜在雇主在咖啡馆里和研究对象接触、攀谈。“‘幸运星’一下子就找到了钱，与潜在雇主在咖啡馆热烈地交谈，并在那里找到了非常感兴趣的工作。几乎所有‘不走运的人’都直接越过了钱，并且没有利用这次咖啡馆的谈话机会。”[27]这说明，对偶然事件的识别和利用也是某些人格特征和态度的结果。
与格拉德威尔的著作相似的书，都把如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等人的大部分成功归结为一系列幸运的巧合，这就具有了固有的暗示性力量，因为这会引导读者不停地追问：如果这种单一事件或是那一点点好运气并没有发生，会有什么不同呢？作者越是把这些幸运的巧合联系起来，读者们就越有可能认为，如果这些人没有遇到那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他们就不会在类似的领域取得成功。当然，这是有可能的，不过无法被证明。要确定这些成功人士生活中的大量负面事件或不愉快巧合并不难，而这些只能说是运气不佳。如果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取得这么大的成功，而是失败了，那么有这种不走运的暗示十分容易，这也同样可以作为他们失败的一种解释。但这样的话，就会忽略一个事实，也就是一个人对事件做出反应的方式过多，而对事件本身则很少，这就会导致特定的结果。
人们一生中只遇到好运气或坏运气的可能性非常低。平均来讲，在几年或几十年间，好运气和坏运气是可以相互抵消的。霍夫曼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补偿理论”。这样一来，一些巧合就弥补了另外一些巧合。[28]
毫无疑问，偶然事件和运气确实起了作用，不过，这种作用会根据所涉及的事件领域而大不相同。在强调好运作用的同时，迈克尔·J.莫布森（Michael J.Mauboussin）也承认，不同领域和事件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他提出了“运气/技能连续体”的说法，并以体育活动等为例加以说明。他把轮盘放在光普的“纯好运”的一端，把国际象棋放在光普“纯技能”的一端。[29]为了决定一个事件处于光普的哪个位置，可以询问以下问题：你是否会故意输掉。很明显，在技能游戏中，你可能会有意地输掉，不过，玩玩轮盘赌或彩票时，你无法故意输掉。在美国，为使在线扑克合法化，律师们甚至拿这个测试作为他们的法律论据。[30]
即使机遇确实算一个因素，人们对机遇事件或偶然事件的反应一定重要得多。赢得彩票是一个天降好运的例子。不过，那些赢得彩票大奖的人在几年内就不会有好运了。[31]相比之下，那些自力更生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豪失去一切后，却能在几年内重获财富。
还有一个幸运巧合的例子就是继承了大笔的财富，而继承的个体什么也没做，只是继承财富而已。他们在两三代人之内就失去财富的例子也有很多。罗伯特·阿尔诺特（Robert Arnott）、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Bernstein）和莉莉安·吴（Lillian Wu）于2015年指出，多数超级富豪的财富都很快耗尽。他们问道：“从前创业时代的超级富豪的后代们，如阿斯特家族（Astors）、范德比尔特家族（Vanderbilts）、卡内基家族（Carnegies）、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s）、梅隆家族（Mellons）和格蒂家族（Gettys），现在都哪儿去了？……最先获得巨大财富的人都是万里挑一的天才，相比之下，这些超级富豪的后代很少是同样的万里挑一的天才……一般来说，我们发现，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比，超级富豪的后代会在每20年（或更短）时间内，将其遗产减半。今天，19世纪的巨大财富大半都已耗尽，几乎所有半个世纪前的好运气也都没有了。”[32]
不可否认，运气和机会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是人们不太关心这一点。人们更关心经过证实的成功策略，这并不是巧合，毕竟，意识到好运和机遇对获得成功发挥了作用，但这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它对于人们的行为影响不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说对于成功的解释更倾向于与个人有关的因素（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
5.2 幸运——对嫉妒的无意识防御
赫尔穆特·施伊克（Helmut Schoeck）在他的《嫉妒，一种社会行为理论》（Envy：A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假设，即“好运气和坏运气、机遇和机会”在控制嫉妒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正如施伊克所说，“人可以向个人命运中明显的不平等妥协，却不能屈服于对自己和他人都具有破坏性的嫉妒。他可以指责非个人权力——盲目的机会。”[33]在成功人士提到好运的时候，这就成了对嫉妒的无意识防御。“一个取得巨大成功的运动员、男学生或商人很可能会成为人们嫉妒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耸耸肩说：‘我只是觉得自己很幸运。’……他们只是下意识地通过这种方式，摆脱可能的嫉妒。”[34]这种行为指向一种“随机的、不可预测的、不可控的力量，这种力量导致了有利或不利的事件发生。”[35]
当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称“我只不过比较走运”时，比起提及自己的杰出智慧或是出众个性，他们这样说会显得更可爱、更人性化并且使人愉快。另外，我们常把成功归结为技能，把失败归结为坏运气，这么想可以帮我们解除心理负担。“我的成功归功于我，我的失败归咎于他人”[36]是一个熟悉的解释。很多研究表明，“无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无法达成目标或无法完成任务的人，往往会把失败归结于外部原因，比如优秀的对手、不利的环境或只是运气不好。然而，人成功了，他们认为成功应归功于自己的技术和能力，而几乎不会把成功视为对手较弱或环境有利的结果。”[37]
不过，契克森米哈赖的研究表明，那些特别成功的个人往往认为，他们的成功是由于运气太好了，或至少假设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这其中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卖弄成分。虽然关于非常成功的人经常把运气或巧合作为自己成功的原因，确实有第三个原因存在，但施伊克提到的无意识地为嫉妒辩解绝对能够成为一个关键因素。
5.3 用幸运和巧合阐释成功
在我们无法解释某个成功的结果时，我们也常常得出结论：这次成功完全是运气所致。莫布森就是这些强烈强调运气作用的作者之一。为了支持自己的假设，他引用了美国经济学家舍布·罗森（Sherwin Rosen）的《超级巨星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Superstars）一书中的分析。“罗森发现，一些超级巨星（如一流演员）赚取的收入远远大于那些能力稍弱些的演员。虽然粉丝们会觉得超级巨星没有那么出色，但他认为，他们演技的差异太小无法解释他们彼此薪酬上的巨大差距。”[38]
这个例子很好地解释了这样一个现象：很多作者过度轻率地得出运气或机遇发挥作用的结论，而没有考虑其他解释。莫布森关于运气的定义运用了差减法或余值法。“从这个意义上讲，运气是剩余的部分，是从结果中减去技能之后所剩下的东西。”[39]他认为，即使超级巨星的水平与普通音乐家相似，他们仍然会赚更多钱，这个差异不能仅靠音乐技巧来解释。“有多种方法来评定一个人的技能或能力。例如，你可以根据歌的节奏、音调、歌词内容、发声质量和乐器来评价一首歌。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判断标准，或者以不同方式来评定这些品质。不过，无论我们如何评估一个人的技能，运气也同样有利于通过社会影响影响我们的观点。所以，运气不仅仅隐藏在结果的不平等的背后，更决定了我们对技能或能力的评价。”[40]
不管在什么地方，上文使用差减法对运气的定义，即运气是从“结果”中减掉“技能”的剩余部分，这种谬误是把“技能”定义得过于狭隘的直接结果。在这种情况下，错误的假设是：超级巨星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是因为他们的音乐技能更高超。如果无法对音乐技能进行分类或量化，那么就只剩下运气可以作为唯一解释了。
不过，事情显然并不是这样的，麦当娜曾经是世界上薪酬最高的歌手，她的例子就可以证明。在麦当娜被问及是否有天赋的时候，她的经理，也就是曾经为麦当娜在音乐上取得成功铺平道路的人，答道：“她的技能足以创作音乐或弹弹吉他……但相比较而言，更重要的是她的个性，而且她是一位优秀的演员。”[41]在她赢得了电影《贝隆夫人》主角的机会的时候，麦当娜不得不先接受三个月的专业声乐训练。当时，她已经是世界上最有名和最成功的歌手了。她的成就和高收入并不是什么异常优秀的音乐才能所致，也不是运气或巧合的结果。这一切要归功于她能够定位和推广自己的才能。[42]
这也同样适用于许多企业家和超级巨星，不能把他们的成就归功于某项特殊的专业技能或某个产品功能，而应归功于出色的推广。奥地利亿万富豪迪特里希·梅特舒兹（Dietrich Mateschitz）（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创始人）和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英国维珍集团创始人）就是完美的例子。[43]即使是毋庸置疑的非常有能力的投资人，比如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至少其成功的一小部分要归功于精湛的自我推广技巧。[44]
不仅那些仓促论证的学者和作者把成功归功于运气和机遇。在许多情况下，连成功人士自己都不知道或是至少无法表达清楚自己为什么成功以及是如何成功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进行定性社会研究以填补这项空白。阿诺德-迈克尔·诺（Arnd-Michael Nohl）表示：“虽然受访者很清楚如何处理具体问题，也不能假设他们能够弄清楚成功的原因。”诺引用了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非理论知识”，这种“非理论知识”首先必须由研究人员阐述。[45]
学者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提出了“内隐知识”这个词。本书第4.5节强调了内隐学习的重要性。人们通过内隐学习可能获得最多的隐性知识或直觉。不管谈论的是“隐性知识”或“非理论知识”，无论如何，显然，我们所知的往往比我们自己了解的或能够明确解释的要多。盖克·克拉克斯顿（Guy Claxton）将自己的论文命名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Knowing Without Knowing Why）。[46]哈耶克指出，很多事情人们都“能够”做得很好，却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这些技能的特点就是，我们往往无法明确地（推论性地）解释所涉及的行为方式。”[47]
正如研究所示，成功人士往往无法明确地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成功。一个成功的作者能否准确解释自己是“如何”写作的？一个成功的音乐家能否准确解释自己是如何比其他音乐家取得更大成功的？由于他们的行为往往是内隐学习的产物，并且是依靠直觉进行的，所以这一点很难解释。也许这些人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或者他们缺乏在更抽象，甚至在更科学的层面上反思这些话题的能力。即使他们仔细思考过，对于这种比较，他们往往缺乏必要的依据做出合理的解释。当人们无法认识到他们过去或现在的成功的原因时，他们把成功解释成运气或机遇也就不奇怪了。
受访者在无法明确说清楚自己的内隐知识时，他就会将其解释为好运，这也可以缓解尴尬的局面。当人们用运气或巧合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成功时，这么说有三个好处：解释中包含了部分真相，对于采访者来说“听起来不错”，而且可以作为一种针对嫉妒的无意识保护。
* * *
[1] Michael Raynor，Mumtaz Ahmed and Andrew D.Henderson，“Are ‘Great’ Companies Just Lucky？” Harvard Business Manager（April 2009），p.2.
[2] Franz Walter and Stine Marg（eds.），Sprachlose Elite？Wie Unternehmer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sehen（Reinbek：BP Gesellschaftsstudie，2015），S.19.
[3] Roland Hiemann，“‘Geplant war das alles nicht’：Werdegänge deutscher Wirtschaftsführer，” in Sprachlose Elite？Wie Unternehmer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sehen，edited by Franz Walter and Stine Marg（Reinbek：BP Gesellscha-ftsstudie，2015），S.39-40.
[4] Roland Hiemann，“‘Geplant war das alles nicht’：Werdegänge deutscher Wirtschaftsführer，” in Sprachlose Elite？Wie Unternehmer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sehen，edited by Franz Walter and Stine Marg（Reinbek：BP Gesellscha-ftsstudie，2015），S.41.
[5] Roland Hiemann，“‘Geplant war das alles nicht’：Werdegänge deutscher Wirtschaftsführer，” in Sprachlose Elite？Wie Unternehmer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sehen，edited by Franz Walter and Stine Marg（Reinbek：BP Gesellscha-ftsstudie，2015），S.43-44.
[6] Ueli Mäder，Ganga Jey Aratnam and Sarah Schillinger，Wie Reiche denken und lenken：Reichtum in der Schweiz-Geschichte，Fakten，Gespräche（Zürich：Rotpunktverlag，2010），S.182.
[7] Ueli Mäder，Ganga Jey Aratnam and Sarah Schillinger，Wie Reiche denken und lenken：Reichtum in der Schweiz-Geschichte，Fakten，Gespräche（Zürich：Rotpunktverlag，2010），S.207.
[8] Ueli Mäder，Ganga Jey Aratnam and Sarah Schillinger，Wie Reiche denken und lenken：Reichtum in der Schweiz-Geschichte，Fakten，Gespräche（Zürich：Rotpunktverlag，2010），S.310.
[9] Mihaly Csikszentmihalyi，Creativity：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New York：Harper Collins，2013），p.13.
[10] 这一点在契克森米哈赖书中的附录A中有所体现，其中包括他为这本书采访的个人简短的传记。Mihaly Csikszentmihalyi，Creativity：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New York：Harper Collins，2013），p.13 et seq。
[11] Mihaly Csikszentmihalyi，Creativity：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New York：Harper Collins，2013），p.46.
[12] Mihaly Csikszentmihalyi，Creativity：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New York：Harper Collins，2013），p.186.
[13] Mihaly Csikszentmihalyi，Creativity：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New York：Harper Collins，2013），p.46.
[14] Mihaly Csikszentmihalyi，Creativity：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New York：Harper Collins，2013），pp.46-47.
[15] Mihaly Csikszentmihalyi，Creativity：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New York：Harper Collins，2013），pp.151-152.
[16] Mihaly Csikszentmihalyi，Creativity：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New York：Harper Collins，2013），p.45.
[17] Mihaly Csikszentmihalyi，Creativity：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New York：Harper Collins，2013），p.181.
[18] Malcolm Gladwell，Outliers：The Story of Success（London：Penguin Books，2008），p.19.（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中信出版社，2014。）
[19] Malcolm Gladwell，Outliers：The Story of Success（London：Penguin Books，2008），pp.79-80.
[20] Malcolm Gladwell，Outliers：The Story of Success（London：Penguin Books，2008），p.101.
[21] Malcolm Gladwell，Outliers：The Story of Success（London：Penguin Books，2008），p.55.
[22] Arnd Hoffmann，Zufall und Kontingenz in der Geschichtstheorie：Mit zwei Studien zu Theorie und Praxis der Sozialgeschichte（Frankfurt-am-Main：Vittorio Klostermann，2005），S.51.
[23] Arnd Hoffmann，Zufall und Kontingenz in der Geschichtstheorie：Mit zwei Studien zu Theorie und Praxis der Sozialgeschichte（Frankfurt-am-Main：Vittorio Klostermann，2005），S.143.
[24] Arnd Hoffmann，Zufall und Kontingenz in der Geschichtstheorie：Mit zwei Studien zu Theorie und Praxis der Sozialgeschichte（Frankfurt-am-Main：Vittorio Klostermann，2005），S.151.
[25] Arnd Hoffmann，Zufall und Kontingenz in der Geschichtstheorie：Mit zwei Studien zu Theorie und Praxis der Sozialgeschichte（Frankfurt-am-Main：Vittorio Klostermann，2005），S.56.
[26] Heiko Ernst，“Glück haben-Wie sehr bestimmen Zufälle unser Leben？” Psyc-hologie heute 4（2012），accessed 27 October 2017，https：//psychologie-heute.de/archiv/detailansicht/news/glueck_haben_wie_sehr_bestimmen_zufaelle_unser_leben_glueck_haben_wie_sehr_bestimmen_zufael.
[27] Heiko Ernst，“Glück haben-Wie sehr bestimmen Zufälle unser Leben？” Psyc-hologie heute 4（2012），accessed 27 October 2017，https：//psychologie-heute.de/archiv/detailansicht/news/glueck_haben_wie_sehr_bestimmen_zufaelle_unser_leben_glueck_haben_wie_sehr_bestimmen_zufael.
[28] Arnd Hoffmann，Zufall und Kontingenz in der Geschichtstheorie：Mit zwei Studien zu Theorie und Praxis der Sozialgeschichte（Frankfurt-am-Main：Vittorio Klostermann，2005），S.30.
[29] Michael J.Mauboussin，The Success Equation：Untangling Skill and Luck in Business，Sports，and Investing（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2），p.90.
[30] Michael J.Mauboussin，The Success Equation：Untangling Skill and Luck in Business，Sports，and Investing（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2），p.19.
[31] Rainer Zitelmann，Reich werden und bleiben：Ihr Wegweiser zur finanziellen Freiheit（Munich：FinanzBuch Verlag，2015），S.13-15.
[32] Robert Arnott，William Bernstein and Lillian Wu，“The Rich Get Poorer：The Myth of Dynastic Wealth，” Cato Journal 35，No.3（2015），p.2.
[33] Helmut Schoeck，Envy：A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66），p.285.
[34] Helmut Schoeck，Envy：A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66），p.285.
[35] Helmut Schoeck，Envy：A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66），p.285.
[36] Louis Schützenhöfer，Vom Charme des Scheiterns：Krisen für einen Neustart nutzen（Vienna：Verlag Carl Veberreuter，2011），S.38.
[37] Louis Schützenhöfer，Vom Charme des Scheiterns：Krisen für einen Neustart nutzen（Vienna：Verlag Carl Veberreuter，2011），p.38.
[38] Michael J.Mauboussin，The Success Equation：Untangling Skill and Luck in Business，Sports，and Investing（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2），p.123.
[39] Michael J.Mauboussin，The Success Equation：Untangling Skill and Luck in Business，Sports，and Investing（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2），p.16.
[40] Michael J.Mauboussin，The Success Equation：Untangling Skill and Luck in Business，Sports，and Investing（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2），p.125.
[41] Lucy O’Brien，Madonna：Like an Icon-The Definitive Biography（London：Transnorld Publishers，2007），p.49.
[42] Rainer Zitelmann，Dare to Be Different and Grow Rich（Mumbai：Indus Source Books，2012），pp.79-84.
[43] Rainer Zitelmann，Dare to Be Different and Grow Rich（Mumbai：Indus Source Books，2012），pp.202-223.
[44] Rainer Zitelmann，Dare to Be Different and Grow Rich（Mumbai：Indus Source Books，2012），pp.222-223.
[45] Arnd-Michael Nohl，Interview und dokumentarische Methode：Anleitungen für die Forschungspraxis，4th rev. ed.（Wiesbaden：Springer VS，2012），S.16-17.
[46] Guy Claxton，“Knowing Without Why，” The Psychologist（May 1998）.
[47]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Rules，Perception and Intelligibility，” in 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London：Routledge & Keg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