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7月，也就是在那些漂亮的房子开始出现问题，逐渐从原集水池地面沉陷大约10年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坐在大西洋彼岸，记述了一个间接改变未来科技史发展轨迹的决定。那年，达尔文29岁。在那之前两年，他结束了搭乘英国皇家海军勘探船“小猎犬号”（HMS Beagle）进行的传奇环球旅行。几个月后，他写下了关于自然选择的第一稿，但又过了20年，他才最终出版了自己的发现成果。达尔文在那个7月的艰难决定，是其成果延迟发表的至关重要的原因。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他的这个决定无关科学问题和物种起源。它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决定——它虽然与存在主义有关，但更具个人化色彩：我应该结婚吗？
在这个问题上，达尔文采用了时下我们很多人所认可的方法：在笔记本的两张对开页上，他分列两栏，写下了结婚与不结婚的理由。在“不结婚”的一栏中，他的理由如下：
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选择社交与规避社交
可以去俱乐部同聪明人士交流
不必拜访亲属，不必忙于琐事
养育孩子的开支与焦虑
可能的争吵
时间上的损失
晚上无法阅读
身体发福、闲散无事
焦虑和责任
购书等开支会减少
孩子多了就需要多挣钱（但工作太多对身体非常不好）
妻子可能不喜欢伦敦，结果就是放逐，然后堕落成懒散的、无所事事的笨蛋
在“结婚”的一栏中，他的理由如下：
孩子（如果上帝愿意的话）
对彼此感兴趣的、常年的伴侣（以及老年时的朋友）
挚爱的玩伴。无论如何比养狗强
家以及顾家的人
音乐的魅力和女性的絮叨。这些对健康是有益的，但同时也会浪费大量时间
我的天啊，如果人这一生就像工蜂一样忙来忙去，最终一无所有，那是我无法忍受的——不，不，决不能这样
设想一下，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伦敦一栋烟熏火燎、又脏又乱的房子里过日子
再设想一下，沙发上坐着温柔的好太太，一旁是炉火、书籍，可能还有音乐，等等
把这个情景同伦敦大马尔伯勒街的肮脏现实对比一下[4]
剑桥大学图书馆（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至今仍保存着达尔文的这套情感会计账目，但我们无从知晓他当时是如何权衡比较这些变量的。不过我们知道他最终的决定：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页脚潦草地写着“结婚、结婚、结婚，证明完毕”，还因为他确实结婚了——在写下这些论证理由6个月之后，他和艾玛·韦奇伍德（Emma Wedgwood）喜结连理。这场婚礼标志着一个新的结合的开始。这个结合给达尔文带来了很多幸福时光，但同时也导致两人发生了很多智力认知上的冲突，因为达尔文所持的、人们越来越难以理解的科学世界观同艾玛的宗教信仰是相悖的。
达尔文这种分列两栏的技巧可以追溯到早于他半个世纪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写的一封有名的信，即他给英国化学家、政治激进主义者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的回信。当时，普里斯特利就是否接受谢尔本伯爵的工作向富兰克林寻求建议，因为如果接受这份工作，他就得举家搬迁，从利兹搬到伯爵所在的巴斯东部地区。普里斯特利是富兰克林多年的朋友，所以在1772年夏末，他给当时住在伦敦的富兰克林写信，就这个重大职业寻求后者的意见。作为自我提升领域的大师，富兰克林在回信中并没有提供明确的建议，而是讲述了一种做决定的方法。
在这样一件对你如此重要的事情上，你让我给一点儿建议，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前提条件，我无法告诉你一个明确的结果。不过，如果你乐意的话，我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有些事情之所以很难决定，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考虑的时候，正反两方面的原因并没有同时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有时候，某个情景自己就会告诉我们原因，而在其他时候，别的情景则会告诉我们其他原因，这时前面的原因就会被我们忽略。因此，不同的目的或不同的倾向会交替占据我们的脑海，进而让我们陷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泥潭。
为了克服这一点，我的方法是拿出一张纸，在中间画一条线，把它分成两栏，一栏用来写赞成的理由，一栏用来写反对的理由。然后，在接下来三四天的考虑时间里，依照不同时间、基于不同动机而产生的不同想法，记下赞成或反对的理由。当把所有理由都罗列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全面权衡比较了。当我发现赞成一栏的某个理由和反对一栏的某个理由所占比重大致相当、可相互抵消后，我就把它们一起画掉；如果某个赞成理由所占比重相当于两个反对理由，那我就把它们三个一起画掉；如果某两个赞成理由所占比重相当于某三个反对理由，则这五个会被一起画掉。这样一来，最终我会找到一个平衡点。在之后的一两天里，如果赞成和反对这两栏中都没有新的思考发现，那么我就会据此做出决定。
各个理由在决定中所占的比重虽然无法做到像代数量一样精确，但经过单独考虑和比较考虑之后，呈现在我面前的将是一个整体。我认为这可以让我做出更好的判断，可以让我少犯错误。事实上，这种等式决策方法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道德代数或审慎代数。[5]
同之后大多数以此为方法做出的决定一样，达尔文在论证自己“结婚与不结婚”时显然也没有完全利用富兰克林“道德代数”的复杂方法。富兰克林使用的是一种原始但却非常有效的方法，即权重法，他承认一些理由比另外一些理由重要，并认为这是无可避免的。在富兰克林的方法中，权衡比较阶段跟最开始的正反理由列举阶段同等重要。但在达尔文那里，各个理由的权重分配更多的是基于直觉判断，比如从长期看，他认为养育孩子比“可以去俱乐部同聪明人士交流”重要。仅从数字上来看，在达尔文的两难困境中，反对理由比赞成理由多了5个，但他脑海中的道德代数却做出了一个一边倒的决定——结婚。
在个人生活或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列过这样的正反理由清单。（我记得上小学时，父亲就在黄色记事簿上教过我这种方法。）然而，富兰克林的权衡做法——画掉所占比重大致相同的正反理由——已经被抛到历史的故纸堆中了。按最简单的形式看，正反理由清单无非就是罗列各种理由，然后看哪一栏的理由更多。但无论你是否运用了富兰克林更高级的技巧，正反理由清单仍是经常被教授的、用于做复杂决策的少数方法之一。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门教我们如何做出艰难选择的“科学”已经停滞发展两个世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