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艰难决定时，我们每个人都会依赖某种形式的心理地图。有时候，这是实实在在的地图。在阿伯塔巴德发现神秘建筑物之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the 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简称NGA）开始解读该建筑物的卫星情报，并将该建筑物及其周边建筑转化为三维计算机模型。[1]最终，依赖该分析，NGA打造了一个牌桌大小的实体模型，并配以细致入微的墙壁、窗户和树木（NGA甚至用一辆玩具车代替“科威特”的白色吉普车）。事实证明，在全面掌控建筑物内居住者的问题上，这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工具。在最终决定以何种方式攻入该建筑物的方式上，它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关键变量被忽略了，而这一疏忽几乎让整个行动功亏一篑。
有时候，这些地图更为抽象。我们在大脑中建立了一个情境模型，并标示出所有的“螺纹状压力”。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心理地图是两者兼具的。在谋杀案的审判中，陪审团的决定可能涉及犯罪现场的实体地图，以及涵盖其他所有证据的抽象地图。发布一款新产品的决定可能包括涉及所有潜在销售区域的地图，以及涵盖产品生产复杂性的抽象地图。
为一个艰难的决定绘制地形图通常是我们做决定的第一步。我们先标示出涉及该决定的参与者以及该决定的后果。就华盛顿案例而言，这包括英国人的军事力量和华盛顿一方的革命力量等。我们模拟了影响参与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实际力量或情境力量：长岛和曼哈顿的地形地貌、天气，以及部署在克林顿要塞的火炮的射程。我们评估了可能影响关键角色行为的心理状态或情绪状态：美军待遇低下、装备不足，这导致士气低下，以及豪将军发起突袭的意愿。在艰难的决定中，从范围上讲，这样的地图需要涵盖一切因素。就华盛顿的选择而言，他需要考虑豪的个人心理，自己所辖部队的整体情绪状态和武器的技术实力，导致纳撒内尔·格林病倒的“露营热病”及其日益增长的人身威胁，大陆会议向他传达的保卫纽约的指令，由于缺乏主权财富支撑而导致作战部队面临的财务压力，以及更广阔的、关于前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之间冲突的历史潮流。
华盛顿在布鲁克林会战中的决定具有其他大多数集体决定所不具有的重大意义：它不仅涉及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还关乎一个新生国家的命运。但实际上，他所构建的心理地图，同我们面临更平凡的决定时所构建的心理地图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两种地图都需要模拟覆盖全谱经验的多变量体系——从我们同事的内心情感生活到我们周边社区的地形地貌，从我们的政治世界观或宗教信仰到财务限制或机会等平凡的现实因素。同任何形式的导航一样，开启艰难决定之旅的最佳方式，就是拥有一张可以作为向导的好地图。但绘图并不等同于做决定。地图最终显示的应该是一组潜在路径，即基于整体系统内各变量考虑后而确定的潜在路径。至于选择哪一条路径，则需要其他工具帮助。
从这一意义上讲，绘图是决策过程中确定分歧与多样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阶段，你要寻求的不是共识，而是要尽可能地扩大各种可能因素的范围（并最终增加决策路径的数量）。绘图的挑战在于，我们如何跳出对当前事物的直觉感知的窠臼。我们的大脑天生倾向于窄带解读，进而将全谱压缩成一个主导声部。认知科学家有时候称这种现象为“锚定”（anchoring）。在面临一个涉及诸多自变量的决定时，人们倾向于挑选一个锚定变量，然后基于这个要素做出决定。锚定变量并不固定，它具体取决于你赋予它的决策值：在杂货店的购物通道，有的顾客将锚定变量定为价格，有的将其定为知名品牌，有的将其定为营养价值，还有的将其定为环境影响。在一个以微观选择为特征的世界里，压缩声谱被证明是一个完美的适应性策略。比如逛超市时，你不想为你买的每一件物品建一张复杂的全谱地图。但对于那些影响可能会持续数年的决定，扩大我们的视角是有意义的。
决策理论家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可用于描绘这类全谱选择的工具：影响图。利用可视化工具绘制复杂决策图，有助于如实阐明问题的复杂性。影响图被广泛应用于环境影响研究，而填埋集水池的决定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方法。它有助于实现连锁效应——或称“影响路径”——的可视化。在做出艰难决定后，连锁效应或影响路径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假设一群环境规划者穿越时空，于1800年左右来到曼哈顿，并就这座城市所面临的有关集水池的未来的难题绘制一张影响图。简单版本的示意图或许如图1.1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这样一张简单的示意图，也展现出了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从生物学上的微生物到房地产市场，从疾病暴发到建筑物的结构损害。在填埋集水池的决定上，如果缺乏对未来影响的清晰认识，那么这个决定最终或许会成为两种相互竞争的价值体系的直接对决：亲自然派和亲经济发展派的对决。你可以建造一座美丽的公园，里面有清洁的水和野生生物，让它成为喧嚣的城市里的天然绿洲；你也可以填埋池塘，为这座城市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新的庇护所，并在这一过程中让房地产开发商赚取一部分钱。但影响路径极少会呈现直线运行态势。集水池的填埋或许会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因为这里要建成新的住宅区，但从长期看，建造公园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中央公园西区现在的房价就是例证。
图1.1 填埋池塘的影响图
在这座城市填埋集水池之前，没有人费心去画一张影响图，因为早在两个世纪之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概念工具，还无从依据这样的条件去设想一个决定。不过现在不同了，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工具，它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决策规划之中。但我们很少停下来，看看它带给我们的实实在在的利益。
在牙买加山口东北部几英里处，也就是在距离今天皇后区的牙买加街区不远的地方，坐落着全纽约市最大的湖——草原湖（Meadow Lake）。位于大中央公园大道和范怀克高速公路之间的草原湖，原本是一片盐沼湿地，1939年兴建世界博览会场馆期间，它才被改造成湖。但最近几十年来，每到温暖时节，湖面上就会出现厚厚的一层黄绿藻。由此，湖中的氧气大大减少，无论是水里的鱼还是附近的居民，都面临健康风险。2014年，受曼哈顿岛周边江河治理成功经验的启发，纽约市和纽约州的诸多机构决定将治理重点转向市内湖泊。为修复草原湖的生态环境，使之成为一个既有利于野生生物生长，也有利于人们休闲活动的场所，工作人员首先需要绘制影响路径，确定水藻大面积滋生的原因，并全面考虑改变这些路径可能产生的影响。他们发现，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于1992年发布的一项规定，强制该市在饮用水中添加磷酸盐，以降低水供应中的铅含量，而部分磷酸盐由此流入草原湖中。磷酸盐是水藻的关键营养物，也是草原湖湖面水藻大面积滋生的主要原因。暴雨期间，周边公路的地表径流水还会把氮带入湖中，导致水藻进一步泛滥。即便是附近烧烤用的煤炭，也被遗弃湖中。
最终，纽约市决定将部分水域恢复成它原来的样子：在湖的东岸种植成片的湿地植物，并以此作为天然过滤系统，滤除导致水藻大面积滋生的磷酸盐和氮等营养物。（此外，纽约市还建立了景观式的生物截流系统——“生态洼地”，以拦截公路的地表径流水，避免其流入湖中。）结果，这片栖息地被彻底改造成了一个理想的休闲场所，而先前因氧气供应不足而几近窒息的鱼类也重获新生。就在几年前，湖北岸新开了一家游船租赁公司。如今，纽约人泛舟湖上，整个夏天都是碧水荡漾的时节。
草原湖的生态恢复需要全谱地图，需要对问题做全面分析，并据此确定问题的解决路径。它迫使规划者思考氮和磷酸盐的单分子层。它还迫使规划者思考黄绿藻的营养循环、湖中的鱼的氧气需求、城市公路的交通运输通道，以及人类活动造成的偶发性污染，比如在某个夏日周末举办的炭烤汉堡派对。这是一张难以绘制的复杂示意图，但那并不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放到几十年前，这样的示意图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肯定的是，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在修建大中央公园大道和范怀克高速公路时并没有考虑到黄绿藻和径流氮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就该系统绘制一张涵盖所有敏感性因素的示意图。那些泛舟草原湖上的游客可能并不清楚这种决策进步，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湖里的水看起来比几年前干净多了。但湖水生态修复的背后体现的是我们在环境规划领域的决策能力的提升。在做富有远见的决定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们能够做出更好的决策，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更广泛的影响因素。