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集水池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决策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关于两个决策的故事。从时间上看，这两个决策并不是同时做出的，而且决策者都非个人。但为了简便，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决策压缩成一个简单的二选一的问题：我们应该建公园保护集水池，还是应该让它消失？虽然已经过去了两个多世纪，但当年那个决策带来的后果，至今仍影响着在这个社区生活和工作的纽约人。时至今日，那个犯罪活动猖獗的五点区已经变成了政府办公楼和普通商业办公楼聚集区；当地治安状况虽然大大改善，但也失去了往日的活力。设想一下，在曼哈顿下城有一片绿洲，面积可能与波士顿公园相当，里面有一个风景如画的池塘，池塘旁边是一座陡峭的山丘，其高度与周边的建筑物大致齐平。我们现在喜欢把过去那个“五点区时代”浪漫化，但如果市政当局没有填埋这个池塘，纽约黑帮也会在其他地方集结。地下微生物引发的房地产价格的突然下跌，对移民无疑是有吸引力的，而这也使得这座城市成为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中心。但除了“五点区”的低房价，还有其他力量推动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入。在人口和建筑方面，城市社区有着强大的革新能力，每隔几代就会彻底改造一次。但池塘一旦被填埋，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如果朗方的计划得以实施，那么时至今日，集水池公园完全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城市田园休闲区之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家广场——设计者同为朗方——每年吸引的游客数量达数百万。正规的城市公园的寿命很长，它们的存在时间可以超过城堡、公墓或堡垒。建立中央公园和展望公园的决策可以追溯到150年前，而这些决策至今仍让纽约人受益。另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这两座公园会继续存在，而且极有可能会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有一片类似于集水池的湿地在1574年被改造成了一座城市公园。当时，巴拉哈斯伯爵将沼泽地里的水引入灌渠，然后就地修建了散步场所，并种下了成排的杨树。同很多类似的城市空间一样，这座公园在20世纪70年代也经历过至暗时刻，成为毒品和犯罪的温床，但今天，它又繁荣兴盛起来。在近500年的时间里，无论这座城市如何变化，公园的边界都没有变。街道平面图成了它唯一的见证。
照此思路，你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填埋集水池是一个错误，是一个延续500年的错误决策。但事实上，这个错误的最终根源在于，拒绝朗方的计划和填埋池塘从来都没有形成决策。相反，整个过程都处于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混沌状态。没有人故意污染淡水。集水池的消失是一个典型的、教科书般的公地悲剧案例。朗方的计划之所以夭折，并不是因为公民不想保护这个池塘，而是因为少数投资商目光短浅，对曼哈顿未来的发展缺乏远见。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21世纪的我们无法摆脱注意力难以长期集中的困扰。但事实上，在做决策方面，现在的我们是优于我们的先辈的。除非经过广泛的环境影响分析，否则这样一个对曼哈顿市区生态如此重要的地理要素，是永远不可能被毁灭的。利益相关方会被召集到一起，共同讨论土地使用的替代情景，并参与设计研讨会等群体决策活动。经济学家会计算当地企业的成本，或一座地标式城市公园带来的潜在旅游收入。与会者会以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为指导，即所谓的决策理论。该理论植根于经济学、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并形成了很多有助于长期决策的框架。对18世纪末的曼哈顿居民来说，所有这些资源都不存在。毋庸置疑，我们仍可以犯这种有着500年影响的决策错误，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工具和策略，可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做审慎的长期决策是人类为数不多的独有能力之一，科技创新和语言天赋亦归属其中。时下，我们越来越擅长做决策。我们在宏大选择中所展现出的智慧和远见，足以让200年前的那些城市规划者惊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